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降中国大陆汉传佛教音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摘要：文章将20世纪的汉传佛乐活动划分成“战乱中的维持、1950年代的短暂复苏、期间的全面停顿、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面复兴”四个阶段；继而将汉传佛乐研究放到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上审视，提出20世纪以降该领域的研究形成“80年间的近空白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的由兴渐盛期”的两阶段论，而“近空白期”大体形成“战争状态无暇顾及、敬而远之噤若寒蝉、无佛乐更无佛乐研究”三块时空结构。最后，探讨了佛乐研究之中日交流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关键词：20世纪；中国大陆；汉传佛乐；四个阶段；研究；历史与现状

中图分类号：J609.2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3.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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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耘（1960～），男，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博士，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主任、教授，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长江传统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武汉 450060）。

收稿日期：20121231

一、写在前面

佛教是中国的主要宗教。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与道文化、儒文化并称“儒、释、道”，一起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佛教在中国近2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种类繁多的仪礼，催生丰富多样的佛教寺院仪礼音乐。汉传佛教指中国汉族地区传承的佛教，属于大乘佛教，其仪礼音乐称为梵呗。梵呗最早传自天竺，经中国化、本土化变迁，终与汉传佛教各种仪礼融为一体绵延传承至今。另一方面，除了传承于佛寺的梵呗，市井百姓中散见诸多民间佛乐。这使汉传佛乐的文化属性变得复杂和难以把握。

本文将聚焦两个方面进行描述和讨论。其一，20世纪以降中国大陆汉传佛教音乐的历史与现状；其二，20世纪以降中国大陆汉传佛教音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前者重在为不太熟悉中国大陆汉传佛乐者提供一些参考信息。后者是本文的重点，意在通过对具体资料的归纳与梳理，呈现出近百年来中国大陆汉传佛教音乐研究之历史与现状的整体风貌。最后，将对佛教音乐研究领域中日学术界与学者交流合作的必要性与前景稍作讨论。

二、20世纪以降中国大陆汉传佛教音乐的历史与现状

1.汉传佛教音乐的历史沿革

梵呗，原意为“赞歌”，今泛指汉传佛教徒在早晚课诵和其它佛教活动中使用的音乐。

梵呗最早作为“天竺国俗”流行于古印度。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的早期梵呗，应是用印度曲调咏唱、可以配上乐器伴奏的佛教颂赞歌。由于古代印度的音调与用汉语翻译的经词不能很好地相合，梵呗逐渐开始中国化、本土化的演变，在模仿古印度曲调的基础上不断创制出华风新声。

中国式的梵呗约肇始于东汉末年三国时代，相传由魏的陈思王曹植所创。后经东晋道安（312～385）确立的唱导制度、梁武帝萧衍（464～549）的御制佛曲，至唐代奏唱佛曲已蔚然成风，佛教音乐得到快速发展。“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韩愈）等唐人诗句对此多有记述。宋元以降，佛教音乐由于市民阶层的出现而日趋通俗化，种类趋向多元。明清之际，佛教音乐愈加通俗化，许多佛曲出自民间音调，并得以延续。佛事仪轨进一步规范，朝暮课诵已是明末的佛寺常规活动。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五年（1417）钦定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名称歌曲》五十卷，多采用当时流行的俗乐南北曲，使佛乐更加深入民间，贴近市井百姓。明清之际，“瑜伽焰口”、“水陆道场”等音乐丰富的佛事活动在富庶的江南十分兴盛，形成常州天宁寺和宁波天童寺这样的著名音声佛事中心道场。禅宗与净土宗进一步融合，法事仪轨渐次规范于禅净二宗的传统，使汉传佛教音乐的宗派传统淡化，流派差异甚微。流光所及，直至当今。

2.20世纪以来的汉传佛教音乐状况

清末帝制解体、民国兴衰直至现代，中国大陆经历了频繁的战乱和密集的政治运动。这一时期的佛教音乐活动也经历了战乱中的维持、1950年代的短暂复苏、间的全面停顿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面复兴四个阶段。

战乱中的维持阶段（20世纪初～1949）

20世纪初始，中国大陆进入频繁的战乱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使佛教音乐活动除了维持而难有建树。在最为艰苦的1930～40年代，许多地区甚至难以维持正常的佛教活动。虽然有印光、太虚、虚云、弘一这样的高僧大德仍在极力护教弘法，但整体而言，佛教及其佛乐活动处于历史低潮。

