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时期南京城市景观研究

摘 要：魏晋六朝“五胡乱华”约三百年，建康（南京）作为都城是汉文化的积聚地，此时诞生了以山水诗词为基础的自然审美园林，城市建设融合自然山水风景，在中国历史上成为辉煌篇章。文人学者以寄情自然山水作为人生境界的追求，城市与园林景观不求壮阔绮丽，而求恬静淡雅，脱俗飘逸。玄武湖曾是六朝帝王的园林，内有宫苑、仙岛、猎苑，景观面向紫金山和玄武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园林建设发展的新纪元。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南京绿化；自然山水园林；玄武湖

中图分类号：TU-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12-58（8）

1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审美观念

在中国历史上，魏晋六朝（229-589 AD）上承两汉，下启隋唐，呈现出汉唐两大盛世间的过渡风貌。一方面，战乱分裂，动荡纷争，以长江为界分裂成为南北对峙局势，北方为强悍的游牧民族征服占领；另一方面，代表汉民族的帝王政权逃往江南，使得以汉族文脉保持传承延续，当时南京作为都城是文化中心，文人学者汇聚，以建康（东晋、南朝时期南京名称）为中心形成汉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魏晋六朝士大夫面对300多年战争，深感人生苦短，以寄情自然山水作为最高境界和人生理想的追求，崇尚回归自然，精神自由，形成风韵潇洒的人格美，史称“魏晋风度”。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指出：“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感情的一个时代……光芒万丈，前无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学艺术的根基和趋向。”

魏晋南北朝的文化风采独具，人格境界被构想得沉重而又飘逸，痛苦而又乐生，沉醉而又清醒，放达而又拘谨，淡泊而又世故，进取而又退隐，悲壮而又风流。具有思辨形式和浪漫精神，探求天地自然虚玄之体与人生安心立命之道，完全摈弃了汉儒的阴阳象数，其玄远旷达的精神境界，使人形超神越，潇洒自然。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在中国哲学史中，魏晋玄学是中华民族抽象思维的空前发展。”汤一介先生在《论魏晋玄学中的内在性与超越性问题》一文中提出：“玄学是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哲学”，内在超越是指超越的精神境界，儒家追求道德上的理想人格，道家追求精神上的自由，玄学则是对两者的调和。”李泽厚先生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说：“人（我）的自觉成为魏晋思想的独特精神，而对人格作本体建构，正是魏晋玄学的主要成就。”

范文澜先生评价道：“唐文学之所以如此辉煌，只是因为它吸收了南朝文学的英华，并创造出融合南北的新境界。”胡小石先生评价道：“合而观之，则南京在文学史上可谓诗国。尤以在六朝建都之数百年中，国势虽属偏安，而其人士之文学思想，多倾向自由方面，能打破传统之桎梏，而又富于创造能力，足称黄金时代，其影响后世至巨。”

中国特色审美观的山水诗、山水散文、山水画、山水园林诞生在这个时代。谢灵运《山居赋》等山水诗是这个时期讴歌自然美的代表作，美学论著有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昭明文选》、钟嵘《诗品》、谢赫《画品》、王微《叙画》等等，都出自于建康城内，其灿烂、精深的思想文化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基础。

建康都城依山、襟江、抱湖，融合自然山水风景，城市景观朴实中显出华丽，朱雀桥边的野草花，乌衣巷口的王谢故居，素雅里透着高贵。江南地区植被种类丰富，河网纵横交错，小桥流水人文景观和柔风细雨自然景观滋生了文人园林理想，形成了和谐温情的江南园林。

2 “五胡乱华”形势下的正统汉文化

黄河中原地区被“五胡”长期占据，南京在东晋时期城市建设上力求表明自己是正统汉文化，在核心地区建设符合传统体制的严整方正都城，多处布置汉文化特色的精美雕饰，以反衬北方都城杂有夷狄之制。同时，在其则顺应自然地形和水系，没有完全按照传统建成封闭的城郭环绕。而居民区和商业区，则是自由的，面向自然的布置，以满足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的需要。《世说新语》记载当年王导初营建康时，诸街大多曲折而不是笔直的，不能一览而尽。

在自然地理景观利用方面，六朝建康城市景观充满了风景园林文化。当时的城市景观规划和设计，审美重于使用功能：即以生存空间对应“帝王气”“风水”“意蕴”“天象”等，而用地布局的便捷使用处于第二位。东面钟山称“青龙”；西面石头城称“白虎”；南面秦淮河建有“朱雀桥”，示意为“朱雀河”，城市正南门外再远处是以牛首山自然双峰作为石阙；北部有鸡笼山、覆舟山等序列山脉，再北面有玄武湖。

