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和观察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应用

摘要　亲子沟通研究主要采用量表测量和观察两种方法收集数据，通过对有关实证研究的综述，发现亲子沟通研究在测量工具发展和实验任务创设与分析方面存在理论基础薄弱、工具建设缺乏理论指导、数据编码与整理思路不清晰等问题，未来的亲子沟通研究应在这些方面有所改进和突破。

关键词　亲子沟通；对话定向；服从定向；沟通能力

分类号　B844

亲子沟通指家庭中父母与子女通过信息、观点、情感或态度的交流，达到增强情感联系或解决问题等目的的过程。它作为儿童社会化的一个具体形式和重要途径，成为一个被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所共同关注的主题。早期的亲子沟通研究不是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而仅作为传播学中一个应用在家庭成员身上的研究主题。因此，早期研究缺乏对亲子沟通的专门界定，通常采用行为科学中对人类沟通的一般定义，认为沟通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之间传递信息的过程，是以传递感受、态度、实事、信念和想法为特征的社会互动过程。亲子沟通研究中最常使用的收集数据的方法有两种：量表或问卷法、观察法。其中，采用量表或问卷进行的研究通过自陈量表考察被试在某些沟通测量指标上的得分，研究者据此概括出被试家庭中稳定的、抽象的沟通特征和模式。而采用观察法进行的研究则通过对若干亲子沟通过程的观察，归纳出核心的研究变量来描述亲子沟通的一般模式(Dailey,2008)。下面将分别介绍这两种方法在探究亲子沟通的稳定沟通模式过程中的应用和发展状况。

1　亲子沟通研究中测量方法的使用与发展

应用量表和问卷进行的亲子沟通研究，其研究内容和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相应理论框架及测量工具的发展。本文就以亲子沟通研究中的主要测量工具及相应理论框架的发展为主线来综述测量方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使用情况。早期亲子沟通研究缺乏独立的概念体系导致这一时期研究工具的理论基础相对薄弱，而且所谓的理论，大多只是作为测量工具编制基础的简单理论构念而已。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测量内容界定不准确，影响测量效度。例如，1969年由Bienvenu(1969)编制的家庭沟通调查，其项目主要来源于以往亲子关系研究涉及的变量及作者有关家庭心理咨询的实践经验。调查大致包括如下五个部分：(1)父母的批评、挖苦和缺乏信任；(2)信息的倾诉与分享；(3)感受的表达、倾听和语调；(4)父母的尊重、表扬和肯定；(5)父母的期望和理解。虽然该量表几乎是最早出现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完整测量工具，但对其项目进行内容分析之后，我们发现问卷的31个有效项目中，近一半实际测量的是教养行为与期望。可见，最初的亲子沟通研究在理论框架建构和测量工具发展两方面都不够完善。

亲子沟通早期研究中一个重要的测量工具是由传播学者McLeod和Chaffee(1972)编制的家庭沟通模式量表(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FCP)。虽然这一量表及后来的修订版量表都冠以家庭沟通的名称，但实际上，量表编制者和众多使用者都以家庭中的代际沟通，即亲子沟通为研究对象，因此其家庭沟通概念、相应理论观点的提出及测量工具编制都是围绕亲子沟通展开的。McLeod和Chaffee(1972)认为，亲子沟通模式对儿童信息加工方式有重要影响并决定儿童对传播信息的加工方式。他们提出家庭中稳定的亲子沟通模式可以由概念定向(concept-orientation)和社会定向(socio-orientation)两个维度描述。其中，概念定向指在亲子沟通中沟通者强调对概念和观点的分析，并以此作为判断行为合理性的依据而社会定向指沟通中信息或观点提出者的社会角色及其与儿童的关系在信息加工中起较大作用，可能影响后续的行为。与此观点相对应，其家庭沟通模式量表也以这两个维度描述亲子沟通。概念定向得分较高表明在沟通中儿童更重视对概念和观点的加工；社会定向得分高意味着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对儿童信息加工影响较大。这一工具被广泛应用到传播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研究中，如Blandon和Volling(2008)考察了亲子沟通倾向与儿童服从行为的关系。

