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务劳动时间、家务决策权与妇女社会地位关系探讨

摘要：男女两性社会地位的平等不仅体现在职场上具有同等的劳动机会和同样的劳动回报，而且体现在家务劳动时间的分配和家庭事务决定权的大小上。基于第3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统计数据，相关分析表明：经济越发达、占有资源越多的城市已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越短；教育年限越长、初婚和1980年后出生的已婚女性，家务决策权越大。要彻底改变女性的家庭弱势地位，提高女性社会地位，就必须加强政府支持力度，进一步强化社会干预，实现女性由集体赋权向个人赋能转变，建立适应妇女群体特征的社会工作制度。

关键词：家务劳动时间；家务决策权；妇女社会地位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4-0129-07

一、前 言

国内外一直存在女性“走出去”和“回归家庭”的争论。工业化早期，社会主张女性要独立就必须走出去，以摆脱男性的束缚和控制；近年来，女性因需承担小孩抚养和教育而被要求回归家庭[1]。可见，女性的社会地位因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而呈现出周期性的变动[2]，并且女性始终面临着平衡家庭和职业的困境。事业、家庭不能兼顾的处境实际上也折射出了女性社会地位与家庭事务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也是研究女性社会地位不同于男性社会地位的特殊所在。

长期以来，妇女解放运动领袖和妇女研究人员倾向于将参加劳动生产作为提升妇女社会地位和摆脱家庭依附地位的重大举措，认为要实现女性的自强独立，离不开扩大劳动生产和增加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的机会。随着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中国的工业体系和市场经济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女性就业人口， 2010年第3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从事有收入的工作或劳动的广东已婚妇女占68.3%。按照现代化理论，女性参加劳动生产的比例和结构将会更好地促进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家庭事务决策权的增大。但2010年第3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表明，已婚妇女家庭地位满意度为84.7%，认为已婚女性社会地位比男性地位高的只有1.5%，已婚女性与男性社会地位相差不多的占44.2%。可见，参加劳动生产比例的提升并没有显著提高已婚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评价。既然已婚女性普遍参加劳动生产并没有带来女性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改善，这意味着已婚女性增加有酬劳动时间的比例和提高自身收入水平并不能有效解决女性社会地位弱势和家庭地位偏低的社会事实。

某种程度上，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庭事务决策权是反映和体现女性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高低的重要指标。家务劳动时间越长，女性用于生产劳动的时间则越短，女性经济收入能力可能会越差，资源拥有规模也越小，相应的，女性的家庭事务决策权也越小，从而导致社会地位降低。因此，通过研究和分析已婚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庭决策权的大小，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女性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的作用机制，也可以让我们进一步从家庭内部了解已婚女性社会地位的决定路径和影响因素。本文借助2010年第3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详细分析，并为改进广东已婚妇女社会地位和家庭地位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和具体策略。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自农业社会以来，中国性别劳动分工一直呈现出明显的等级制和两性分化趋势，男性主要从事劳动生产和对外交往，女性主要从事家庭生产和对内管理，这种传统的性别劳动分工造就了中国已婚女性的家庭地位弱势和社会边缘化。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已婚女性参加劳动生产的比例越来越高，经济收入能力越来越强，相应的，传统的性别劳动分工方式理应有所松动，两性社会地位也应日趋平等。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庭事务决策权是反映和体现已婚妇女家庭地位高低最重要的指标，也是衡量女性社会地位和性别权力最关键的要素。随着广东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女性家务劳动时间逐渐缩短，家务决策权将会提高，女性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也会不断提高。

（一）功能论与女性社会地位

在功能主义视野下，任务和权力的分配是不言而喻的，家庭也一样。家庭需要承担两种功能：一种是劳动功能，家庭需要与其他社群和自然发生联系，以便获取资源转化为家庭成员的生活、生产和情感的需要，同时家庭也需要制定目标和设定生产方向；另一种是情感功能，家庭需要保证成员的凝聚力，要整合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确保家庭成员形成规范性和一致性[3]。女性因为生理特点容易成为情感型领导，男性则容易成为工具性领导，这一性别角色分工既是家庭生活和社会生产的产物，也是男女两性成功的因素。

虽然功能论基于劳动生产的角色分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功能理论显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比如，男女两性的社会分工随着结构变迁和阶级变化，并不必然呈现出严格的性别差异，且功能论的性别分工差异不具有普遍性和广泛性。现代化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大大缩短了家务劳动总时间，直接或间接减少了女性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支出；此外，服务业的兴起和家务劳动外包制普及也减少了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可见，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庭事务决策权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传统功能论的适应性就越弱。

