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式思维残障的源流之辨

学者茅于轼最近推荐一本新书《中国人的思维危机》，作者宋怀常，专门论中国教育扼杀了中国人的思维能力。

茅教授指出：“相比于发达国家，中国人在思维能力上，特别是在逻辑思辨能力上，存在相当差距。语言失范、逻辑混乱的现象相当严重。不少人缺乏理性，不会论证，推理简单，看问题偏激片面，动辄破口大骂，搞人身攻击。”

茅教授的论点，本人多年来，都一直有研究，不断有心得。“中国式思维残障”的问题，终于有人勇敢地喊了出来。茅教授警告：中国人思维水平之低劣，“严重影响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这就是思维危机”。

原因何在？首先是中国语文出了毛病，比较一下中西文学――中国最早出现的文学作品《诗经》，是短小的抒情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继而乐府五言，七言绝律，中国诗词篇幅短小，感性主导之下，哀怨有余，气魄不足。

西洋诗以古希腊发端，荷马的史诗《伊利亚德》与《奥德赛》，皆鸿篇巨制，气势磅，史诗不但场面大，而且以叙事为宗，而不是以抒情为主。这一点，美学家朱光潜看来，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中国文学“偏重主观表现，讲究含蓄简约”的特点所致；二是由于中国诗人“哲学思想的平易和宗教情感的淡泊”。相反，西方的史诗，是客观世界的描述，在叙事之间，洗练了哲理的探讨与的情操。

荷马之后，西洋史诗大兴，有英国渔猎时代的《贝奥武夫》、史宾赛的《仙后》、米尔顿的《失乐园》，还有法国的《武功歌》、德国的《尼伯龙根颂》。不要小看这一分歧，西洋的史诗文化，将心力用在外物之上，力求变化环境，改造命运，不思静而谋动，表现在艺术创造之上，即重“客观”。

中国的抒情小品传统一直下来，内向而尚静，主观感觉至上，感情是细腻而丰富了，却只重片断的状态与一时之喜怨，加上中国人并无宗教情操，“子不语怪力乱神”，儒佛道皆重“感悟”，而不倡理智与分析，这就决定了中西文化心理的思维模式，分道扬镳。

西洋的思维，重理性的推析，亦重全局的平衡，有整体也有细节。中国式的思维，只求一时强烈的好恶，有如傻瓜照相机的快照，情绪发泄，喜恶俱在指顾之间。本来，这两种心智，因在艺术创造风格不同，亦难判断哪一派“优越”，何者为平庸，但一旦成为一个民族的集体思维惯性，延伸到司法、政治、社会范围的是非观之上，即高下立判。

逻辑学是古希腊的发明，中国先秦时曾有一点点，譬如“百家”的思想，但很快就消声匿迹，后世即使提起，也都批评“百家”执著于概念与名词分析，认为不利于统治，中国式的思维残障，即以此为起点。还有几个古人，很零星地提出了一些接近推理的观点，譬如反对虚妄的王充：“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唯圣心贤意，方比物类，为能实之。”

但是像王充这样的人，在中国文化里一直是非主流，更遭到后世的恶毒攻击，唐朝的刘知几也曾破口大骂王充“实三千之罪人”，因为王充记载自己的祖先无德贫贱，“宗祖无素懿之德”，家世低落，王充自己倒没有觉得不光彩，其他人倒奋起狙之，“厉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王充自曝家丑，等于不孝；同样，李鸿章主和不战，罪成卖国；柏杨写丑陋的中国人，也等于汉奸；思维残障一贯，显而易见。

不辨是非，亦即不辨真假，市场里充斥伪劣产品，思想上也盛行伪逻辑、歪理、谩骂。茅教授敢于提出问题，甚有识见。

要改思维残障，先从中国教育改起？但是，三流的教育制度与内容，不正是由思维残障而来？如果有能力改，又岂会长久陷于酱缸？这不就是普通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