1990年，Ritchie和Fitzpatrick(1990)提出，由于学科兴趣的限制，McLeod等人的量表不能从整体上描述亲子沟通模式，因此他们对这一工具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家庭沟通模式量表(Revised Family Communication Pattern，RFCP)仍由两个维度构成，只不过维度名称稍有改变，分别称为对话定向(conversation orientation)和服从定向(conformity orientation)。其中对话定向的沟通指父母鼓励儿童表达自己的观点，容忍亲子之间的观点分歧；而服从定向的沟通则强调儿童对父母的服从。可见，Ritchie和Fitzpatrick所做的修订仅仅是针对量表项目表述和维度名称的调整，其修订工作并没有突破原来McLeod和Chaffee所设定的两大维度的理论框架，也没能超越亲子之间服从与被服从关系的基本理论假设。

尽管如此，这一量表仍被国内外致力于亲子沟通研究的心理学工作者广泛采用。根据对话和服从定向两个维度的得分高低还可将家庭沟通划分为4种类型：高对话一低服从型、高对话。高服从型、低对话一高服从型和低对话，低服从型。这种清晰的“两维度四类型”的分析模式也受到很多研究者的青睐，让这一工具广泛传播。而且，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两种定向的沟通模式能有效区分和预测个体的人际交往能力和认知复杂性(Koestcn & Anderson，2004)；同时，4种亲子沟通类型的儿童在亲子冲突解决策略(Shearman & Dumlao，2008)和压力应对策略的选择上(Vashchenko，Lambidoni， & Brody，2007)存在显著差异。

除了以上两个理论观点明确、测量工具结构较清晰的亲子沟通量表之外，还有研究者根据自己研究所需编制了其他一些测量工具。例如。Lucchctti和他的同事(Lucchetti，Powers， & Love，2002)编制了亲子沟通理解量表(Child-Parent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Scale，C-PCA)，侧重考察亲子关系在沟通中的表现；McCarty和Doyle(2001)编制了亲子沟通量表(Parent-ChildCommunication Scale)在亲子沟通总体状况之外专门加入测量儿童沟通行为的项目。但是，这些工具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即工具的编制和使用大都就事论事，缺乏深刻的理论思考，未能提出专门的理论观点或找到相应的理论基础。例如，McCarty和Doyle(2001)仅提供了量表的测量常

模资料，还未针对量表背后的理论观点和理论框架建设进行介绍和说明。这可能导致工具所使用概念(如“交流开放性”“交流技巧”“情感表达”)和测量维度都因缺乏专门界定和说明而被误解、误用，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这些测量工具的传播和推广。

采用测量方法进行亲子沟通研究的研究者中，另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以家庭功能研究著称的Olson及其同事。Olson以其家庭功能理论为基础先后编制了两个与亲子沟通有关的测量工具(Galvin，Bylund， & Bromine，2004)。虽然Olson的家庭沟通理论明确提出沟通是家庭实现其各种功能的途径，也是提升其家庭功能的核心但是他并未在理论上详细界定亲子沟通的结构和特征。这为其工具编制带来一定困难。果然。Olson所编制的第一个测量工具：父母一青少年沟通量表(the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Scale，PACS)在后来的应用中就出现了测量维度难以区分、测量内容含糊不清的问题。

父母一青少年沟通量表主要关注亲子沟通质量，包括两个维度：一个是“开放的父母沟通”，描述了积极的亲子沟通，如“父亲努力理解我的观点”；另一个维度是“有问题的父母沟通”，测量消极和冲突的互动，包括“母亲生气的时候伤害了我”等项目(Hartos & Power，2000)。这一工具在家庭咨询实践和实证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它所表现出的问题主要有两点：(1)量表结构不清晰。量表两维度实际代表的是沟通质量这一量尺的两个极端(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之间必定存在较高负相关，这为两个维度的计分和分数解释带来困难，也导致该工具在后来的应用中普遍存在计分方式不统一的问题。(2)测量内容不明确。虽然，这一量表在实际应用中经常被作为衡量“亲子沟通质量”的工具，但对其具体项目的分析表明，该工具实际测量的是父母在与儿童沟通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沟通能力和倾向”。后来，Olson吸取教训，在其第二个家庭沟通量表中明确强调其测量目的为家庭沟通中个体的沟通能力。该量表结构也较简单，主要从倾听技巧、说话技巧、自我表白、说话的清晰性、话题集中程度和对他人的尊重等六个方面测量了家庭成员的沟通能力(GaNm，et al.，2004)。

