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罗素

伟大心灵共振之见证。热爱、忠诚于教育，乃大智慧。

英国哲学大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特兰·罗素（1872—1970），被孙中山称为“唯一了解中国的外国人”。他于“五四”时期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等邀请访华讲学，后又与蔡元培等共同推动英国退还“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竭力声援中国和平独立，被蔡元培誉为“中国的伟大友人”。

应蔡元培等邀请来中国讲学

访华之前的罗素，因在数理逻辑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在和平主义等方面的惊世骇俗之举，早就名声大震。

“五四”时期，中国人放眼世界、广纳新知。1919年间，罗素的《哲学问题》《政治理想》《自由之路》等重要著作，已在中国一些重要报刊上译载介绍。在国人心中，罗素是位渊博的学者、激进的思想家和为民请命的耿介之士。

1920年5月间，北京大学校长、欧美同学会总干事蔡元培和北大哲学系讲师傅铜联名给罗素写邀请信，由傅铜寄给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留学时的指导老师缪尔赫，并由缪尔赫加上他本人的介绍信后转寄罗素。信中讲到，邀请罗素到中国讲学一年，酬金除往返旅差费外加2000英镑，讲题包括哲学、科学和政治思想等内容，具体由本人自定。至于主聘单位或具体的讲学地点，信里却没有讲明。

关于罗素来华讲学的主聘单位，有许多种说法。《晨报》说“北京大学聘请哲学大师罗素来华讲学”，《东方》杂志说“英国哲学家罗素由讲学社聘请来华讲演”，《民国日报》说“罗素此行为尚志学会、北京大学、新学会、中国公学等四团体所公聘”。

这几种说法其实都对，因为这些单位在人事上是共同的，主要涉及梁启超和蔡元培。梁启超是除北大外的其他团体的负责人；蔡元培是北大校长，又是尚志学会、讲学社的主要发起人。邀请罗素访华讲学的真实情况是：起初由北京大学、尚志学会、新学会及上海中国公学四团体动议和决定，梁启超于1920年9月组织成立“延聘世界专门学者来华巡回讲演”的“一个介绍的机关”——讲学社后，罗素讲学事宜就由讲学社主办。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蔡元培都是罗素访华的主要倡议者和重要促成者。

蔡元培等发出邀请信的时候，罗素正在考察十月革命后的苏俄。1920年6月，罗素结束为期1个月的苏俄之行后回国，在积压的一大堆信件中意外地发现这封邀请信。罗素大倡和平论，很注重中国。据《罗素自传》记述，他父亲藏书丰富，有不少有关儒学和佛学的典籍。罗素也喜欢引用老庄之道，在他那本讲社会改造的《到自由之路》中，卷头就题有老子“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话。

来自中国的这份邀请，很契合罗素当时的心境。因为他从“一战”的野蛮厮杀中对西方文明感到绝望，对苏俄的实地考察，也使他困惑。他热切希望考察一番不同于西方和苏俄的“异质文明”，从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中寻求拯救西方文明的某种智慧。罗素在《中国问题》一文中这样说，访问苏俄“带给我可怕的心灵痛苦，觉得西方文明的希望越来越微。正是在这种心境中，我到中国去寻求新的希望”。

7月6日，罗素复信，答应“本年或明年秋间必可来华”。

接到罗素的答复后，邀请团体开始为罗素寻找中文翻译。罗素学术所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要在国内寻找一个既有充分哲学素养，又兼通数学、现代物理，同时兼善中英两种语言的翻译，真是十分困难。梁启超向各方咨询人选，蔡元培、蒋百里等人推荐了留美10年、刚受清华学校邀请回国任教的赵元任。于是，讲学社向清华学校“借”赵元任做罗素的中文翻译。

北大成为罗素讲学的中心

1920年10月12日，罗素带着新结交的女友布莱克小姐抵达上海，在上海度过了在华的最初5天，并于10月14日晚在大东旅社举行在华首场演讲。尔后，罗素又游览西湖，转赴南京，应邀赴湖南讲演。

罗素到华讲学不久，蔡元培便被派往欧美作为期10个月的文化考察。但在1920年11月24日赴欧前，蔡元培特地赶到湖南长沙，陪同罗素在湖南讲学，当面邀请其担任北大客座教授并在北大作系列讲座。

