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橄榄型社会”的历史想象

“橄榄型社会”的含义非常丰富，它不仅仅是指居民的收入，还包括基本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如果把收入分配当作社会的全部，甚至把消费水平看作是中产阶级的标志，那么，就会把西方国家丰富的社会结构简单换算成为经济指标，然后以追求经济指标为目的，建设所谓的“橄榄型社会”。

在2010年4月出版的《求是》杂志上，国务院总理提出，“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这是国家领导人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橄榄型”分配格局的观点。

然而，“‘橄榄型’分配格局”被学术界不适当的扩大为“橄榄型”社会。一些学者在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时候，频繁地使用“橄榄型”社会结构概念，认为中国应当建立“橄榄型社会”。其实，在总理的文章中，“橄榄型”分配格局具有特定的含义，那就是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社会分配结构，而不是指整个社会结构。

按照传统的历史划分方法，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总和。社会结构不仅仅是指生产关系中的分配结构，它还包括生产力结构以及上层建筑的诸多要素。如果只看到收入分配结构，而没有看到社会结构的其他要素，那么，我们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很容易指鹿为马，转移话题。

不少学者把中产阶级与“橄榄型社会”联系起来，认为“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就是典型的“橄榄型社会”，这又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论断。亚洲开发银行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中，把每天消费2到20美元的人群称之为中产阶级，并且以此推算中国的中产阶级人口已经达到8.17亿。众所周知，在不同的国家乃至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由于收入水平不同，消费水平也有很大的差异。即使同一个群体，在不同时期消费水平也不一样。所以，仅仅以消费水平来定义中产阶级，完全是一种文字游戏。

“橄榄型社会”是一个通俗的比喻，它旨在追求社会收入的均等性。考虑到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可能实现完全的平均富裕，所以，人们退而求其次，把大多数人的富裕作为国家富裕的象征。这是一种统计学上的概括性比喻，它既没有实际的意义，也没有理论上的意义。部分中国学者之所以钟情于“橄榄型社会”，是因为这样的社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当人们的收人大体相当的时候，社会就呈现出稳定的状态，少数人的贫困与少数人的富裕不会影响多数人的生存状况。部分学者认为这样的社会结构是比较理想的社会结构。但是，这样的社会结构可遇而不可求。

“橄榄型社会”不仅仅是指个人收入，还包括国家的财政分配结构、社会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现代社会居民的财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个人的工资以及其他财产性收入；另一部分则是社会福利保障。如果仅仅看到个人的收入，而没有看到社会福利保障，那么，就会出现个人收入快速增长而幸福指数快速下降的现象。事实上，我国之所以不能被称为“橄榄型社会”，根本原因就在于，个人收入快速增长，但社会福利却在急剧下降。住房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不仅剥夺了普通居民基本的社会福利，而且侵蚀了他们的个人收入。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国家公共财政和社会保障体系中存在的弊病，那就很容易被个人收入的增长所迷惑，进而认为中国进入了“橄榄型社会”。亚洲开发银行报告的缺陷就在于，只看到了消费水平，而没有看到收入水平，错误地把消费水平当作收入水平，倒因为果，结果导致绝大多数中国人被称为中产阶级。

在西方发达国家，“橄榄型社会”具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第一，从生产方式来看，必须实行以销定产，根据居民的消费需求提品，并在此基础上重新配置生产要素。当年德国为了让大众消费汽车，政府提出了生产大众牌汽车的口号，让每一个普通德国居民都有能力购买属于自己的家用轿车。这种以满足多数居民日常消费为生产目标的生产方式，是“橄榄型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换句话说，从生产领域来看，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多数人的消费，而不是为了满足少数人的消费；从消费领域来看，政府提倡大众化消费，而不是少数人的消费。第二，从财政分配制度来看，国家以社会福利型的财政制度代替生产型的财政制度，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中的绝大部分用于提高普通居民的福利水平，政府不再谋求扩大投资，刺激经济发展。从西方国家财政发展史来看，进入20世纪的下半叶，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提高居民的住房、医疗和教育消费水平，政府不再承担生产性投资的义务。第三，从政治制度来看，国家在满足居民物质需求的同时，千方百计地满足居民的社会政治性需求，确保居民可以随时参与制定国家的大政方针，通过畅通的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在这些国家每个公民都有反映自己意见的合法渠道，他们不仅可以投票选举国家领导人，而且可以公开游行示威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精神层面或者政治层面的满足使得这些国家的公民不用担心自己被边缘化，不用惧怕因为丧失创造财富的能力而被国家所抛弃。