综上所述，测量方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应用表现出一些独特优势，如其通常采用的被试自评方式能够帮助研究者迅速把握亲子沟通中抽象的、稳定的特征和模式；再如，各种测量工具从沟通模式、沟通能力等不同角度描述亲子沟通状况，丰富了我们对亲子沟通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但是，测量方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应用也表现出一些缺陷和不足，如专门的亲子沟通理论模型缺失，导致测量工具缺乏理论支持；目前研究主要关注沟通中的服从性和开放性，缺乏对其他重要沟通模式的考察：由于缺乏理论背景和相应概念体系，目前测量研究中测量层次(关系模式层面、个体能力层面等)混乱。鉴于此，许多研究者开始尝试使用观察法直接收集、分析原始的亲子沟通过程，希望能从中抽取并概括出更丰富的、更有代表性的沟通模式。

2　亲子沟通研究中观察法的使用与发展

在亲子沟通研究中，观察法的应用主要集中在临床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两个领域中。两个领域的研究者都关心亲子沟通过程，并能从丰富的沟通行为和复杂的沟通现象中抽象、概括出相对稳定的沟通模式。但是两者在对观察资料进行分析时可能会采用不同的分析维度，同时，两者对观察中所设定的沟通任务的看法也有一定差异。下面将分别从这两个方面对观察法的应用情况进行综述。

2.1　观察资料的分析维度

虽然临床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研究者都观察并记录了亲子沟通过程，但在分析这些过程时他们根据各自的研究兴趣和关注点分别抽取不同的分析维度，因此也发现了不同的沟通规律和模式。临床心理学工作者关心某些心理病理学问题(如焦虑、抑郁、攻击行为等)在某些家庭内的代际传递现象，于是深入到亲子沟通的实际情境中探究特殊被试的家庭沟通模式是否有别于正常被试(DiBanolo & HeR，2007)。多数研究者对亲子沟通过程的分析沿用鲍姆林德在教养行为研究中提出的“温情”和“控制”两个维度。这两个维度分别从情感和行为两方面考察了亲子沟通特征，也符合多数家庭功能研究、家庭咨询和治疗实践者的分析思路。因此，“温情”和“控制”成为亲子沟通模式的观察研究中最常见的分析结构。例如，Barrett，Fox和Farrell(2005)对有能力的、攻击倾向和焦虑的三类幼儿与父亲在认知任务中沟通行为的研究就是从控制行为和积极情感这两个维度的比较中发现三类被试的亲子沟通模式差异的。虽然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的分析维度会冠以不同的说法。甚至还有研究者增加了其他，如身体控制、打扰性卷入(Hudson & Rapee，2001)、积极情感(Rubin，Cheah， & Fox，2001)等指标，但当研究结果需要解决理论或假说层面的争论时，这些指标又会被归为“温情”和“控制”两大类。

教育心理学家们将亲子沟通看作一个“教学”过程，希望通过观察亲子沟通中双方的具体行为来研究父母提供的“脚手架”质量与儿童认知发展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通常不会使用教养方式研究中惯用的“温情”和“控制”维度，而是根据父母沟通行为所充当的“脚手架”或“认知支架”的水平或类型来命名沟通行为，如“开放式提问”、“提出建议”等，通过分析沟通行为所引发的儿童认知活动的类型来判断亲子沟通的优劣(van derVeer & van Ijzendoom，2000)。例如，Portes，Zady和Dunham (1998)对母亲和儿童在科学任务解决中的沟通行为进行研究，发现了由“父母问开放式问题”、“儿童启动任务操作”、“儿童打断父母”等沟通行为组成的“合作性问题解决行为模式”，这种沟通模式能够预测儿童在科学任务上的表现及学业成绩。再如，Tenenbaum和同事们(Tenenbaum & Callanan，2008；Tenebaum & Leaer，2003)的研究以“使用科学术语”、“做概念性解释”、“运用因果推理”作为衡量亲子沟通质量的指标，发现父母高质量的沟通与儿童对科学的兴趣和突出的能力表现有关。