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庭事务决策权的功能主义假设：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务决策权随着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呈现出反向变化，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已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越短，家庭事务决策权越大。

研究假设1：已婚女性家庭劳动时间从珠三角地区、东西两翼地区到粤北山区依次递减。

研究假设2：已婚女性家庭事务决策权从珠三角地区、东西两翼地区到粤北山区依次增强。

（二）资源理论与女性社会地位

资源理论主要讨论了家庭中权力拥有与家庭内部任务分配模式之间的关系。个人在家庭里面的权力大小与其所占有的资源多寡和资源稀缺性密切相关。当一个人占有的资源越多，其在家庭内部拥有的影响和改变其他成员行为的显在能力或潜在能力也越大；而当一个人拥有的资源对家庭具有强烈的稀有价值或不同一般的重要性时，其所具有的家庭权力也越大[4]。

虽然个人的家庭权力大小与资源多寡和资源稀缺性之间存在重要关联，但绝对地强调资源的数量决定家庭权力大小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在文化相对主义看来，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的权力大小还深受文化传统、文明习俗等规范因素的影响，不同的文明形态和文化形式会影响资源对家庭权力的作用方向和分布状态[5]。总的来说，不同于传统社会，在现代工业社会，家务劳动的分配情况更多地与夫妻双方的职业资源、拥有的时间和完成某一项任务的资历水平有关。

家务劳动时间与家庭事务决策权的资源理论假设：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庭事务决策权与女性占有的资源规模和总类有重要关联，占有资源数量越多和从事重要工作岗位的女性越有可能较少做家务和较多决定家庭事务。

研究假设3：女性职业地位越高，做家务时间越少，家庭事务决策权力越大。

研究假设4：在业女性相比非在业女性，其家务劳动时间少，家庭事务决定权大。

（三）网络理论与女性社会地位

家庭内部丈夫与妻子的角色分工还受夫妻双方的社会网络结构的影响[6]。当夫妻双方之间的关系网络越复杂、越密集，相互连接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强烈要求一致性和出现严格的角色分工，此时，配偶双方都可以在家庭外部找到不同的精神力量和支持纽带，建立各自独立的、互不重叠的社会支持网络。当外部的支持、互动和社交网络越密集，夫妻双方之间要求家务分工和家庭决策协商的可能性就越大，并且女性也越有可能将传统文化赋予其照看小孩、服务长辈的任务让渡或委托给市场或服务组织，从而有时间和机会去发展自己的职业选择自由权和决定权，增强自己在家庭内部的商谈权和决策影响力。

可见，关系网络对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影响深远，尤其是拓展性外部网络可以极大提升女性的人际交往能力、社会互动能力和资源动员能力，外部力量的强大反过来也会增强女性在家庭内部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家务劳动时间与家庭事务决策权的网络理论假设：外部网络可以拓展女性的自由择业权，增强女性的资源动员能力，并由此扩大女性在家庭中的商谈权力，进而对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和家庭事务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研究假设5：初婚女性比再婚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短，家庭决策权力大。

研究假设6：家庭出身较高的女性相比家庭出身较低的女性来说，其家务劳动时间短，家庭决策权力大。

研究假设7：1980年后女性较1980年前女性投入的家务劳动时间短，家庭决策权力大。

三、研究过程与模型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背景情况

以2010年12月1日为时点，在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的统筹策划和指导下，广东省妇联和省统计局组织实施了第3期中国（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健康、教育、经济、社会保障、政治、婚姻家庭、生活方式、法律权益和认知、性别观念和态度九个方面。调查采取抽样方法收集数据，按地区发展水平分层的三阶段不等概率（PPS）抽取样本。从广东省18至64岁男女两性公民中抽取有效样本2692份，其中男性为1412份，女性为1280份（其中已婚女性样本为1033份，未婚女性样本为247份），以问卷形式入户访谈。调查涉及21个地市、43个县区、 215个村居和3325个家庭户。

本文主要讨论已婚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家庭决策权与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因此只将1033份已婚女性样本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样本背景情况如表1所示。

此外，第3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还显示：女性平均每天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为174分钟，男性为58分钟，女性投入的家务劳动时间是男性的3倍；女性平均每天的有酬劳动时间为287分钟，男性为403分钟，女性的有酬劳动时间只占男性的71.2%。可见，女性从事无酬家务劳动的时间远远高于男性。