齐朝诗人谢眺《入朝曲》描述当时的情景：“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飞瓮夹驰道，垂杨荫御沟。”诗词描述了这样的南京城市景观：长江南岸的柔风细雨滋养了美女，险峻的山川拱卫着帝王，蜿蜒曲折的河流围绕着连绵起伏的山峦，层层叠叠的皇家建筑依山矗立；都城里修筑了快马奔驰的道路，一直通向郊野乡村，这些道路两侧开凿有排水河沟，沿途还有飘飘逸逸的杨柳树。

建康城人口众多，经济发达，城市生活远比当时中国北方开放和繁荣。城市范围空前广大，其东西、南北各四十里。当时的北魏洛阳，其外郭也只东西十里，南北十五里；以后的唐长安，东西十八里，南北十五里，都小于建康。隋朝以后，中国都城重又回到封闭的城郭、封闭的里坊、封闭的市场那种传统的封建控制状态。直到晚唐的扬州、五代北宋的汴梁，南宋的临安，才又随着新的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出现和建康类似的城市。从这种意义上讲，建康可以说是在中国城市发展中具有某种创新性质的例证，值得深入探索研究。

六朝建康都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东吴至东晋（229-420 AD）时期，历时191年，基本形成都城规模。第二阶段是南朝刘宋（420-549 AD）时期，都城发展完善，在东晋已有的基础上增添改建，成为比北魏洛阳更为壮观秀丽繁华的都城；直到557年梁朝侯景之乱毁城，历时137年。第三阶段是陈朝建国直到隋灭陈止（557-589 AD），历时32年，为城市衰落期。后期的建康再也没有能够恢复当年的繁华面貌。

3 绿化景观和诗意风景园林

3.1 绿化景观

3.1.1 宫城绿化

魏晋六朝时期，建康四周林密草茂，植被覆盖良好。《江表传》云，吴宝鼎二年（267年），孙皓为筑昭明宫，曾遣“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摄伐木。”东吴时在宫殿后建造了庞大的苑囿。

东晋太元三年（378年）扩建建康宫。据《宫苑记》云：“城外堑内并种桔树，其宫墙内则种石榴，其殿庭及三台、三省悉列种槐树，其宫南夹路出朱雀门，悉种垂杨柳与槐也。”在台城城墙外与护城河之间的橘树，多次出现在各种纪录中，如梁朝昭明太子萧统撰有《谢敕赍边城橘启》。陈朝末年，陈后主睡梦中见黄衣人，急忙命人将城边的橘树砍去，史载：“后主又梦黄衣人入城，乃尽去绕城橘树。”。

齐东昏侯萧宝卷生活腐败，有歌云：“阅武堂，种杨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

唐朝诗人韦庄《金陵图》：“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六朝宫城区域称“台城”，种植杨柳，环绕“台城”。

昭明殿外植槐树，徽音殿前植果树，合欢殿后有鲜花诸草。华林园中有梨、桐、桔树。乐游苑有梅树，芳林园有桐树等等。

3.1.2 住宅绿化

据古籍记载，建康的树种有桐、榆、枫、柳、槐、杨、松、柏；果木有桃、李、梨、梅、桔、枣。建康城的王邸、官署和士庶百姓宅园中都遍栽果树佳木。世家大族兴建的私家宅院，树木花草种类繁多。梁张缵的私园“每乘春迎夏，华卉竞发；背秋向冬，云物澄霁。”许多私宅中都种有竹子，古雅清幽，寓意节操清高。如东晋谢安园林中“楼馆竹林甚盛”，司马道子的私园中“列树竹木”，纪瞻“馆宇崇丽，园弛竹术，有足赏玩焉”。而梁沈约描绘其园“屑于园树，月笼连于池竹”。

建康城市内外有众多的河流、湖泊、水溪和池塘，水质纯清，庭院绿化结合水面观赏。东晋司马道子营东第，“筑山穿池，列树竹木。”道子“使宫人为酒肆，沽卖于水侧，与亲昵乘船就之饮宴，以为笑乐。” 晋明帝为太子筑园，号称西池，说明园以水面为主。皇家华林园有天渊池，宋少帝又在园中开渎聚士。南朝东宫玄圃园中有九曲池。宋世刘宅于钟山之南，“聚石蓄水，仿佛丘中。”阮佃夫的“宅舍园池，诸王邸第莫及。”甚至“于宅内开渎，东出十许里，塘岸整矩，泛轻舟，奏女乐。” 时人有“十亩九宅，山池居半”之说。