2.2　观察研究中沟通任务的设置与作用

采用观察法进行亲子沟通研究时，研究者通常设置一些任务情境以展示亲子沟通过程。研究者们常用的实验任务有三类：认知任务、社会性任务和自由活动。其中，采用认知任务作为沟通背景的研究通常选择对儿童被试而言较为复杂的任务，或者是在规定时间内儿童不可能独立完成的任务，如复杂的折纸任务(Barrett et al.，2005)、迷宫找捷径任务(Dumas & LaFreniere，

1993)、复杂的七巧板拼图任务和拼词任务(Hudson & Rapee，2001)、科学实验等(Portes et al.，1998；Tenenbaum & Leaper，2003)。这些对儿童认知能力构成较大挑战的任务能够充分激发亲子互动，从而在较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展示日常生活中的亲子沟通过程。这个过程在临床心理学家眼中是一个生动的教养实践过程：父母在某些观念的指导下做出各种适宜的和不适宜的行为。而它展现给教育心理学家的则是一个“教学过程”：父母作为有能力的成人、“教师”和知识权威与认知水平上处于弱势的儿童之间展开的知识传授和沟通过程。

认知任务背景中的亲子沟通过程呈现出许多有价值的信息，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各取所需。临床心理学家关注特殊儿童(如具有焦虑、抑郁、退缩等问题的儿童)的父母在亲子沟通过程中是否出现特殊的行为或情感反应。因此，他们的分析重点是父母的行为模式，而不关心任务的完成情况(如Barrett et al.，2005；Greco & Morris，2002；Hudson & Rapee，2001等研究)。与此不同，教育心理学家更关心亲子沟通过程中父母行为对儿童任务完成的影响，因此，其分析更加侧重沟通行为与任务完成之间的关系。例如，Portes等人(1998)详细观察并记录了母亲与儿童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行为序列，并根据任务完成情况及儿童在任务中的表现评价各种沟通行为的有效性，最终挑选其中最利于任务完成的沟通行为组合。可见，在教育心理学的研究中认知任务本身就是分析对象，研究者对沟通行为的分析不会脱离沟通任务。

亲子沟通研究中常用的社会任务包括制定度假计划、社会冲突情景讨论、模糊情节故事讲述与讨论、亲子冲突事件讨论等(Root & Jenkins，2005)。这类任务通过压力事件引发亲子之间观点的充分交流，而且对这类问题的讨论会增加沟通双方的焦虑水平，使他们表现出未经思考、已经自动化了的沟通模式，以模拟家庭背景中自然的消极沟通过程。这种任务常被临床心理学家用来研究具有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的被试所表现出的消极亲子沟通模式(Root & Jenkins，2005)。

家庭中的自由活动被认为最真实，因此也被用来作为亲子沟通的分析背景，如考察母亲与害羞程度不同的幼儿之间的自由沟通(van Ingen，Moore， & Fuemmeler,2008)。但是，自由沟通由于无法控制亲子沟通内容和难度，可能给沟通行为评价和比较带来困难。此外，自由沟通普遍缺少压力刺激，不能体现亲子沟通的深层模式和动力特征(Granic & Lamey，2002)，而这些特征可能正是我们所关心的、导致儿童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由于以上这些原因，自由活动任务在亲子沟通的观察研究中较少使用。

3　测量与观察法在亲子沟通研究的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测量和观察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应用与发展状况的梳理，我们发现目前的亲子沟通研究在理论建构、测量工具建设和观察资料分析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3.1　测量研究普遍缺乏理论依据