10月26日，蔡元培与心仪已久的罗素在长沙第一次见面。时罗素是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等校讲师，寒暄间，蔡元培也像媒体和公众一样称他“博士”。罗素对蔡元培的邀请十分欣喜，决意尽快到北京大学去，因而答应在长沙只演讲一天。但为了报答东道主的盛情，罗素在10月26日下午、晚上和27日上、下午连做了四场演讲，讲题是《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27日晚，湖南省长谭延闿亲自出面宴请罗素和蔡元培等人，谭延闿席间又再三挽留罗素。罗素还是谢绝了，当晚便乘火车北上，于10月31日抵达北京。

讲学社给罗素的待遇比原先约定的优厚许多，除负责所有差旅费外，支付的酬金足够他租住一所宽敞的四合院。罗素与布莱克租住在东城遂安伯胡同二号，还雇用了专门的厨师、家童、人力车夫和裁缝女佣，生活相当舒适。

布莱克是罗素在剑桥大学任教时的高材生，当时与罗素尚未结婚，但国人和媒体皆误称为“罗素夫人”。有媒体致函向罗素致歉，他也回函，幽默而坦然地说：“（此种）误会，乃无关紧要。……余与布莱克女士除法律上之解释外，其关系与夫妇无异，余亦甚愿布莱克女士作如是想。”

1920年11月7日是个星期天，蔡元培邀请罗素在北大第三大礼堂举行在京的首次讲座，主题是“哲学问题”，听众达1000多人。哲学讲座能有这么多听众，足见罗素影响力之大。

此后，北大成为罗素中国之行的讲学中心。他每周分别于周三和周日在北京大学讲学2次，每次讲不同的内容，同时并进。到1921年3月止，除了临时追加的一些单篇讲演外，罗素在北大陆续进行了5个系列的讲座：“哲学问题”、“心的分析”、“物的分析”、“社会结构学”和“数学逻辑”。“

为传播和研究罗素的哲学思想，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大成立“罗素学说研究会”， 罗素在华期间主要时间就是在此讲学，他每周参加一次英文讨论会，每两周参加一次中文讨论会。北京大学还专门发行了《罗素研究季刊》。罗素来华讲学在中国哲学界播下了逻辑分析方法和分析哲学的种子。

讲学之余，罗素还参观北京的名胜古迹，偶尔也到别处做客，或在家里接待客人。蔡元培也给罗素留下了深刻印象，罗素说他是“极端热心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而且是不可多得的理想主义者”。

1921年3月14日，罗素因为在保定的育德中学演讲时着凉，得了急性肺炎，大病一场。日本一家报纸甚至报道了罗素已经不幸病逝。病体恢复后，罗素“深感疲惫，归心似箭”，没有再作大的讲演了，只参加一些小型演讲会和宴会。7月11日，在饯行宴会上发表《中国到自由之路》的临别演说，其中建议中国要有“一打好人”，敢于承担责任，敢于将自己的思想付诸实践，并要把“一打好人”扩大为“一万名果敢坚毅之士”。而后，罗素前往早已约定的日本访问。

在罗素离华近一年后的1922年5月，蔡元培领衔胡适、梁漱溟、等16位中国知识界著名人士，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份宣言主张“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来奋斗”,并提出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等政治要求,同时对当时北洋政府与南方护法军政府之间的南北和谈、裁军等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方案，开创了中国现代著名知识分子联名提出“政治主张”的先河。这可以看成是罗素在离华告别演说《中国到自由之路》中所希望的“一打好人”坚韧前行、改造社会的一种实践。

在长沙听了罗素讲演后，曾这样评价罗素的主张：“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推动英国退还庚子赔款

罗素来华访问讲学，增进了对中国的感性认识。此后，他对中国一直十分友好，醉心于中国文化，曾与蔡元培一起推动英国退还“庚子赔款”用于中国办教育，蔡元培赞其是“中国的伟大友人”。

所谓“庚子赔款”，是“八国联军”向清政府索取的“战争损失费”。1900年是庚子年，“八国联军”以镇压义和团为由攻占北京后，于次年与清政府订立《辛丑条约》，要求赔偿白银4亿5千万两（按当时中国的人头算，每人一两），年息4厘，分39年付清，每年从关税、盐税中扣除，按一定比例分付各国。