3.1.3 道路绿化

自“台城”南大门至朱雀门的御道是建康都城主街道，孙吴时期就已经开始在这条街道两旁种植槐树和柳树作为行道树，二侧还掘有水渠。西晋文学家左思《吴都赋》云：“高闱有闶，沿门方轨。朱阚双立，驰道如砥。树以青槐，亘以绿水。玄荫眈眈，清流澹澹。”《地志》亦云：“朱雀门孔对孙吴都城宣阳门，相去六里为御道，夹御沟植柳”。另据《宫苑记》云：“其宫南夹路出朱雀门，悉垂杨与槐也”。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年）八月，“暴风坏屋，拔御道柳树百余株”。东晋度帝司马奕时，童谣云：“青青御路杨，白马紫缕缰。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浆”。这里的“御路杨”指的也是杨柳树。

3.1.4 郊区绿化

《舆地志》云：“钟山本少林木，宋时使诸州刺史要职还者栽松三千株，下至郡守各有差焉。”位于城东北的摄山，即以“山多药草，可以摄生”得名。从东晋时期开始，政府就命令从外地回京的官员在钟山种植一定数量的树木。正因为如此，到粱朝时期，钟山已是树木葱茏，佛寺如云了。

建康城外散布着许多六朝各代王陵和墓园，按照汉族风俗习惯，其中也栽种着大量的松、柏、杨等树木。城郊有风景点，史书《六朝事迹编类（楼台门）卷》记载，城西南郊区高地设“新亭”：“新亭去城西南十五里， 俯近江诸。”士大夫们聚集在此，宴饮、迎宾和送别，北眺长江，遥望中原。

六朝建康绿化的植物种类丰富多彩，其中以杨柳树和槐树为主导型树种，虽然主要是地理因素和气候因素使然。但是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这就是柳树和槐树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六朝士人大多来自北方，杨柳树象征其旷达风流的风度，槐树则寓意着人们对北方先人和故国河山的怀念，因此这两种树正切合他们的情怀。

3.2 恬静而飘逸的风景园林

魏晋南北朝时期，面对持续数百年的战争，士大夫逃避现实社会，怀着讴歌自然的感情，亲近自然，返璞归真，形成情趣高雅的自然审美。他们于乱世颠簸之余，深感生命苦短而又无常，在江南青山绿水里过着相对安适的生活，他们尽情享受并讴歌自然之美。送友离别，要折长干青青柳；亲朋沽酒，要寻凤凰台外杏花村；清明聚饮，要食八卦洲芦蒿马兰头。

汉代以儒家思想独尊，而六朝道家思想大行其道，清谈和玄学成为士大夫们的一时风尚。个性的觉醒，也激发了倾心自然山水的热情，孕育了有独立意义的山水审美意识。道家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对山水的认识从物欲享受提高到“畅神”的纯粹精神境界，这是一个质的飞跃。

风景园林艺术风格不求壮阔绮丽，而求恬静淡雅，脱俗飘逸。“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钟山、玄武湖以及秦淮河融和了诗意情怀，城市景观和风景园林不是张扬，不是显赫，不是金碧辉煌，而是在平缓逶迤的山水之间，含蓄隽永，寓意深长。

东晋简文帝入华林园，顾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世说新语》。齐朝衡阳王萧钧说：“身处朱门而情近江湖，形入紫闼而意在青云”（《南史·齐宗室》）。齐朝王融在永明九年三月三记录：“初，世祖宴芳林园禊饮，令（王）融为《曲水诗序》，举世称之”。（《建康实录》）

《隋书·南部烟花录》中最早记载了南朝皇帝陈叔宝（553～604 年）在宫廷中建造园林“月门”的故事。传说月亮中有桂树和广寒殿，广寒殿里生活着身穿白色衣裙的仙女嫦娥和一只白兔，她们在用各种各样的仙草调制长生不老之药，其中月亮、桂花和白兔，是女性的象征。史书记述：“陈后主为张贵妃丽华造桂宫于光昭殿，后作圆门如月，障以水晶，设素粉罘罳（古代一种屏风），庭中空无他物，惟植一桂树，树下置药杵臼，使丽华恒驯一白兔，丽华被素褂裳，梳凌云髻，插白通草苏孕子，毂玉华飞头履，时独步于中，谓之月宫。帝每认宴，乐呼丽华为张嫦娥。”