新中国初始的短暂复苏阶段（1950～1965）

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大陆结束了多年的战乱，进入相对稳定的和平建设时期，中共施行温和开明的宗教政策，1953年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使大陆佛教音乐活动迎来短暂的复苏，这一阶段大体持续至前。

期间全面停顿阶段（1966～1979）

1966年开始的十年“”，将中国大陆导入政治动荡的巅峰。时期，几乎所有佛寺一度被迫关闭，佛教活动处于停滞状态。一些高僧大德受到打击迫害，大量佛教僧侣被强制还俗，使大陆汉传佛教遭受前所未有的重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梵呗佛乐活动在期间处于全面停顿阶段。

“”期间遭毁弃的佛寺文物举略

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供奉于大昭寺的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北京颐和园佛香阁被砸，大佛被毁。

古城太原近二百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幸免，一天内多被毁。山西省博物馆馆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捡回一包泥塑头像。

中国北方最重要的佛乐中心道场、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各个寺院初期即遭严重毁坏，僧尼被批斗，1968年更令200余名僧尼强制还俗遣返原籍劳动改造。

中国南方最重要的佛乐中心道场、有“东南第一丛林”之称的常州古刹天宁寺，1966年被红卫兵大肆捣毁，几成废墟，仅剩残缺庙殿，被开辟为地质勘探队的仓库。

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花山，寂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作《游褒禅山记》，道场名扬四海。间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浙江舟山藏经阁藏书、普陀山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收藏明清时期钦赐龙藏及大藏经，1966年“破四旧”中全部被烧。

浙江舟山千佛楼、普陀山大乘庵的檀香木佛像及玉佛数百尊，1966年“破四旧”中遭盗毁。

浙江普陀山明代摩崖石刻，1966年“破四旧”中被毁。

西哈努克亲王“”期间想去白马寺拜观著名的古雕塑十八罗汉像，有关方面却发现已被砸毁。

四川乐山大佛，造反派装上炸药准备炸掉，因遇降雨淋湿引信而幸免。人们私下暗称是佛祖显灵。

四川甘孜州藏传佛教格鲁派甘孜寺，融合藏、汉风格的寺庙建筑已逾近三个半世纪，时被毁。

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山南地区觉拉寺，间被毁。

新疆吐鲁番附近的千佛洞壁画，遭严重毁损。

游纳木错恰多南卡岛上许多佛像以及岛上原有恰多寺，时被毁。

……

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面复兴阶段（1980～）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改革开放的国策。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全面清算了的错误。自此，中共的宗教政策得到落实，佛教开始恢复正常的宗教活动，且发展迅速，梵呗佛乐也呈现出近现代少有的全面复兴的繁盛局面。北方地区的山西五台山、中原地区的开封大相国寺、江南地区的常州天宁寺等音声佛事传统深厚的汉传佛教寺院，克服佛乐传统出现断层、佛乐人才青黄不接等困难，通过各种方式培养乐僧才俊，加强与港台佛教界的交流，重塑佛乐中心道场地位，使佛教音乐活动全面复苏，频度与规模甚至大大超过之前，给众多佛寺做出样板。实际上，在当今中国大陆汉传佛教的所有寺院，晨钟暮鼓，诵唱梵呗，都已是不可或缺的日常音声风景。

三、20世纪以降中国大陆汉传佛教音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前文中，笔者以客观事实为据将中国大陆汉传佛教音乐的历史与现状划分成四个阶段进行了介绍。然而，在总结分析归纳20世纪以降中国大陆汉传佛教音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时，笔者发现，关于中国大陆汉传佛教音乐的学术研究方面，并不存在与上述四个阶段相适应的历史分期。资料显示，五分之四个世纪约80年，中国大陆汉传佛教音乐的研究实际呈现空白，真正具有学术性的汉传佛教音乐研究，仅仅是近30年间的事情。藏传佛教、南传佛教虽相对稍稍远离政治中心，但整体状况大同小异。

1.佛乐研究的80年间近空白期（1901～1980）

第一时段（11901～1949）——战争状态无暇顾及

从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落幕，近50年间，中国大地处于连绵的战乱之中，尸殍遍野，民不聊生，学术界自无暇顾及佛教音乐研究。这一时期的空白，首要原因是战争动乱。值得一提的是，刘天华于1930年代搜集整理了部分佛教音乐并集录成册，其目的虽非学术研究而是乐曲创作，客观上对后世研究也起到资料作用。