在亲子沟通的测量研究中，虽然有些研究工具被广泛应用，但是当我们对所得结果进行分析时却发现这些工具背后的理论建构工作极为薄弱，有些甚至缺乏相应理论基础。例如，目前被广泛使用的亲子沟通工具(Ritchie & Fitzpatrick，1990)虽然对维度名称等进行了修改，但其理论框架却仍然沿用传播学的沟通理论，这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和理论目的相脱离，阻碍研究者深入、有效挖掘研究结果的意义。目前的亲子沟通研究者大都放弃对沟通过程本身的深入研究，而采用被普遍接受的工具研究不同群体的沟通特征(colaner,2009；Zhang，2008)，或者研究亲子沟通的各种影响因素(Keaten & Kelly，2008；Koesten，Schrodt， & Ford，2009)，这可能与该领域缺乏坚实的理论依据或有效的理论模型有关。

另外，由于缺乏明确、统一的理论基础，现有的各种沟通模式的理论构想(主要是对测量工具的说明)、所使用概念体系不尽相同。这导致相应测量工具中出现使用不同概念称谓同一特征，或者使用同一概念测量不同内容的情况。例如，上文中McCarty和Doyle(2001)的“亲子沟通”既指父母沟通开放性这类沟通模式特征，也包括父母或儿童的沟通行为特征。这些表现在测量工具中的问题很多都与理论建构有关。我们认为这是影响亲子沟通领域研究继续深入开展的关键问题。

3.2　测量工具存在的问题

采用测量方法进行的亲子沟通研究中，主流测量工具及其相应的理论说明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抽象沟通模式的有效手段和合理的解释框架，但这些工具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各种沟通模式的理论构想、量表维度界定都不尽相同，但在实证研究中却经常被相提并论，进行直接比较。从前面的综述可以看出，目前的亲子沟通测量工具基本可以分为三类：(1)对个体沟通能力的测量(如Olson的家庭成员沟通能力量表)；(2)对沟通模式或关系的测量(如McLeod和Chaffee编制的沟通工具，以及Ritchie和Fitzpatrick的修订工具)；(3)两者同时测量(如McCarty和Doyle的家庭沟通测量工具)。显然，有些工具测量的是沟通的不同方面，但在实证研究中却会出现将不同类型工具得到的结果互相比较，或者将测量不同方面的项目合成一个总分作为亲子沟通模式测量指标的现象(Lucehetti et al.，2002；McCarty & Doyle，2001)。

此外，这些工具大多存在明显的方法论缺陷：缺乏对沟通目标和具体行为特征的区分。通常，沟通是有目的的，或者旨在解决某个问题(如父母和孩子讨论如何改进学习)，或者通过沟通增进双方的关系或确保自己在人际关系中的特定地位(如父母显示自己对孩子拥有权威)。而沟通行为特征则是亲子之间典型的沟通行为特点，它可以是习惯化而无意识的行为，也可以是为达成特定目的而采取的有意识的做法。现有的量表要么是将沟通目标与具体行为(达成目的的手段)特征混为一谈，要么只是测定某个方面，缺乏方法论层面的思考。以上两个方面的问题都已严重阻碍了测量方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有效应用。

3.3　观察资料分析维度界定不清晰

采用观察法进行的亲子沟通研究中，“温情”和“控制”维度是应用最广泛的沟通行为分析维度(DiBartolo & Helt，2007)。虽然这两个维度在理论界定上较为成熟、统一，但是在实证研究层面却出现操作定义不一致的问题，导致同一概念在不同研究中含义不同，这为研究结果的比较和整合带来困难。

