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佛像费端详(下)

真真假假的南朝石佛像

除南京栖霞山石窟是现存南朝开凿的石窟外，南朝单尊的佛像在四川成都地区从清末迄今不断发现。早在清光绪八年（1882年），在成都西门外万佛寺遗址即出土了百余件石佛像。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成都西北茂汶县还出土了一件南齐永明元年（483年）西凉比丘玄嵩造像碑，可说是目前发现有纪年的最早的南朝石造像。1937年、1953年、1954年又从万佛寺遗址出土了两百余件石佛像。现分藏于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博物馆。

在学术界引人注目的是1991年和1995年分别在成都市区商业街和西安中路出土的18件石佛造像，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上海博物馆藏梁中大同元年（546年）释慧影造像（高34.2厘米），虽然是传世品，但也是清末从成都一带出土后流入上海的。同藏上海博物馆的另一件单尊石佛坐像，从那通肩大衣和垂搭于台座前的所谓悬裳式大衣，以及那圆拱形的背光等形式来看，与释慧影造像造型接近，也应是成都一带南朝的造像。这两尊像的入藏经过不详，从各方面分析，应该是真品。（图1、2）

由于南朝佛像数量极稀，清代就有不少伪品，金石学家叶昌炽对四川出土的石佛像持否定态度：

造像北朝多，南朝少，今蜀中新出梁造像数十通，似刻于砖，多天监，大同年号，皆赝造也。”

他甚至对《释慧影造像》 也存疑问：

又释慧影造像，亦梁刻，自蜀中来，余曾见蜀人携梁造像数十通，皆赝记，此石笔法稍古，疑团亦未能冰释。

此外，尚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熊石佛坐像》（高65厘米 砂岩）。此像亦为清末成都万佛寺出土，光绪年间为王懿荣所得，后归端方（见《陶斋藏石记》卷五）。据载发愿文为刘宋元嘉二十五年（448）熊造无量寿佛，然现状文字剥落严重，已不可全部辨读。此像着通肩式大衣，衣纹呈三角棱形凸起，甚有古意。因头部和双手早年即有损坏而为后人修补，尽管技术拙劣，然石佛像为真品无疑。（图3）

笔者近日于宁波看到私人收藏的一尊小型造像碑（高22厘米）。一佛二菩萨置圆拱龛内，佛坐像悬裳式大衣，搭于叠涩束腰方台座上，佛、菩萨的造型样式应来自隋代造像。背后及侧面有刻款“陈太建七年佛弟子……”。太建七年（575年）相当北齐、北周末年，从龛形到衣饰与北方佛造像大致相合。但佛坐像的膝下分别有龙头从两侧伸出，构图怪异，无论南朝、北朝，造像碑台座上都从不见此例。碑下方的二狮子和托举力士，与北朝样式接近，但两侧边框的卷草纹却动态柔弱，叶片宽肥，花型样式明显晚于6世纪末，似是宋元以后的形式。正中的火焰纹饰也细弱无力。诸此种种，可证此造像碑参考了北周、隋的某些造像真品样式，又随意添加了些枝枝节节，这些画蛇添足之处恰是此碑的致命破绽。这尊石佛造像应是清末民国期间古董商伪造的。（图4）

除了前述上海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有确切出土地可证和流传有绪的南朝石佛像外，著录于清末民初的单尊的南朝款石佛像可说几乎件件皆伪，鲜有真品。尽管有些实物已不知下落，但今天仅从拓片也不难识别，无须深考。

这些所归不明的石佛，据《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 如：

《陈又之造像记》（刘宋大明二年，458年），碑型和佛像都不伦不类，独出心裁，不值一驳。（图5）

《王敬则造像记》（齐永泰元年，498年，傅惜华捐赠），人物造型瘦弱俗媚，衣饰滑软，刀工无力，也是无须深究的伪作。（图6）

《天监造像记》（梁天监二年，503年），佛坐像比例协调，衣纹流畅，是典型的宋代（10世纪）石雕，像背后的刻款为后人加刻。(图7)

至于所谓梁天监五年（506）《王世成造像》，著录于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无论佛像造型还是字体，简直是荒诞不经，不堪入目。（图8）