第二时段（1950～1965）——敬而远之噤若寒蝉

接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主义和无神论，虽然政府制定有自由的政策，但执政者骨子里视为封建糟粕。并且，此阶段政治气氛虽相对温和，各种政治运动仍接二连三。所以，在1950年到前的十余年里，虽有一定佛（宗）教音乐活动，然而学者们却多敬而远之噤若寒蝉，唯恐一言不慎因敏感的研究对象而惹火烧身。具体而言，这一时段中国大陆汉族地区存在有限制的佛教音乐活动，但音乐学术界对佛教音乐的研究却基本无人问津。形成“局内人可以做，局外人不评说”、“有实践，无理论”的不正常状态。

有意味的是，在中国大陆的音乐理论界，当时也完全没有给予佛教音乐相应的位置，不管是在关于中国传统音乐、民族音乐的教科书中，还是在正式发表的音乐学论文中涉及的传统音乐、民族音乐的概念里，都未有纳入佛教音乐的内容。突出例子是，1960年代由国家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组织权威专家学者编辑出版、至今仍作为全国高校专业教科书使用的《民族音乐概论》一书中，竟只字未提佛教音乐（及其他宗教音乐）。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而真正在理论上给佛教音乐（及其他宗教音乐）一个定位，则还要等到新世纪。2000年，袁静芳先生正式出版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和2004年王耀华、杜亚雄两位先生合撰并正式出版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中，才都将佛教音乐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一个重要类别收入。

第三时段（1966～1979）——无佛乐更无佛乐研究

如前所述，1966年开始的十年“”，包括佛教在内的一切宗教活动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梵呗佛乐活动也遭全面禁止。期间，中国大陆整个学术界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连研究对象也没有了，佛教音乐研究更无从谈起了。这样的现象一直持续到1978年中共召开第十一届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特殊时段（1956）——暗夜中的寥寥寒星

不过，由于中国大陆在1950年代也曾有一阵学术环境稍为宽松，学者还能享有相当的学术自由。另外，即便面对畸形甚至略显险恶的政治环境，也还是有表现出可贵学术良知和责任感的学者。他们关于中国大陆汉传佛教音乐仍然发出了一定声音，留下了一些痕迹。1952年，以音乐史学家杨荫浏（1899～1984）、古琴家査阜西（1895～1978）、乐律学家潘怀素（1894～1978）为中心，对北京“智化寺京音乐”进行了历时2年的研考，留下两册题名《智化寺京音乐》的采访记录。1955年，中国音乐家协会成都分会编辑印刷了亚欣整理的《寺院音乐》，收入峨眉山佛乐曲谱百余首，五台山佛乐曲2百余首。1956年，杨荫浏在湖南省进行民间音乐普查时，对当地部分佛教仪式音乐进行了收集整理，稍后根据调查资料编辑的《湖南民间音乐调查报告》中专门附有“宗教音乐”部分，作为内部资料流传在一定范围内。其中确有曲调出自湖南地区汉传佛教寺院当时的水陆道场仪式活动，但也有的曲调采自民间，其寺院音乐的属性值得推敲。想想这次行动的主旨本身就是“民间音乐普查”，出现民间佛乐与寺院佛乐界限模糊的情形就不难理解了。以笔者揣摩，凭杨荫浏先生深厚的学术积累，当然明了民间音乐与佛教音乐文化属性的巨大差异，将二者揉在一起极有可能是故意鱼目混珠的政治考量。大师已逝，难以考证了。不管怎样，这类挂在民间音乐研究旗帜下的佛乐调查，作为中国现当代佛教音乐研究的发端，恰似暗夜中的寒星，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虽然，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及的突然降临使杨荫浏等学者肇始的佛教音乐研究未能迅速后续发扬光大，颇为遗憾！然而，编集收录的资料内容，却成为今天学术界了解前中国大陆汉传佛教音乐之珍贵和重要的参考。杨荫浏先生堪称现当代中国大陆汉传佛教音乐研究的先驱。

2.佛乐研究的由兴渐盛（1981～2011）

随着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的彻底否定和对左倾路线的矫正，中国大陆的整个学术研究环境得到相当的改善，汉传佛教音乐文化开始进入中国大陆学者的研究视野，30年来，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大体经历了滥觞、发展、兴盛三个时段。每一时段大约10年。