六朝以后，园林风格不断变化，前期比较朴野，后期趋于精致。例如南朝徐勉在建康郊区的园林，风貌是“桃李茂密，桐竹成荫，塍陌交通，渠畎相属，渎中饶荷叶筏，湖里颇富芰莲”。东晋丞相王导在建康城内的西园也是“园中果木成林，又有鸟兽麋鹿”。谢灵运在浙东始宁的别墅更是“阡陌纵横，塍埒交经”，“桃李多品，带谷映渚”。三者都有一种和农、林、渔相结合的田庄气息。显示当时的园林风格仍与庄园有密切的关系，对风景的欣赏着重于对景物内在的本质美的体认，没有只是表面画意的追求。这时的园林审美比较质朴粗放。后期随着山水诗和山水画的发展，山水审美也更深入，“诗情画意”的发展推动造园风格趋于精美。

东吴时期就开始建有皇家园林：芳林苑、落星苑、桂林苑。自东晋始，在钟山南麓青溪之东辟有贵族权臣的别墅住宅区，而园林则多聚集于这些地区。当时有华林园与芳林苑，刘宋时有建于覆舟山的乐游苑，玄武湖东岸的青林苑，玄武湖北岸的上林苑。萧齐时有青溪畔的娄湖苑、新林苑、钟山脚下的博望苑，长江边的灵邱苑、江潭苑、芳东苑、元圃等。陈朝时则主要以前代园林为基础，特别是将曾遭受侯景之乱毁坏的萧梁皇家宫苑再加修葺扩建，有兰新苑，江潭苑，秦淮河南岸则建有兴苑、玄圃苑、延春苑。整个南朝在建康城内外，当时私宅园林之地达三十处之多。（表1）

4 面向大自然的南朝御花园

秦始皇的阿房宫开创了皇家园林的神仙思想主题先河，汉武帝的“上林苑”进而创建了“一池三山”的景观意境。《山海经》中传说东海一带有三座神山仙岛，登此山修炼可以长生不死，秦始皇一方面派徐福东渡大海去寻找这三座神山，另一方面在阿房宫内掘长池，筑仙岛，炼金丹，以求永世长存。秦始皇创建的这种皇家园林的神仙意境主题，一直保存在中国历代帝王的皇家园林之中。但是“阿房宫”“上林苑”中“池”和“山”都是建设在深墙大院内的景观。

魏晋六朝时期，由于出现了自然山水审美观，南朝的帝王宗室对山水的欣赏与秦汉时尚所趋不一样，于是中国历史上的皇家园林出现了一个重大转折，即南朝皇家园林以自然界山水作为园林最佳景观。

玄武湖畔的六朝“皇家园林”持续近三百多年的历史，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皇家园林，而紫金山和玄武湖就是皇家园林中最美丽的景观。湖南岸有园林和宫苑，湖中有仙岛，北岸有猎苑。《梁书·昭明太子传》记录：“太子山水，于元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者游其中。曾泛舟后池，番禺候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惟咏左思招魂诗，曰：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

玄武湖，当时水面浩瀚广阔，因其位于建康城北，名“后湖”、“北湖”，刘宋时期，因传说有黑龙出现于湖中，更名“玄武湖”，但据地理风水说，北面为“玄武”，故名之。六朝时期，湖面浩淼，东抵钟山西麓，西达今山西路西流湾，南阻鸡笼、覆舟二山，北通长江，周围四十里，春夏水深七尺，秋冬四尺。由青溪和运渎沟通淮水，成为都城北堑。由于是皇家园林的缘故，有人将之比拟为西汉长安的昆明池。

现存玄武湖内的“梁州”“翠州”“樱州”等几个岛屿，是当年南朝刘宋时期所建，当时名为“蓬莱”“瀛洲”“方丈”，意为海上的三座神山。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在洲上建有果园和亭台馆阁多处，湖面广植莲荷，湖中设立了四所亭台，经常召集文入学士游乐其间。据说萧统就是由于游玄武湖时舟覆入水，得病而死的。六朝衰落之后，李白在《金陵》中如此描写玄武湖上的三仙岛：“亡国生春草，王宫没古丘，空余后湖月，波上对瀛洲”。

十里长堤，应该是现在玄武湖公园环湖北路。东晋大兴三年（320年），“创北湖，筑长堤以壅北山之水，东自覆舟山北麓，西抵幕府山下，长达十里多。”唐朝诗人韦庄在《金陵图》中描写，“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

华林园，位于玄武湖南岸，在今天的南京市政府一带。起初是东吴“太初宫”东部的一个花园，后主孙皓曾在园内建设“昭明宫”，引后湖水入园内“天渊池”。东晋时期还建有流杯渠、听泉堂。间文帝在华林园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翦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其具有秦汉时期不曾有的自然和文化灵气。汉朝上林苑以气象取胜，而华林园则是以韵味见长；汉朝上林苑是在太阳光泽照耀下，而华林园则是在浓荫之中。