到是梁大同十年（544）《陈宝齐造像记》，虽原石下落不明，但从拓片看，佛、菩萨像造型有力，纹饰流畅，雕工细腻，衣饰与四川省博物馆藏万佛寺出土的中大通五年（533年）一佛二菩萨立像有颇多相似之处。又干支纪年和朔闰推算也没有错误，很可能原石为真品 。（图9）

值得推敲的是现藏绍兴博物馆的齐永明六年（488）《妙相寺造像》，因像背后有刻款“齐永明六年太岁在戊辰于吴郡敬造维卫尊佛”十九字，为清代书法家包世臣所推崇 。（图10）

此石佛造像（通高59厘米）仅存像身，佛头部为螺发，肉髻平缓，面型宽阔，脸部丰满；着通肩式大衣，禅定趺坐，整体造型上似存古意，但稍加推敲，即可觉察此像的造型有多处不合南朝佛像造型形制。

首先应注意佛的螺发，在肉髻和底发之间有一颗醒目的圆珠，此即是髻珠。髻珠为佛经所喻的佛法之宝，在佛发髻之中，求得佛法即如同“解其髻宝，示以衣珠 ”，佛经中屡有其说，但表现在佛造像出现较晚。即以成都历年发现的南朝齐永明八年（490）法海造像、齐建武二年（495）佛坐像、粱天监十年（511）青石质造像、粱中大同元年（546）石佛坐像（上海博物馆藏）来看，在上述诸佛的佛发上都未发现有髻珠。看得最清楚的是粱太清五年阿育王立像（551），此像的螺发颗粒粗大，肉髻高耸，发纹类似卷云状，但全然不见髻珠之形。北朝的佛像也是同样的规律，可见这个细节在南北朝佛像上不是偶然的现象。（图11－13）

髻珠在造像上出现较晚，北朝佛像上偶见一二，始见于盛唐，晚唐五代后始普遍出现，特别是江南地区元明以来的佛像，此物在佛首上已成定制，不可或缺。

《妙相寺造像》的通肩大衣富有装饰性，似存古意。 佛背后的铭文为“齐永明六年太岁在戊辰于吴郡敬造维卫尊佛”。吴郡，楚汉之际分会稽郡置，汉武帝后废，东汉永建四年（129）复置，治所在吴县（今苏州） 。维卫佛为过去七佛之一。

吴郡的维卫佛渡海而来的故事，在《法苑珠林》、《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广弘明集》等佛史书中有多则，如《法苑珠琳》卷二十一“西晋吴郡石像浮江缘”：

西晋愍帝建兴元年，吴郡吴县松江沪渎口渔者萃焉，遥见海中有二人现浮，渔人疑为海神……有奉佛居士吴县朱赝闻之……乃洁斋共东灵寺帛尼及信佛者数人至渎口稽首引之，风波遂静，浮江二人随潮入浦，渐近渐明，乃知石像，将欲捧接，人力未展，聊试擎之，飘然而起，便奉还通玄寺。看像背铭一曰维卫，二名迦叶，莫测帝代，而书迹分明，举高七尺……。沙门释法开来自西域，称经说东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有供养礼觐者除积罪云，又别传云，天竺沙门一十二人送像至郡，像乃水上不没不行，以状奏闻，下敕听留吴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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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书卷二十“西晋海浮维卫迦叶二石像”所载与此则大同小异， 仍说建兴元年（313）获二石像，有名为朱应的信徒和僧尼等将像安置通玄寺供养。但增加了齐永明七年（489）又有瑞石浮海而来入吴境，被朱法让所获，于是献给齐武帝肖赜，武帝初建禅灵，重构七层，逢瑞石不远而至，帝命石匠雷卑石造释迦文佛坐像，尽镌琢之奇极。而朱法让恰是朱应的曾孙。这二件事虽隔数代，但七佛获瑞之人，复缘朱氏，所述为信佛因缘故事。建兴元年所获二石像，立高七尺，铭其背上一名维卫，二名迦叶佛，莫识年代，而字迹分明，在吴郡通玄寺，齐时所造瑞石释迦佛像旧在禅灵寺 。