汉传佛乐研究的滥觞（1981～1990）

几十年漫长的等待！对佛教音乐有兴趣的学者终于等来可以将其作为正常研究对象进行学术研究的日子。1980年代，是中国大陆汉传佛教音乐研究的滥觞期。根据检索当下中国大陆最权威的学术资料网“知网”，可知改革开放之后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汉传佛教音乐的学术论文是肖兴华刊载于《中国音乐》期刊上的《云冈石窟中的乐器雕刻》。这一时段的主要学术论文有田青的《梁武帝与佛教音乐》（《音乐学习与研究》1985）、《佛教音乐的华化》（《世界宗教研究》1985）和《浅论佛教与中国音乐》（《音乐研究》1987）、刘忠贵的《大足石刻中的伎乐》（《四川文物》1988）、张生录的《天津佛教音乐与民间歌曲的关系》（《中国音乐》1989）、林木《峨眉山佛教音乐》（《民族艺术》1990）。不仅论文的数量寥寥，研究侧面也显单一，主要集中于佛教音乐史，对现实佛乐活动鲜有关注。不过，考虑到刚刚走出佛乐研究的冰河期，这已经具有里程碑意义了。1987年，中国大陆发生了两件对佛教音乐研究有深远影响的大事。其一，经国务院文化部、公安部、宗教事务管理局、中国音乐家协会批准，是年9月，中国民族音乐集成总编辑部在湖北襄樊主持召开了“全国首届宗教音乐编辑工作会议”。此举虽然向全社会昭示宗教音乐研究不再是中国大陆的学术，而一个纯粹的学术会议却要报公安部批准，说明改革开放近10年的中国大陆，宗教音乐研究的政治敏感度仍然较高。其二，1987年开始编撰出版的《中国音乐年鉴》首次开辟宗教音乐栏目，自此每期年鉴都刊载宗教音乐研究的综述。这为后续研究营造了学术气氛，也一定程度促进了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总体而言，有两大背景影响了滥觞期汉传佛教音乐研究局面的形成。其一，与佛教音乐研究关系密切的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在中国大陆学术界尚不太为人所知或知之甚少，使得涉猎该领域的学者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准备不足，导致作为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归属的汉传佛教音乐研究并未出现。其二，佛教界本身百废待兴，精通汉传佛教音乐仪轨的僧才缺乏，滞延了“音声佛事”活动的全面恢复，研究对象的单一对研究活动的繁盛与研究成果的品质亦有一定的制约。

不难看出，1990年代的汉传佛教音乐研究成果首先在量上与1980年代拉开了距离。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迅速增加，涉猎佛教音乐研究领域的学者增多。引人注目的是，研究的品质与前十年不可同日而语。具体表现在，学术视野逐渐开阔，题材对象趋向多样，跳出了1980年代单纯囿于历史研究的局限，佛乐历史、佛乐思想、佛乐现状、寺院佛乐、民间佛乐、佛乐观念、佛乐样式等侧面，已都有涉及。其中，冠亚强的《日本的新佛教音乐明治大正篇》，是中国学者关注东瀛佛教新音乐的发端；滝本裕造、周耘的《中日佛教音乐风格比较研究》，则开中日学者合作和比较研究两国佛乐之先河，有着特别的意义。

1990年代的汉传佛教音乐研究得以较快的发展，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不断加强，中国学者对于民族音乐学、文化人类学等新兴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从陌生到渐渐接受，并将其导入汉传佛乐的实际研究之中，促进了该领域学术的进步。

其二，伴随着全社会日益扩大的开放度，汉传佛教音乐活动也日益频繁，一些以音声佛事著称的寺院，经忏佛事活动得到全面的恢复，涌现出一批通晓佛乐的新一代优秀僧才。特别是由中国佛教协会主持、始于1992成于1998、历时数年的《中国佛乐宝典》的成功编录制作与出版，不仅使老一辈僧侣的优秀梵呗唱奏记录下来得以薪火相承，亦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其三，良好的社会与学术氛围。佛教音乐是珍贵的音乐文化遗产的认识渐渐深入人心，因而佛乐展演、文化交流、学术研究活动日益频繁。例如，1996年北京佛乐团应邀出席德国“国际宗教音乐节”并于德国的教堂展演佛教音乐、上海音乐厅于1987年和1996年分别成功举办了两届“中国梵乐音乐会”、北京佛乐团和甘肃拉卜楞寺佛乐团于1998年11月上旬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两场 名为“净化之夜——法音梵呗中国佛教音乐会”、1994年的《中国音乐年鉴》以专文对佛教音乐研究进行总结并展望其前景，等等。1995年，中央音乐学院佛教音乐文化研究室成立， 2002年更名为中央音乐学院佛教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作为中国大陆第一个佛教音乐的专门研究机构，该中心对整个中国大陆佛教音乐的研究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汉传佛乐研究的深入（2001～2011）

