防止“调查成灾”

一、“调查成灾的一例”

1961年年初，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党中央和作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兴调查研究”的号召，得到了全党的积极响应。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个别地区和单位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1960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工作人员下放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劳动。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就一些机关、学校人员到工厂作调查的情况写了一份材料（以下简称材料），1961年5月12目，以《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为题，上报中央。材料指出：在这些调查研究中比较普遍地存在着“十多十少”的问题：（1）一般干部挂帅的多，领导干部挂帅的少。（2）漫无边际的多，充分准备的少。（3）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层的少。（4）昂首望天的多，当小学生的少。（5）晃晃悠悠的多，参加劳动的少。（6）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7）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8）干干净净的多，满身油腻的少。（9）带走的东西多，留下的东西少。（10）“十月怀胎”的多，“一朝分娩”的少。（参见《建国以来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506页）

5月28日，批阅了这份材料，并给材料拟了一个新题目——《调查成灾的一例》。批改调研材料，给材料冠以更加准确、醒目的标题，以引起全党的注意，是的一个重要领导方法。何者谓“灾”？《春秋公羊传》解释为“大者日灾”。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规模不可谓不大，如果不注重科学的调研方法，定然达不到预期效果，只能是劳民伤财，引起反感，脱离群众，造成灾难。因而，没有把材料所列现象看作是个案问题，而认为这是影响大兴调查研究的重大问题。批示，将此材料印发正在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同志，“同时印发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党的文献》2013年第3期，第29页）。仅仅这样，似乎觉得还不够。过了两天，5月30日，对这个材料再次作出批示：“此件，请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门各党组，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一直发到县、社两级党委，城市工厂，矿山、交通运输基层党委，财贸基层党委，文教基层党委，军队团级党委，予以讨论，引起他们注意，帮助下去调查的人们，增强十少，避免十多。”（同上，第29页）

二、不注意政策、态度和方法，调查成灾难免

对于调查研究，曾讲过两句至理名言：“一，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二，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67-268页）调查是获得发言权的必要条件，用科学正确的方法进行调查是获得发言权的充分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同等重要。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满足了必要条件，但如果缺乏正确的方法这一充分条件，仍然得不到真实的情况，这正是高度重视这份调查材料的原因所在。因此，还对材料进行了修改，并加写了一些重要内容。他强调指出，“在未经过派出的机关、党委对他们进行严格训练，对政策、态度和方法等方面反复讲明，并有一个强有力的组长以前，出毛病，闹笑话，成灾难，一定是难免的”（《建国以来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1月版，第505页）。他还特别要求“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党的文献》2013年第3期1第29页）。批示中，用极其严厉的口气告诫那些犯同样错误的调查人员，“如果还是如同下去长辛店铁道机车车辆制造工厂做调查的那些人们，实行的老爷式的使人厌恶得透顶的那种调查法，党委有权教育他们。死官僚不听话的，党委有权把他们轰走”（同上第29页）。他指示。将这个文件作为训练调查组的教材。

对一个调研材料进行批改，重新拟定题目，三天之内，接连作出两次批示，从批发给中央及其各部各党组，到一直发到基层党委，从印发给党政机关，再扩大到财贸、文教、军队党委系统，这在的领导实践中是不多见的，足见他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

三、掌握调查方法，防止调查成灾

在看来，材料所列举的调查研究的弊病，都是他一贯反对和强调避免的。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有一系列完整、系统、准确的论述，防止“调查成灾”，就是要在实践中全面贯彻这些方法。

领导干部要亲自作调查研究。历来主张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负主要责任的领导干部要亲自作调查研究。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他在《反对本本主义》、《兴国调查》等文中就提出：“凡担负指导工作的人，从乡政府主席到全国中央政府主席，从大队长到总司令，从支部书记到总书记，一定都要亲身从事社会经济的实际调查，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因为二者是两回事。”（《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7页）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182页）1961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向全党重提《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评论道，“那里提出的问题是作系统的亲身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的调查”（《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1页），“我们那个时候得到经验了，知道不能单靠书面报告！”（同上，第260页）执政后，党所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肩负的任务更为艰巨，也就更为强调调查研究，特别是领导干部亲自做调查研究。听汇报，看材料是调查研究的一个方法，并没有否认这一方法，只是认为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更为重要。“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自己到处跑或者住下来做一个星期到十天的调查，主要是应该住下来做一番系统的调查研究”（同上，第253页）。领导干部浮在上面听取的汇报，阅看的材料，往往由于层层润色而造成信息失真，因此，“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同上，第253-254页）。“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同上，第252页）。不仅如此，还“要教会所有的省委书记加上省委常委、省一级和省的各个部门的负责同志、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做调查研究”（同上，第234页）。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前提和基础，浮在纸面上的汇报材料即使再生动，再优美，都很难令人感同身受，而那些添油加醋，甚至弄虚作假的材料更会对领导干部造成重大误导。只有通过亲身的调查研究，牢牢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所作决策才会真实可靠。