总之，“橄榄型社会”的含义非常丰富。要破除“橄榄型社会”的种种误区，就要更好地认清自己，从而为中国社会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

当前我国正处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的历史阶段，这个社会与工业化成熟国家的形态完全不同。在工业化国家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产业工人成为国家的主力。在工业化国家政府可以通过提高产业工人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社会福利，从而培养大量的中产阶级。中国社会正处在工业化的初期，大量的农业人口刚刚进入城市，他们的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政府的社会保障福利还没有覆盖这一部分群体。如果简单地套用西方国家的中产阶级概念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那必然不可行。

随着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我国必须加快城镇化速度，通过规模化经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可是，另一方面，政府必须充分考虑庞大的人口基数，不能盲目抛弃农业和劳动密集产业，使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失去自己的比较优势，陷入到就业压力与贫困压力之中。

曾经有中国学者提出，在分析中国社会结构的时候，把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区别开来，分别计算基尼系数，制定不同的发展政策。现在看来，这种观点过于屈从现实压力，没有考虑到社会公平发展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充分考虑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阶段，没有考虑农村人口进入城镇之后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那么，我们很容易被假象所迷惑，错误地以消费水平来计算所谓的中产阶级人口。

亚洲开发银行的错误就在于，根据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消费水平，简单地推算出中间人群的数量，而没有看到消费水平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也没有看到中产阶级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事实上，在一个相对宽松的区间之内，计算所谓的中产阶级并没有实际意义。假如继续放宽消费水平浮动区间，那么，中国将会有更多的中产阶级。

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是，既要重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所产生的严重社会问题，同时又要敦促政府千方百计地提高居民的福利，让居民在收入相对不公平的条件下，通过享受相对公平的社会福利，逐步缩小消费差距。通俗地说，在居民个人工资及财产收入差距相对较大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税收等方式，将一部分相对富裕居民的收入转化为社会福利，并且将这些社会福利平均分摊到居民身上，从而使居民可以共同享受社会发展成果。

当然，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是一个初次分配公平、再次分配公正、社会分配公开的分配结构。假如只看到某些群体收入增长的必要性，而没有看到社会整体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性，那么，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就会顾此失彼。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不公，其中既有垄断性经营因素在作祟，也有社会福利保障跟不上的原因。如果政府千方百计地削减特种行业、垄断领域职工的工资收入，而没有建立稳定的工资收入增长机制，那么，整个社会的发展就会向下螺旋――随着收入的非市场化调控，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越来越多，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干预越严重，社会资源配置就越不均衡，市场经济就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

关于“橄榄型社会”的历史性描述，充分反映出中国学术界的盲从性。在中国历史学研究中，曾经有学者把中国的社会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认为中国没有资本主义社会。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欧洲城邦国家的封建社会具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社会封建制度并不明显，汉代以后中央集权成为社会基本形态，因此，使用封建社会的标准来分析中国社会历史结构，完全方枘圆凿。同样道理，使用“橄榄型社会”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完全脱离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形态，没有看到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化过程中，中国所面临的特殊问题。中国当前一方面要增加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另一方面也要确保工业化过程中产业工人的实际收入水平不会下降，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财税制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只看到居民的表面收入，而没有看到财政税收制度的不合理，没有看到通货膨胀下居民所面l临的生存压力，那么，就不可能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真正提高居民的社会福利。坦率地说，中国要想实现社会的稳定，必须首先改变财政税收制度，否则，中国居民的表面收入增长越快，中国的通货膨胀也就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