在家庭事务决策方面，40.3%的已婚广东居民表示丈夫和妻子在家庭中享有同等的实权，48.2%的人表示丈夫更有实权，表示妻子更有实权的比例只有10.6%；17.3%的已婚广东居民表示丈夫和妻子在家庭中承担的家务劳动差不多，认为丈夫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比例为6.8%，认为妻子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比例为75.5%；28.6%的已婚广东居民认为丈夫和妻子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同等重要，64.3%的被调查人员认为丈夫对家庭经济的贡献大，认为妻子对家庭经济贡献大的只有6.6%。可见，在家庭事务决策方面，认为夫妻双方在家庭中具有同等实权的比例为40%，认为丈夫对家庭经济贡献较大的比例为64%，认为妻子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比例为76%。

（二）模型建构

本文的因变量有两个：一个是“已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属于连续变量，适合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另一个是“女性是否拥有家庭事务决策权”，属于二分定类变量，适合建立Logit回归模型。

已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回归模型为

（1）式中，自变量主要包括户口性质、受教育年限、收入、职业、在业情况、婚姻情况、家庭出身、出生年月等内容。

已婚女性是否拥有家庭事务决定权的回归模型为logit（yi）=β0+β1Ti+β2Ri+β3Ni+β4Si+μi

（2） （2）式中，自变量主要包括户口性质、受教育年限、收入、职业、在业情况、婚姻情况、家庭出身、出生年月等内容。

（三）变量说明

本文的因变量包括已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和是否拥有家庭事务决策权两项，自变量包括特征变量、地区变量、资源变量和网络变量四大类。具体的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情况详见表2和表3所示。

（四）模型分析

已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回归模型表明（见表4）：户口性质对已婚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有显著影响，城市已婚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显著低于农村已婚女性；相比粤北山区的已婚女性，珠三角地区的已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明显减少；在业已婚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显著低于非在业已婚女性。

已婚女性是否拥有家庭事务决策权的Logit回归模型结果表明（见表5）：教育年限对女性家庭事务决策权有显著影响，教育程度越高的已婚女性，其家庭事务的决策权力越大；初婚女性相比非初婚女性拥有更多的家庭事务决策权；父亲职业地位越高，已婚女性拥有家庭事务的决策权也越大；1980年后出生的已婚女性比1980年前出生的已婚女性享有更大的家庭事务决策权。

四、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基本结论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劳动者只承担劳动过程中的部分责任，而不参加产品生产的全过程就叫劳动分工[7]。家务劳动虽然属于无酬劳动，但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分配和分工上也跟劳动分工一样与权力、资源、文化规范等密切相关[8]。随着女性参与生产劳动时间的增多，以及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变迁，越来越多的舆论和研究都认为，家务劳动并不专属于女性，男性应该跟女性平等承担家务劳动，女性跟男性一样享有平等协商家庭事务决策权。本文利用第3期广东妇女社会地位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已婚女性承担家务劳动和参与家庭事务决策的问题，结果表明：

1.经济越发达、占有资源越多的城市，其已婚女性家务劳动时间越短

家务劳动时间越长，表明承担的家务活动越多。统计结果显示，社会网络对已婚女性缩短家务劳动时间和减少家务劳动没有影响，已婚女性对外扩展的关系网络没有增强她们在家庭内部的商谈权力，也没有淡化传统文化赋予其承担更多家务劳动的责任。现实生活也表明，社会地位较高的女性精英，即使已将大部分家务劳动外包，与自己丈夫相比，还是会花费更多时间用于家庭事务，比如子女学习、家庭清洁等。

此外，功能论和资源论都得到了部分证实。珠三角地区因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现代化程度较高，那里的已婚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要显著低于粤北山区女性。这可能跟经济欠发达地区家务劳动市场的社会化程度较低有关，也跟性别平等主义观念不普及有关。在业状态对已婚女性承担家务劳动有显著影响，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来源的已婚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要明显低于没有收入来源的已婚女性。可见，女性获取资源的能力越强，占有的经济资源越多，其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越短，承担的家务劳动也越少。

户口性质也对已婚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有显著影响。城市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要远远低于农村女性，这既跟生活方式、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用工方式等有关，也跟传统文化、社会规范有关。当前，农村地区大量的“留守妇女”不仅需要从事生产劳动，还要承担大量的家务劳动，再加上农村地区的生产劳动和家务劳动有时候很难严格区分，从而使得农村已婚女性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要远远高于城市已婚女性。