调查研究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甘当小学生的态度。调查研究要求领导干部走出机关，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真实情况。在这一过程中，要求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要有眼睛向下的决心和甘当小学生的态度，杜绝高高在上，昂首望天。只有谦虚谨慎才能联系群众，才能深入群众。他教育领导干部：“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9-790页）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同上，第790页）。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出现群众不讲真话的情况，不能怪群众，只能怪领导干部自己没有放下身架，平等待人。要求，领导干部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83页）。态度决定调查研究的成效。调查研究的对象是群众，领导干部不能平等待人，群众和领导干部就会有隔阂，就不会讲出真实的情况。他以自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兴国和长冈、才溪两乡向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调查为例，深有感触地说，这些人。“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90页）。地不畏其低，方能聚水成海。人不畏其低，方能孚众成王。除却消极的封建等级观念，此语倒是颇能形象解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群众路线的真谛。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做学生，自然是谦虚谨慎、毕恭毕敬，不如此，便不能从群众那里得到半点知识。

调查研究的过程中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领导干部这种平等的态度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只有真正实现“三同”，群众才能够真正体会到干部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平等相待，才愿意全力支持和积极配合，才能够无所拘束地讲出真实情况。革命战争年代，党长期处于农村的环境中，几乎天天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执政后，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客观上减少了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条件，久而久之就容易造成脱离群众的危险。领导干部到基层调查研究。出现“晃晃悠悠的多，参加劳动的少；吃小食堂的多，吃大食堂的少；住招待所的多，住工人宿舍的少；干干净净的多，满身油腻的少”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因而，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以工业部门为例，“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38页）。领导干部与群众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是断然调查不到真实情况的。

调查研究要做周密详细的准备，切忌漫无边际。调查研究切忌毫无准备，漫无边际。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直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同样。他也坚决反对没有充分准备就盲目作调查研究。以开调查会为例，提出要事先花费充足时间准备调查提纲，开会时按纲目发问。“所谓‘调查纲目’，要有大纲，还要有细目，如‘商业’是个大纲，‘布匹’，‘粮食’，‘杂货’，‘药材’都是细目，布匹下再分‘洋布’，‘土布’，‘绸缎’各项细目”（《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17页）。在开会前要准备好几个备选方案，跟被调查的人讨论、研究，到底哪个方案好。“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同上，第116页）。参加调查会的人员，需要调查人根据调查的内容进行选取。原则是要请那些能深切明了社会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同上，第116-117页）总之，作为调查的主持者要考虑周全，邀请的人员要有代表性，以保障调查结果的全面性。开调查会的人数要依调查人的情况决定，那种善于指挥的，可以多到十几个人或者二十几个人；指挥能力欠缺的可以少到些。这些都需要调查人事先心中有数，提前准备。为了保证调查的全面、真实、准确、科学，“调查的人要不怕麻烦”（《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67页），充分地收集、占有各种相关报纸、刊物、书籍等材料，“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62页）。当然，相关材料搜集得越多越好，“但并不是全部采取，而只是采取最能表现特点的一部分”（同上，第382页）。调查研究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任何贪图享受和走捷径的想法和做法是一定做不好的。领导干部要想获得真实情况，一定要精心谋划，细心准备，深入实践。否则，即使是深入基层，也必然是盲人摸象，走走过场，上演串串门、认认人、照照相、招招手等群众深恶痛绝的形式主义。

在详细占有调查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分析与综合，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予解决的办法。调查研究不是目的，它是为了解决问题而采取的方法和手段。曾对二者作过形象的比喻，“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0-111页）。“十月怀胎”完全是为了“一朝分娩”。他始终强调调查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不为解决问题的调查研究毫无意义。民主革命时期，对“社会经济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同上，第113页）。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年代里，和高级干部相约，“搞点副食品基地的调查研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为了报表”（《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3页）。调查研究仅仅停留在收集资料上，有调查而无研究，就不会形成思想和观点，“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到了许多新奇的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3页）。因为“这种调查结果是无益于实用的”（《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59页），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充分地占有材料可以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但是还不能最终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还需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工作和研究工作，这就是分析的过程”。“这里所讲的分析过程，是指系统的周密的分析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调查者要进行更加艰苦的工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在这个基础上，“综合起来，指明问题的性质，给以解决的办法，这样，就不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能济事”（《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39页）。具体到一个单位去做调查，就要了解工作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建国以来文稿》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10页）。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出现“带走的东西多，留下的东西少；‘十月怀胎’的多，‘一朝分娩’的少”的弊病。

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掌握正确的方法，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至关重要。学习并正确运用科学的方法，调查研究就会事半功倍。反之，不懂得方法，或者方法不对头。调查研究就会事倍功半，抑或徒劳无功，甚至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更为严重的是会导致脱离群众，失去民心。在全党上下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今天，重温关于“防止调查成灾”的思想和一系列有关调查研究方法的论述，对于克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为强烈的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作风问题，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