1908年，占赔款总数7.31%的美国，为缓和与中国的矛盾，恢复扩大远东贸易市场，决定用赔款设立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逐年输送中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占赔款总数11.24%的英国在1922年12月才宣布：“以后中国应付逐期庚款预备悉数退回。”但在华的英国教会和英国商人又提出退款应用于英国在华所办的教育和医学事业。中英两国就庚款用途发生争论。

领班执政英国的麦克唐纳对华态度比较温和，1924年1月，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管理庚款，特邀罗素作为该委员会的教育委员。罗素十分高兴，立即向工党提交了《备忘录》，驳斥在华英国教会和商人的观点，力陈将英国庚款全数用于中国教育的理由：

“一，此乃最有益于中国之用途；二，别种用途不能赢得中国人心；三，英国之利益在赢得中国人心之基础上方能有所保障；四，美国早就将庚款移用于中国教育，英国若采用别种用途，过于相形见绌；五，主张采用别种用途之论据皆出于腐败之动机，即通过政府之权力谋取私人之利益。”

对于罗素的这一举动，蔡元培深表感谢，他在后来写给罗素的信中说：“工党执政后，您曾经就庚款问题致函首相，这使我寄希望于您这位中国的伟大友人致力于借教育挽救处于危难中的古老文明。”

正当英国国内为庚款用途作激烈争论的时候，在伦敦进修和留学的北大师生成立留英学生退款兴学会，并派员访晤正在巴黎考察的蔡元培。这时，国内的教育改进社等机构也敦促北洋政府授权蔡元培为特命代表，往英国进行交涉。

蔡元培于1924年3月27日来到英国，在3月30日由留英学生退款兴学会及留英工商学共进会组织的欢迎会上，他说：“庚子赔款问题，其为特别性质而关系全国”，“此番由法国来英，本专为庚子赔款一事”。

到英国后，蔡元培随即开展各种外交活动，与英国重要媒体接触，拜访英国名流。1924年4月4日下午，蔡元培前去拜访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罗素。由于罗素尚在美国讲学，出面接待蔡元培的是曾与罗素一起访华的夫人布莱克。4月14日，蔡元培在布莱克的陪同下前往英国外交部，会晤东方司司长瓦特罗勒，力陈此款应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瓦特罗勒也表示要参考这个建议。

对于罗素夫人的帮助，蔡元培这样说：“经（罗素）夫人介绍，我会见了一些令人尊敬的英国朋友，他们的亲切会晤使我甚为感动。我相信，如果没有这种热情帮助，我很难了解到英国官方人士、学界权威和众议员对庚子赔款问题的意见。我利用这次机会，同他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初步的、但却是十分认真的讨论。”

从英国到比利时布鲁塞尔后，4月15日，蔡元培草拟一份《处理退还英庚款的备忘录》，分别呈交英国国会以及外交部。

蔡元培的这份《备忘录》，在罗素力挺将庚款用于教育的基础上，对其具体用途作了说明，成为解决英庚款用途的重要蓝本。其要点是：

一、此款主要部分用来建立一所大型的科学馆；二、一部分用于资助某些著名大学建立或扩展科技系、科；三、一部分配给某些国立大学用以购置研究英国科学、艺术、文学的设备（包括聘教授、购图书、设奖学金）；四、一部分设立基金，用作派遣我国大学教师、毕业生赴英学习费用；五、一部分用作邀请英国学者来华研究中国文哲等学科费用；六、一部分用于购回陈列于大英博物馆的中国艺术品；七、一部分用于英中两国互派教授，进行学术交流。

1924年7月15日，蔡元培专门写信给罗素。信中说：“在工党政府还没有赞同我们的观点之前，您就采取行之有效的办法来促使他们理解。英国政府在一项提交议会的议案中，决定将赔款基金给予我国教育事业，这一对英中关系的明智措施正是您倡导的结果。目前，还需要通过相互了解来推进这项政策。……希望能获得您全力支持，并允许中国人民将您视为自始至终真诚关心这一教育运动的第一人，此运动在中国各方面发展中无疑会取得成功。”

后来，蔡元培还将自己的这份《备忘录》寄给罗素，罗素也继续就庚款问题，在英国各界开展了积极努力。1926年年初，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并规定用之于教育文化事业。1933年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

1950年夏，罗素在纽约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强烈要求西方国家承认新中国，并说西方世界“假如早一点善待新中国，世界局势当已好转”。次年，罗素也因“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的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而荣膺195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迄今唯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哲学家。

作者单位：浙江绍兴市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