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蔡元培

2008年，是蔡元培先生诞辰140周年。“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68年前，为蔡元培先生逝世所撰的挽联，概括了他不平凡的一生。蔡元培先生的次女蔡盎已年届80高龄，她从女儿的视角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亲切而别样的蔡元培。

名字，是父母赐予儿女的第一份礼物，寄托着父母对儿女的期望。蔡元培当年为儿女起名也是别有一番用意。

我的名字“盎”有两层含义：首先，父亲取《孟子》“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然见于面，盎于背”句中“”、“盎”二字，是希望我能始终保持君子的风度，外有温润之貌，内有敦厚之心。

后来父亲偶然在陆游的诗中看到“道貌安能希盎”之句，大有得遇知音之感。

另外，我出生时，居所附近有个法国学校，名为若安・达克，又译作贞德。这是法国一位女英雄的名字。“盎”与“若安”二字谐音，父亲也希望我能学习女英雄，像她一样勇敢和坚强。

父亲为其他的儿女起名也颇费心思。我三弟“怀新”的名字，是取自陶渊明的诗句：“良苗亦怀新”；四弟“英多”的名字则出自《世说新语》：“其人磊石可而英多”。父亲希望我们都能做堂堂正正的人。

蔡元培一生崇尚民主自由。对子女事业的选择从不作干涉。子女们没有一个走上从政之路，这是否有意为之?

我们兄弟姐妹共有七人，无一人真正走上从政之路。父亲的好友吴稚晖曾有疑问：“大凡做官的人，都喜欢让自己的儿子学政治、法律，将来可做官，如果实在不行也要学文、学理，绝不可学工，可如今蔡先生的大公子学农，二公子学工，这是有意安排吗?”

其实，选择人生事业之路，都是我们个人的意愿，父亲从不加干涉。虽然父亲一向很注意政治理论修养，但抗战爆发后，他认为农、工等实科同样很重要，需要有人去学习。

我大哥是学农的，曾留学法国，回国后在大学任教，长期从事畜牧兽医研究教学工作。解放以后，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二哥学工，曾留学比利时学习机械工程，后去法国研究磁学，颇有成就，获得过法国科学院银质奖章；在小弟英多出生时，父亲希望他“厚生利用今犹急，且从诸兄习实科”。小弟后来果然志在实科，一直在沈阳航空发动机集团从事技术工作，担任高级工程师，专事设计飞机发动机；我和怀新弟都是学物理专业。解放后，我在中国科学院从事生物电子学和计算机应用工作，怀新则在复旦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

最让父亲感到欣慰的，还是大姐威廉成了画家。大姐在美术绘画方面很有天分，童年时随父亲出国，耳濡目染，深刻感受到西方艺术的魅力，从此迷上了油画。在父亲看来，绘画是高雅的艺术，大姐能以绘画作为毕生志业，对于向来重视美育的父亲来说，无疑是非常高兴的。

蔡元培主张德、智、体、美四育并重。培养完全人格。这种自己的完整理念在他对子女的教育中有着怎样的体现?

对于我们的兴趣爱好，父亲总是积极鼓励，尽力满足所求。

小弟英多七八岁时，也开始学画画。父亲曾兴致勃勃地拿着他的《细雨骑驴入剑门》等画作，让大画家刘海粟先生点评指教，并问道：“先生看我的小儿子是否有点才气?”。

我年幼时很喜欢弹钢琴，父亲就让我跟一位俄罗斯女教师学琴。因为当时家里没有钢琴，父亲就领我到他的朋友家去练琴。举家迁居香港后，父亲还花50港元专门给我买了架旧钢琴，鼓励我坚持练下去。正是得益于此，直到现在我还非常爱好音乐。

父亲很重视培养我们对美的认知和求知的兴趣，在家庭中时刻为我们营造学习的氛围。他和母亲都喜欢吟诗，时常联句、唱和，每逢我们生日，就赠诗给我们做礼物。他们也常带我们去参观各种美术展，让我们接受美的熏陶。

平时，父亲喜欢同我们玩一种叫“国际联盟”的游戏。每个孩子各代表一个国家，然后要分别阐述这个国家的政策主张。他是在通过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督促我们好好看书学习，让我们获益匪浅。