《三宝感通录》和《广弘明集》所载故大同小异。《三宝感通录》且记“今京邑咸阳长公主闻斯瑞迹，故遣人往通玄寺图之，在京起模，方欲显相云” 。

佛史上瑞像灵异之事不可胜数，在《法苑珠林》、《三宝感通录》等书中，记瑞像从地涌出缘、浮江缘、渡海缘、出水缘、游山缘、飞入海缘，无奇不有，且所记的瑞像缘有相当部分出自建业、吴郡、杨都、吴兴、会稽等地，而出自吴郡的就有三则以上，总之多流行于江浙地区 。

维卫、迦叶二石佛浮海故事是附会于吴郡的，且流行甚远，此灵异之说在唐代甚至还声动宫闱，使咸阳长公主也特派人到吴郡来模写样本，带回京城雕造，可知维卫、迦叶佛故事深受时人的崇信和欢迎。这些模仿之作，除了外形上应忠实原作外，推想佛像背后也很可能照样摩刻上石佛的名字。

在这个故事广泛流传的大背景下，依托此典故雕造的维卫佛、迦叶佛在古代应该说是有许多尊的，而今尚存绍兴的永明六年像也应是依这个传说而来的产物。

这尊像在金石书和地方志中多有著录，如《嘉泰会稽志》、《两浙金石志》、《八琼室金石补正》、《越中金石记》等，多大同小异。诸书论疑的焦点在“汉顺帝时分浙江以西为吴郡，以东为会稽郡，自晋至陈又于此置东扬州，隋改吴州，又为越州。此南齐石刻而称吴郡，则当时亦有改并之事，为诸书所末载欤？”。就是说古人已对存在于会稽的石佛而署刻以吴郡地名提出了疑问。《两浙金石志》却想用这件石佛的题记来修改郡县沿革的历史，实属本末倒置，削足适履了。

《嘉泰会稽志》则解释为“此石佛即得之水中，又一人可负之而趋者，安知非吴郡所造而迁徙在会稽耶？”认为石佛是在吴郡所造而被运至会稽的。

《越中金石记》也认为“是则维卫像本在吴郡通元寺，好事者因就其地模造，迎归供养耳”。

当年吴郡浮海石佛的典故，连远在长安都来人临摹，会稽（绍兴）到吴郡（苏州）就更为便捷，也可以认为此像是在吴郡摹刻的。其实也不一定亲临其地，唐玄奘、王玄策从印度带回的佛像范本，被“道俗竟相模写”，一时洛阳纸贵，画样流布天下。即可说明古人对附有典故的佛像带有浓厚的兴趣 。

关键的问题是这件石佛像的各方面造型特征与南朝的佛像样式相差甚远。

从这件石佛本身造型风格上分析，衣纹横向密集缠绕于身确有些古佛遗意，有些5世纪佛像的因素在内。

但那低平的肉髻、柔媚的表情，与南朝石雕不可相提并论。此佛铭文在金石书上屡有著录，包世臣谓此题字最著人间 。此十八个字虽有些魏碑的味道，但描摹痕迹浓厚，其实仍是楷书体，与成都万佛寺齐粱时造像铭文乃至南朝画像砖、南北朝写经等书体相较，时代明显偏晚 (例如成都西安路出土永明八年比丘法海造弥勒成佛石像的铭文，字体刚劲，仍属魏碑体)，不可能是5世纪末期书法风格。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十引《嘉泰会稽志》云：“石佛妙相寺，唐大和九年造……会昌废，晋天福中僧行钦于废寺前水中得石佛，遂重建”。此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妙相寺，唐大和九年（835）始造，此时尚没有维卫像在此寺庙的传说。

二、晋天福中（940年前后），僧人行钦于废寺前水中得石佛，如此说来，很可能即是五代的僧人行钦附会吴郡石佛典故而雕造了此佛，又加刻了伪永明年款。

如此像确是行钦当年模刻的那尊，可能在明清时代因脸部磨蚀严重，又重新修改过。

南京栖霞山石窟的二尊石佛立像，有学者认为具有张僧繇“面短而艳”的特点，故应是南朝佛像。但若据髻珠来衡量，这二尊石像佛发上都出现了硕大的髻珠，故可判断不是南朝所作。此外，这两尊佛的通肩大衣的下摆呈三角形，正面俨然如三角形围裙一般，与龙门奉先寺大佛正壁和北壁上所雕等身佛龛像的衣摆形式极为接近，因此这二尊像应是唐代以后，五代、北宋之际雕刻的。（图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