陈朝后主陈叔宝在华林园中建造高达几十丈的“临春”、“结绮”、“望仙”三阁。每阁都有几十个房间，门窗栏槛均用沉檀番木作成。各室外施珠帘，内设宝帐，家具和用品十分瑰丽，被当时人认为“近古所未有”。在三阁之下，“积石为山，引水为池，植以奇树，杂以花药”，用来点缀周围的环境。陈后主自己住在临春阁，他最宠爱的张贵妃住结绮阁，另外龚、孔二贵嫔住在望仙阁，三阁之间廊道相通。陈后主终日在华林园中与妃嫔、文臣学士们游宴，通宵达旦。他们曾创作了一些诸如“临春乐”和“玉树花”的词曲，被后人称为“亡国之音”。公元589年隋朝军队攻入建康城，陈后主与他的宠妃们一起躲在华林园景阳楼畔的枯井中，最后全被隋兵活捉。此井位置在鸡鸣寺后东侧，名“辱井”，或名“胭脂井”，今天遗址依然存在。

乐游苑，位于玄武湖东南端的九华山，六朝时期名为“覆舟山”，意思是指该山体如同玄武湖边的一只底朝天的船，这是个很有诗意的名字。这里山水相映，站在山顶可以鸟瞰玄武湖，眺望紫金山；是玄武湖和紫金山西延续脉的山水交汇点，也是钟山风景区最核心的精华，空旷辽阔而又充满诗意。晋代在山南建有芍药园，南朝宋代，连山筑观台，苑内起正阳、林光等殿。还曾有“龙光寺”、“寺”，以及“甘露亭”、“瑶台”、“阆风亭”等游乐建筑。大科学家祖冲之曾在此做过科学实验，制作并演示“指南车”；他还依据水流冲激机械的原理，设计出名为“水碓磨”的粮食加工机械。该地目前还有一段依自然地形而建设的明朝城墙。

上林苑，位于玄武湖北岸，包括今日的红山公园、东井亭、樱驼村一带，曾经是皇家的“猎苑”。 当时这一代保持着天然林木茂盛的景观，南齐皇帝清晨从都城北门出发，率领宫中太监和爱妃乘船渡过玄武湖，到达此地打猎游乐。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在《南朝》诗中所描述道，“玄武湖中玉漏催，鸡鸣埭口绣襦回。”

玄圃，齐文惠太子萧长懋在台城北堑修建，“楼观塔宇，多聚奇石，妙极山水”，景观极为壮丽。梁昭明太子萧统又在玄圃设立亭馆，并在洲上建果园、植莲荷，经常召集文人学士泛舟湖上，吟诗作赋 。

芳乐苑，《南齐书》记载：“明帝建武三年夏，于阅代堂起芳乐苑。以石皆涂以五彩，跨池水立紫阁。诸楼观壁上画男女私亵之像。种好树美竹……花药杂草，亦复皆然。又于苑中立市，太宫每旦进酒肉杂肴肉，令宫人屠酸潘氏为市，帝为市魁，争者执罚，就潘氏决判。”这段文字记载了齐明帝萧鸾以山石涂五彩色，与爱妃潘氏假装市民集市买肉，体现出柔弱奢靡的生活作风。

今日的玄武湖比六朝时期的玄武湖大大缩小了。曾经辉煌的建筑名胜早已无影无踪，但是昔日的“神仙岛屿”“十里长堤”还在。玄武湖周边，特别在湖的南畔史称“六朝风流”的主要发生地，曾有许许多多委婉动人的历史故事，也有荒淫暴戾的记载，至今还有“铜钩井”“胭脂井”“郭璞墩”等遗迹。（表2）

5 六朝南京景观的湮灭

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结束了中国300多年分裂状态再次统一。为了防止有人利用南京地理形势建都割据，下诏将“建康城邑平荡并耕垦”。于是彻底毁坏宫殿、庙宇、城墙，三百年的六朝豪华都城在这块土地上一朝烟灭。

隋唐时期，六朝都城一直萧条冷落。唐代李白有诗描述：“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又曰，“秋梧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刘禹锡诗云：“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唐朝诗人韦庄在玄武湖边感叹：“江雨霏霏江草霁，六朝如梦鸟空啼。”诗中描述了连绵的细雨笼罩着玄武湖边的绿草，只有小鸟在鸣叫，曾经繁荣的六朝都城以及湖滨优雅园林如同梦一样消失了。

历史虽成过往，但是六朝孕育创建的城市景观和自然山水园林精神一直被后世传承，并不断得以发展壮大，成为泱泱中华文明大厦的一块可贵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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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亦锋，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院教授，RWTH Aachen大学城市历史研究所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