2.教育年限越长、初婚和1980年后出生的已婚女性，其家务决策权越大

家庭事务决策既可以塑造已婚女性的权利意识和参与能力，也可以体现女性的家庭地位和性别地位。统计结果表明，功能论和资源论均没有得到证实，不管是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地区的已婚女性，还是经济欠发达的东西两翼地区和粤北山区的已婚女性，经济发展水平都没有影响她们对家庭事务的决策权。也就是说，女性的经济地位和资源占有水平对已婚女性的家庭事务决策权没有显著影响。

网络论得到了全部证实。初婚女性比多次婚姻的女性拥有更大的家庭事务决策权，党政干部、企业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出身的已婚女性比其他家庭出身的女性拥有更大的家庭事务决策权，1980年后出生的已婚女性比1980年前出生的已婚女性拥有更大的家庭事务决策权。可见，外部拓展性社会网络，不管是先天的家庭网络还是后天的同辈群体网络，均可以提升已婚女性在家庭内部的商谈权力和参与决策能力。

此外，受教育年限越长，女性拥有的家庭事务决策权力就越大。这表明女性的人力资本的强弱，不仅可以增强已婚妇女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还可以提高已婚妇女的参与意识和行动能力。

总之，女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减少和家庭事务决策权力的扩大，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以及男女平等意识的普及。而减女家务劳动时间和提高女性家庭事务决策权需要做到：发展地区经济，提升妇女的经济参与能力；拓展妇女关系网络，提高妇女的社会参与能力；大力推进城镇化，实现农村妇女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不断提升妇女的人力资本。只有在上述几方面共同推进，才能真正改变女性的社会弱势地位，为建立平等、和谐的男女关系和夫妻关系奠定基础。

（二）政策建议

妇女联合会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枢纽性社会组织，不仅要代表和维护妇女利益，更要促进男女平等。通过维护妇女利益来促进男女平等，通过发展男女平等来保障妇女利益。缩短家务劳动时间可以极大地解放已婚妇女的家庭束缚和性别压迫，提高家庭事务决策权可以增进已婚女性的权力意识和参与能力，最终都有利于建立男女平等与性别和谐的现代社会。因此，妇女联合会应发挥自身优势和作用，从以下几方面提高妇女社会地位。

1.加强政府支持，强化社会干预

要加强政府部门、妇联组织和公益机构对女性的支持和帮助，政府部门就要通过立法和政策制定提供制度帮助。妇联组织作为女性权益的代表，要强化服务意识和行动能力。公益机构可通过公益活动和宣传教育等活动提高女性生活质量。发挥政府干预和社会干预就是要强化政府对发展妇女事业的责任意识，集中社会资源合力解决妇女问题，从而将自上而下的政府干预和自下而上的社会干预有效结合，建立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合作联动的妇女事业支持网络体系。

2.实现女性由集体赋权向个人赋能转变

与赋权强调制度建设以及政府直接干预不同，赋能主要强调通过教育或培训提升女性自助维权与持续发展的能力，它是一种间接干预。在具体手段上，赋权强调通过立法、政策等直接作用于妇女群体；而赋能的性质决定了政府的最佳角色是“人力投资者”，即通过拟定相关的培训政策，通过提升妇女的人力资本来间接保护妇女权益。当然，与赋权中政府一元主义角色不同，赋能往往需要集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不只需要政府资源，还需要其他个体或社会组织，比如社会工作者、NGO、工会等。在执行方向上，赋权属于自上而下，即具有强制性，往往不会考虑女性个体的多样化需求；而赋能则自下而上，更加尊重妇女个人的意愿和选择权，让她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是否接受培训或者再教育。在效果上，赋权更加注重结果公平，而赋能只注重机会公平。

3.建立适应妇女群体特征的社会工作制度

加强妇女事业管理和推进妇女事业建设，重点要建立和完善妇女社会工作支持制度，通过将社会工作引入社区，建立包括经济扶持、心理辅导、健康指导、教育培训和社会保障于一体的综合性社会工作体系。建立城市与农村对接的外出工作指导委员会，帮助农村妇女参与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着力推进妇女就业创业工作，提升女性的就业层次和劳动收入水平；建立面向城乡妇女的心理辅导和健康指导巡回工作小组，建立包括心理辅导室、健康体检室和技能培训室等在内的多功能社会工作活动室，提供城乡妇女社会参与和组织活动的公共场所；缩小男女两性在经济收入、社会地位、发展机会和公共管理上的差异和不平等，建立男女两性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常态化机制；大力发展公共托幼服务，为妇女平衡工作和家庭创造条件，调动各种资源和创造各种条件解决影响妇女社会地位尤其是农村妇女社会地位的各种关键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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