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光影流年邂逅莫言经典

2012年10月11日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传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中国作家莫言成为了获得该奖项的首位中国籍作家。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寻根文学”的代表，莫言的作品，几乎都以他的老家山东高密为发生地点，突出地表现为魔幻现实主义、传奇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情怀。近年来，莫言的小说先后四次被搬上大银幕。其中既有第一次在国际电影节上一举夺魁的《红高梁》和在东京电影节上摘得头筹的《暖》，也有反应平平的《幸福时光》和鲜为人知的台湾制作《白棉花》。一直以来，文学和影视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好的文学作品往往被改编为剧本或作为影视选题的素材，但是影视作品最后产生的反响却千差万别、褒贬不一。下面就以这四部电影为例，从文学影视改编、严肃与通俗性质、市场反应等角度来概括分析莫言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的现象特点，试图探究取材当代文学经典的影视作品中的某些问题与规律。

一、时代背景的突出和淡化

历史背景作为一个潜在的线索贯穿在莫言的诸多小说之中，其作品以浓墨重彩的笔调展现出人物的血性和带有传奇性的原生态生活方式，使中国北方的乡村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小说中有关实际写历史背景的文字往往给人的印象只是时间轴上一个大致的时间坐标。但是一经电影镜头将具体的场景放大展现，历史的悲剧苍凉感带来的冲击往往更为强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由莫言同名小说改编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将抗日作为大背景，较之小说而言，电影的镜头短时间内却给足了一个残酷的结尾，宏大的悲剧感得到了升华，给人以强烈的视听震撼。张艺谋的这部电影总体本身就采用大红大黄的艳丽色调，到结尾时略带血腥的画面和作战场景更是让人产生出一种视觉奇观。《红高粱》最后的一场戏伴随着颠轿歌欢快的音乐，日军的枪战扫射开始。我奶奶倒地，鲜红的高粱酒跟着洒了一地。一时间，自制炮弹的火焰、汽车爆炸的火光声响、黄色的土地和高粱地、我爷爷身上的红肚兜，各种相近的暖色与血色交织在一起，日食之后天地一片红色的荒漠，再有传来粗犷雄浑的陕北民歌：“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种悲剧感的产生直接而宏大，从电影画面来看还有些特别甚至诡异的美。

虽然说莫言经典小说《红高粱》是一部淡化时代背景的民族寓言，但是经由影视的加工实际上仍然会在某种程度上突出历史时代感。再加上融合了张艺谋自身的审美趋向，对于这段历史的独特演绎依然会铭刻在观众心中。本来在小说中无意着色的时代背景在影像中也就得到了放大。

一方面有镜头中小说的时代背景变相突出，另一方面也有完全忽略小说时代背景的电影改编。有意思的是这两种情况都出自张艺谋对于莫言小说的取材。

张艺谋和莫言的交情渊源已久，取材于莫言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的第二部影片《幸福时光》却与《红高粱》相去甚远。小说的前半段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劳模丁师傅下岗前后的悲凉处境，尤其是工厂公布下岗名单的人物众生相描写的颇为精彩。丁师傅最后迫于生计，灵机一动自己改造废车，开起林间休闲小屋并且从中获利。但是电影《幸福时光》将这一段改装为老光棍赵师傅，为了跟胖女人结婚找徒弟借钱。他的徒弟小付不愿借钱出了个在山上开发幸福小屋的生财之道，结果好景不长，废车被城管吊走，胖女人前夫的盲女也落得只能跟着赵师傅。

其实电影《幸福时光》对于莫言这篇小说的取材几乎是形同虚设。唯独保留了废车变小屋的一点情节，而且在电影中的分量也很少。电影《幸福时光》的最后，董洁饰演的盲女吴颖独自从赵师傅家出走，消失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电影就此结束。被张艺谋改造出的一个小人物饱含温情的故事，还是以这样的悲剧收尾。但是看完之后又不免觉得这样的残酷性似乎有些唐突。整部影片对于赵师傅和盲女都没有过多的背景交代，使得总体的叙事力量略显单薄，想要打动人但是打动的力度还远远不够。以至于很多人到今天仍不知道张艺谋还拍过这样一部低成本的影片。《幸福时光》就这样遗落在他众多较有声明的作品之中。

莫言小说中的时代背景有的是为突出主要的寓言风格有意淡化，有的是着意突出现实中某个时期的人物特征。文学创作中增添时代背景的目的各有不同。但在文学改编成影视作品的过程中需要再三考量处理时代背景的合理方式，才能使剧本故事的整体呈现出较好的效果。

二、野合性意象的颂扬与规避

莫言的小说，一向带有粗犷奔放的北方民族气质。从他的小说名，例如《丰乳肥臀》、《四十一炮》等就可以窥见一斑。为了提倡人性解放，被改编成电影的这四部小说中都不乏野合的桥段，在不同程度上进行直接或间接描写。甚至可以说露骨的情节和语言已经成为了莫言小说的一大特点，使其作品整体有一种大俗的意味。然而，被改编出来的这四部电影，在处理小说中的野合桥段时，所采取的方式却大相径庭。野合性意象在电影中呈现出颂扬与规避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趣味。