在观察研究中，研究者用来测量“控制”的指

标包括敌意策略、打断、过度保护、关系退缩、命令、语言或行为垄断、过分溺爱以及在认知任务中接触儿童的游戏材料或给予太多提示(Rubin et al.，2001)。显然，其中的许多行为是不同性质的，应该划归不同类型，但在观察研究中却被视为对同一变量的测量。同样的问题在“温情”概念上也存在。许多不同质的行为被作为温情的操作定义，如低温情指退缩行为、不关心、拒绝，同时也指批评和消极行为。这就导致同样是温情得分低的父母可能是对孩子漠不关心的，也可能是对孩子有敌意的，但这两种类型父母对儿童的影响却根本不同。除此之外，温情和控制两个概念在实证研究中还存在很大交叠。例如，Rubin等人(2001)用“过分热切关注”作为控制的形式，而其中却包含了明显的温情成分：Greco和Morris(2002)在其研究中将明显的“退缩”归为低温情，而这可能被其他研究者评为低控制。

3.4　观察资料分析中的还原论倾向

还原论思想在亲子沟通的观察研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个是将连贯的亲子沟通过程肢解为单个的行为元素；另一方面指对亲子沟通行为进行“去背景”的分析，将亲子沟通行为与其发生的具体任务背景剥离开来。下面将分别论述这两种情况。

第一个方面，亲子沟通的观察研究通常按照某个编码系统或分析维度对连续的沟通过程进行拆解，挑选编码系统中的行为或维度(如控制、温情等)进行分析(Barrett et al.，2005；Dumas & LaFreniere，1993；Hudson & Rapee，2001；Kubin etal.，2001)。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肢解完整沟通过程的还原论思想，可能导致许多有价值信息的流失。整体的行为序列和过程对研究结果的巨大影响在Capaldi对攻击性儿童的亲子沟通研究中可见一斑。Capaldi和同事的研究(capaldi & Stoolmiller,1999)采用观察法比较了纯攻击和混合攻击两类青少年与父母的沟通行为，未发现显著差异。后来，有研究者(Granic & Lamey，2002)抛弃了Capaldi等人研究中所采用的测量指标(沟通行为各维度分数之和)，转而通过分析沟通行为变化的即时模式，发现了两类儿童亲子沟通存在的结构性差异。

第二个方面，在肢解沟通过程时，研究者无意中剔除了行为发生的背景信息，也消解了观察法相对于测量法而言较强的即时性和生态化优势。而且，行为对背景有天然的依赖性，那种将亲子沟通行为与其赖以发生的具体背景剥离开来的分析方法可能带来对沟通行为界定和解释的偏差。例如，Rubin等人(2001)的研究发现，父母在亲子自由活动和认知任务两种不同的实验条件下表现出的沟通行为不同；Tenebaum和Callanan(2008)的研究也发现父母在博物馆和在家庭两种环境中与儿童进行科学问题沟通时所使用的语言不同，沟通深度也不同。这表明，只有结合亲子沟通发生的背景才能准确判断父母行为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3.5　对儿童沟通行为的普遍忽略

目前。有关亲子沟通的大部分测量工具都将关注点集中在父母行为上，较少关心儿童作为一个独立而具有主动性的个体在沟通中的表现。在此仅以亲子沟通研究中被广泛采用的测量工具――修订后的家庭沟通模式量表为例说明这种研究设计中的偏差。该量表共有26个描述亲子沟通的项目，而其中只有4个项目是描述儿童沟通行为的(Ritehie & Fitzpatrick，1990)，即使在这个工具的儿童版中描述成人与儿童沟通行为的项目数量亦是如此。

这种对亲子沟通双方关注程度严重不对称的现象也体现在观察法的应用中(Barrett et al.，2005)。多数研究在编码和分析亲子沟通行为时根本不对观察到的儿童行为进行处理。有些研究即使对儿童行为进行了编码，也不会将其作为正式结果呈现。而确实有证据表明沟通中儿童行为特征对父母行为具有一定影响。例如，Dumas和LaFreniere(1993)的研究发现焦虑儿童的父母在同一任务中与自己孩子和不熟悉儿童的沟通行为不同。这说明父母对孩子表现出怎样的行为可能部分取决于儿童的沟通行为。

