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思维等同于社交智慧?

克里斯托弗・科克尔在《大国冲突的逻辑―中美之间如何避免战争》中关于战略思维的论述，在全书中占有不少篇幅，且颇有耐人琢磨之处。尤其是他认为战略思维本质上是一种社交智慧，这在其他国际关系学著作中，似乎鲜有这一说法，起码是鲜有这样表达的。但仔细阅读下来，还是会给我们以启发。

对于大战略的本质，在科克尔看来，一言以蔽之，“大战略要评估哪些利益至关重要，哪些利益不是”。这似乎异常简单，但实际上却最不容易把握。在历史和现实中，把次要利益当作主要利益者有之；把眼前利益当作根本利益者有之；把所有利益都作为根本利益来争取者更有之；还有，虽然已经弄清了自己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却在实际行动中常常置诸脑后者，也为数不少。

而真正厉害的角色，则是那些始终明晰哪些利益是必须坚决维护，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的；哪些利益是需要尽量争取而又能够得到的；哪些利益是可以与对手谈判、协商，必要时甚至可以放弃的。以牺牲一些暂时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换取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利益、全局利益、根本利益，应该说是大战略的要旨。

而趋势分析是制定大战略的最佳方法。科克尔一方面认为趋势分析不具有预测性：“我们对它的方向和速度一无所知”；但另一方面他又充分肯定趋势分析在制定大战略中所具有的重要方法论意义。也许由于他是英国人的故，书中他不惜笔墨，详细阐述了20世纪初期，大英帝国是如何睿智地放弃了与崛起大国美国在美洲的争夺，而集中力量捍卫其在欧洲的利益，与另一崛起大国德国相抗衡的。他认为，这就是当时的英国政府首脑在分析了美、德等国的发展趋势，并结合英国的战略利益和实力走势所做出的正确决策。

同样，科克尔认为在重塑自己战略新优势方面，也还是20世纪初的英国做得好，当时它果断放弃均势战略，将头把交椅让给美国，从而使它能够在欧洲争得主动，最终赢得战争。相反，他认为奥巴马在提出亚太战略后并没有真正实行重点转移，高明的做法是，应该相应地减少对中东的军事投入，并与“重新强硬起来的俄罗斯达成某种共识”，运用俾斯麦善于纵横捭阖的谋略，这“或许会从中国手中夺走一张关键的战略牌”，重新获得战略优势。当前特朗普政府似乎正在这么做，我们应该有所警惕和应对。

除了前述观点，科克尔关于社交智慧的理论值得重视。科克尔指出，“社交智慧是大战略的第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具有高明的社交能力，才“可以帮助一国选择正确的敌人和正确的盟友”，而分清敌友无疑是国家立足和发展的首要问题。

要运用好社交智慧，就要克服“战略自闭症”。他认为一战前后的德国是患有“战略自闭症”的典型案例，它自我膨胀又自我封闭，结果却是“挥刀自宫”。科克尔又引用美国学者的看法，认为“中国也染有此疾”。并用勒特韦克的分析告诫中国，刚刚走进世界权力中心的国家要接受的挑战，正是“一个社会的社交智慧”。

他们提出当今中国面临的三个社交挑战，第一项是评估自己的实力。尽管现在是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生活水平还很低，并有陷入人口困境和经济停滞的可能，不能太过自信。否则，将很难做到知己知彼。第二项挑战是如何将实力转化成影响力。虽然在国外有400余所孔子学院，但中国文化还远没有被世界所接受，“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中国内核’”，这与美国的软实力相差甚远。第三项挑战是中国要学会与他国分享权力。在他看来，中国缺乏与别国密切合作的历史经验，只是最近才开始有一些建立多边机制的经历，而与伙伴国打交道，就要与人分享权力。

科克尔对中国非常了解，在这本书中，他就引用了多位中国学者的观点和议论。但他对中国患有“战略自闭症”的看法，我们仍然不能同意。事实上，在当代世界，正是中国，其开放的胸襟、开放的领域、开放的程度都堪称为最，我们的“一带一路”战略就是要走出去广交朋友，何来“自闭症”？但“他人之言，予忖度之”，对于其提出的各项挑战，我们仍应认真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