平时，父亲对我们的教育的方式循循善诱。

有一年，他去南京开会，在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你们每人送我一张画，我很宝贵。我祝你们活泼长进，与盎儿所画之朝日及鲜花一样；祝你们动静皆宜，与新儿所画之飞机与建筑一样；祝你们康健英挺，与多儿所画之马一样。”开会回来时，他特意给我们姊弟三人各买了一本精美画册，并分别胚词。给我的题词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给怀新弟的题词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绐英多弟的题词是：“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父亲的谆谆告诫，让我们终身受益。

蔡元培的一生与中国的变革紧密相连。他深深地热爱自己的祖国，时刻关注中国乃至世界的命运，这对他的子女们有着怎样的影响?

辛亥革命、的时候我们尚未出世，父亲当时的事迹，我们很多都是从母亲那里听到或从史料中看到的。但是，父亲去世的前几年，我们一直承欢膝下，深切感受到他的革命精神和爱国热忱。

抗日战争开始后，当时的国民政府规定每年的7月7日为抗战纪念日。每到这一天，父亲都要求我们全家素食，以志纪念。

“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这是父亲去世前三个月以“满江红”词调，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所作的会歌。

父亲并不是共产主义者，曾经很反对暴力革命。但是，当他看到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和苏维埃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巨大成就时，也很兴奋。1939年9月，他特为苏联十月革命22周年的纪念特刊题词：“革命精神，平民主义，二十二年，功成名遂；反对侵略，忝为同志，敬祝进步，造福人类。”

父亲的友人王显廷先生将斯诺先生所著《西行漫记》及其夫人的《续西行漫记》赠与父亲，他看得很仔细，还做了批注，如：“述的意见颇详”，“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说得甚为恳切”等。

蔡元培对妇女十分尊重。积极倡导妇女教育和婚姻自由，正是他将第一位女性学生引进北大的课堂

父亲很重视女性教育和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早在清末，他与一些开明学者经常为妇女鸣不平，并力主强化妇女教育。1900年，他在嵊县担任校董时，就提出一个月免费给当地的老人和妇女上四次课；1902年，他在上海创办了爱国女校，专门培养知识女性；1927年，他在浙江工作时，明确提出了关于妇女工作的“11条”，其中包括：“妇女在法律、政治、经济、教育上享有与男子同等权利”；“设公共育儿院，为妇女代管儿童”；“设裁缝业、洗衣业、烹饪业等，以减女的家庭负担”；“职业妇女生产期内，给于2个月休假”诸条款。在当时能提出这些主张，是非常大胆的。

倡导婚姻自由，父亲也是身体力行。他曾先后娶过三位夫人。第一位夫人去世后，再娶时，父亲坚决要求婚姻自主，提出了自己的征婚条件：“不缠足；识字；男不娶妾；男死后可再嫁；意见不合可以离婚”。父亲的这些条件，在当时曾受到许多守旧亲戚的极力反对，但他坚持这一标准，娶了第二位夫人。1921年，第二位夫人过世，他又按照自己的标准迎娶了我的生母周峻夫人。在和母亲订婚时，父亲满怀深情地写道：“谨以最纯洁最诚恳之爱情与周峻君订婚”。

在蔡盎眼中，蔡元培是一个爱国者，一个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良师慈父。提起父亲给她这一生带来的最大影响，她突然提高声音，“人格”二字脱口而出!

对于我们，父亲从不说教，总是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榜样作用引领着我们。我们兄弟姐妹都是平凡的人。但是，我们这一辈子都是堂堂正正的，都是正直坦诚的，都在自己的岗位上勤勉地工作，努力为社会尽一份责任。

在我们这个特殊的大家庭里，亲情甚浓。虽然我们兄妹七人分别由三位母亲所生，但我们一直手足情深，亲密无间；三位母亲的亲戚也都互相有来往，关系密切，这全是父亲言传身教的结果。

和父亲一样，我们都很爱梅花。“梅花香自苦寒来”，在父亲看来，梅花的这种不屈不挠正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父亲在去世的前两天，还曾在日记中为红梅题诗：“雪地冰天，健儿喋血。象征国魂，百花一映。”

摘自《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