其实，亲子沟通模式本来就是在父母和儿童互动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应反映“亲”和“子”双方面的行为。Portes等人(1998)对亲子沟通行为序列的研究就发现，良好的沟通模式既包括父母的提问、指导，也包括儿童对父母提问的反应、建议和主动发问等。同样，Granic和Lamey(2002)的研究也指出，稳定的亲子沟通模式源自父母和儿童之间上百次的行为尝试和互动，最终形成一个动态稳定结构，即沟通模式。所以，研究者们不应忽视沟通的双向性，在未来的实证研究中应同时关注沟通中每个成员的行为，这样才可能看到真实的沟通行为序列，发现亲子沟通的真正规律。

4　测量和观察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根据上文所分析的测量和观察两种方法在亲子沟通研究中应用的状况及存在的不足，我们认为未来的研究应该在亲子沟通理论模型的建构、测量工具建设、观察资料分析方法等方面有所改进和突破。

上文中谈到的许多问题本质上都源于这一领域缺乏建构良好的亲子沟通理论模型。例如，观察资料分析中核心概念界定不清和操作定义混淆的问题意味着那些在理论上被确立的维度可能缺乏生态效度，不能有效地描述真实的亲子沟通，所以我们在指出具体研究的不足时也应当反思一下亲子沟通理论建设这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同样，测量工具存在的测量内容和方法论等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一个概念体系明晰、观点明确的理论模型提供依据。而且，建构良好的亲子沟通理论模型能够为两种研究方法的结合、两类研究结果的交流提供平台，有利于亲子沟通这一研究领域的整体推进。最近，国外一些研究者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正在着手就亲子沟通研究内容、相应理论框架等问题进行研究(Edwards & Graham，2009；Vries，Bakker-Pieper，Siberg， & Vlug，2009)。例如，Edwards和Graham(2009)试图突破以往服从定向、对话定向的二维沟通模式，发现其他有意义的沟通模式，于是提出每个个体都有自己内隐的亲子沟通理论，这个沟通理论会影响个体在亲子沟通中对交流信息的编码和解读；Vries等人(2009)则通过多项词汇研究，归纳出清晰性、反应性、支持性等七个衡量亲子沟通能力的维度，并用实验证明个体对自己和他人沟通能力的评价维度不同。这些结果都为今后的亲子沟通理论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测量工具方面，目前常用亲子沟通量表主要测量家庭成员沟通模式(主要指沟通的开放性和服从倾向)和沟通能力两个方面。但仅这两个方面还不足以描述亲子沟通的全貌。亲予沟通的效果如何，不仅取决于个体沟通能力的高低和沟通模式，家庭成员之间的权力关系、父子和母子关系特征、甚至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观念是否一致等都可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Bomstein(2009)新近的研究也强调家庭中的各种关系、个体及关系特征等所构成的环境氛围对亲子沟通和个体成长产生的影响不容忽视。所以，如何理清沟通能力、沟通模式、亲子关系、教养观念、沟通目的等与亲子沟通有关的概念之间的关系，如何建构一个测量层次分明、测量内容明确的工具系统将是这一领域研究者的重要任务。

在观察资料分析的思路上，一方面我们应广泛吸取目前心理学中出现的最新研究设计模式和资料分析方法的优势，同时，我们还要适当借鉴其他学科中的思想和方法，如数学中的动力系统模型建构(Granic & Lamey，2002)、社会学中的个案分析等，发现适合的资料分析思路。例如，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网络分析中区分了不同角色的团体成员与同一个体的互动行为不同，其行为对个体的影响也不同(黄光国，胡先缙，2005；Blandon & Volling，2008)，这也提示我们父亲和母亲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其亲子沟通所遵循的沟通规则可能也不同，而并非如我们目前的测量工具假设的那样，都是权威角色，享有同样的话语权。再如，社会学中人际交往的个案研究发现中国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较少出现西方的认知失调，而经常出现特有的关系失调(翟学伟，2001)。这提示我们在我国的文化背景中，牵涉第三方他人(同学、老师、父母同事、祖辈等)的亲子沟通过程可能与单纯涉及亲子双方的沟通不同，在两种沟通中父母(可能包括较大年龄的子女)的言语和行为可能有较大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