1988年出品的《红高粱》，第一次架起了中国电影通往世界的桥梁，成为以后第一部在美国院线上映的中国电影。《红高梁》在问鼎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后获得了西方媒体的广泛好评，这说明其表现的一些元素迎合了西方对中国以至东方的审美期待。电影中“我”爷爷和“我”奶奶在高粱地里壮阔的野合性意象让人过目难忘，这是西方人在表现人性方面所不会采取的方式。这让他们看到了惊奇，感到了神秘，也迎合了西方历来已久讴歌人性解放的文艺精神。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这样在电影中势如破竹的大胆尝试，契合了小说的总体风格，也获得国内外不少的赞叹。从今天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来看，他的成功的确并非偶然，电影《红高梁》的审美趣味早已在西方获得肯定，而这种趣味抓住的正是莫言小说精神的核心。西方人能读懂小说和电影的内涵，英语翻译也可以有效的传达这种近乎直白却又神秘惊奇的审美意趣。

时过境迁，这种忠于原著带有原始性看点的电影改编却不一定还能奏效。尤其是在脱离了创作者自身的文化语境下的刻意为之确实难以动人。2000年作为台北金马国际影展的观摩影片，由莫言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白棉花》与观众见面。即使是有在棉花堆上的野合戏份作为卖点，仍然不能给观众带来刺激。当代电影中的暴露已经司空见惯，张艺谋式的人性颂歌，很难在当代再次石破天惊。从前不久上映的《白鹿原》的反应来看，性感的噱头早已不是获得轰动的必要砝码，即使这种噱头比以前分量大得多。面对各种感官刺激日益麻木的当代观众而言纯情的作品或许更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中，霍建起导演的《暖》显得含蓄而深远。小说《白狗秋千架》中乡村的原始和残酷在电影《暖》中淡化开来，以暖的女性形象为中心，偏向梦想与追逐，承诺与等待，隐忍与坚守的主题。故事也被搬到了远离原著高密乡的江西婺源，平添了一份江南的宁静与淡淡的惆怅。小说《白狗秋千架》的最后，白狗把“我”引到了高粱地，暖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想要一个会说话的孩子……这似乎又可以拍成一段高粱地里的野合戏。电影《暖》却并没有让男女主人公有这层“实质”的关系，规避了某些露骨的情节，而是在插叙的镜头中向我们娓娓道来暖和井河十几年前的故事。伴随着朴实的独白和片中淅沥的雨声，电影与小说逐渐神形分离，影像亦具有高出一筹的神韵。即使是表现暖与京剧团小武生去麦地约会的场景，影片也只是点到即止，站着的人影最终消失在一望无际的麦穗中……

电影《暖》的成功改编让影像给一个简单的乡村偶遇故事，注入了一股清新之风的同时表达了很多这部短篇小说本身没有探讨的问题。影片中的含蓄美得益于创作者基于影片本身东方文艺风格的定位和不媚俗的创造心态，这种精神在其后文学改编成的影视作品中显得愈发弥足珍贵。

三、从商业到文艺的转向

在柏林电影节上首度得奖以后，《红高粱》在国内受到了观众的追捧，在一些地区，电影票价由不到1元涨到10元，西影厂最后得到四百多万元的票房收入。在当时简直就是个天文数字。《红高梁》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为中国电影趟出了一条新路先去国际获奖，再回国内赚票房。但是由于电影审查制度的限制和观众观影心态的转变，这种模式在以后却很少适用。单从莫言小说改编成的这四部影片来看，也仅有《红高粱》和《幸福时光》在国内上映。有趣的是《幸福时光》这部甚至可以看做是赵本山超长小品的小成本影片，在国内票房冷清以后却在海外接连上映或发行。西班牙影展影后的桂冠也在当年垂青董洁。或许跳脱莫言原著意味，不再露骨能够体现对小人物关怀的非典型张艺谋电影，可以在欧洲及其他地区的艺术片市场另辟蹊径。

虽然说电影艺术在某种层面上被称为大众艺术，但是也并不意味着观众总体的观影水平总是停留在猎奇和猎艳的层面。霍建起导演的《暖》在2003年东京电影节上获得两项大奖之后，还在国内获得了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即使在国内只以DVD形式发行，但仍不妨碍这部电影获得广泛的好评，也被很多热爱文艺片的观众所熟知。创作者将莫言小说改编到自己熟悉和擅长的文化语境中往往容易取得成功，反之则事倍功半。台湾导演李幼乔的《白棉花》，较为忠于原著，但是由于对那段历史和当时人物生活状态的不甚了解，再加上台湾语调的旁白，人物含混的几种方言和棉花垛上的戏的突兀，使得整部影片都不免有些蹩脚。毕竟，强制的诗意无法动人。MTV导演的出身可能会带来某些情节叙事未到诗意画面感觉先行的错位通病。文艺的力度其实并不是几段忧伤的音乐，几句深奥的旁白所能企及的，没有对故事本身真实准确的感悟，就很难用影像的方式把它改编得到位。

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在商业与文艺上都取得过成功，足以说明其极大地包容性和可挖掘的力度。就这四部作品来看，影片的风格还有从商业往文艺方面转变的倾向。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布，把莫言和他的作品再一次推到了风口浪尖。他表示其实自己的小说《丰乳肥臀》最适合搬上大银幕，也最希望能有导演赏识它，自己愿意担当编剧。我们也希望能看到莫言小说改编的电影实现峰回路转的再次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