新世纪拉开帷幕，中国大陆的汉传佛教音乐研究也迎来一个纵深发展和较为兴盛的阶段。笔者主要检索中国知网学术文献出版总库，得到2001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在中国大陆期刊杂志正式发表的佛教音乐论文100余篇，除去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的相关内容，以及〗单纯报道性、介绍性的文章，筛选出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论文40余篇，这里列出篇目，以方便解析。

至此，中国大陆的汉传佛教音乐研究伴随相对稳定和谐的社会大环境逐渐进入繁盛时期。能够实现这样的局面，还有几个不能不提及的原因。

其一，几位重要学者的贡献。中央音乐学院袁静芳教授，早年主要研究中国传统器乐。后以敏锐的学术感觉较早将自己的研究兴趣转向汉传佛教音乐文化，不仅自己发表了以《中国佛教京音乐研究》、《中国汉传佛教音乐文化》为代表的不少佛乐研究著述，还创立并领导了佛教音乐文化研究中心，为中国大陆佛教音乐文化学术研究的统筹与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国艺术研究院田青研究员，后最早涉猎佛教音乐文化研究的学者。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事业心，积极投身传统佛教音乐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工作，协同佛教界人士，极力倡导恢复佛乐的古质，在挖掘整理优秀的传统佛乐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2003年，田青创建了宗教艺术研究中心并出任主任，使佛教音乐文化的研究在国家所属的艺术研究院属下有了专门机构。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是后受到民族音乐学和文化人类学理论良好训练并将主要精力投入佛教音乐文化研究的学者，他不仅是中国大陆南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的第一人，在佛教音乐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方面亦多有建树。以上几位学者作为大学教师，都比较注重在年轻学生中培养佛乐研究人才。此外，专注于汉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的还有胡耀、尼树仁、韩军、周耘等几位学者。

其二，中央音乐学院佛教音乐文化研究中心的作用。这个中心在袁静芳主任的领导下，在中国大陆佛教音乐文化研究的统筹协调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尤其是该中心与韩国东北亚音乐研究所携手创建的“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的平台，自2003年在北京发足，迄今已举办五届。从开始的中韩之间，至第四届扩充为有中、韩、日、台、港等国家和地区参加的“东亚佛教音乐学术论坛”，聚集了以一批该领域的研究者，推出了系列研究成果（正式出版三部研究论集），促进了这一地区佛教音乐文化研究的交流与繁荣。

其三，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首先，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开明的宗教政策一直得到较好的贯彻。伴随佛教的日益振兴，寺院传统音声佛事活动至新世纪已全面恢复，佛教音乐活动发展迅速，这使得汉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有了丰厚的土壤。其次，政府主管机构与全国佛教协会全面支持佛教音乐文化的振兴与学术研究，为学术界提供了诸多便利。例如，时任国家宗教事物局局长叶小文、中共中央统战部二局局长蒋坚勇亲临“第一届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开幕式并发表讲话。时任佛教协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居士则自始至终关心并指导着教内教外的佛乐与佛乐研究活动，与佛教音乐学者保持着紧密联系。

3.佛乐研究的缺失

透过热闹表象，冷静分析中国大陆汉传佛教音乐文化研究的状况，不难发现其存在的主要问题。要使后续研究保持良好态势，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其一，思想解放的程度不够。例如，由于宗教与政治之关系的特殊敏感性，当研究对象涉及到此方面时，常常有所回避，或未能深入探讨。当然，这不仅仅是学者的问题，常常涉及到整体学术环境。

其二，学术研究的深度不够。一般性介绍描述的文章较多，深入探究讨论的文章少见。虽然研究的广度三十年来有了较大拓展，但在扎扎实实田野考察基础上的学术研究成果仍然少见。部分学位论文有急功近利之嫌。研究者在理论方法的储备、技术手段的运用方面都尚欠火候。

其三，佛乐传统的认识不够。由于复杂的原因，中国大陆汉传佛教音乐的传承方式早已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使得其不断地民间化、世俗化。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少见。然而，对于佛教界提出的佛乐“古质”问题，却至今缺乏有力的研究。而这一点，对于认清佛教音乐的文化属性，给予当今寺院日益兴盛的佛乐活动以理论引领，都显得十分重要。

四、佛乐研究之中日交流合作的前景

中日佛教音乐虽同出一源，在长期的传承发展过程中，亦都具有了各自民族文化与历史传统的印迹。历史上，中日两国曾有过广泛深入的佛教音乐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佛教音乐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今天，当我们将现代学术的目光投向佛教音乐文化的时候，两国音乐学术界及学者间的交流合作，则必将促进两国佛教音乐学术研究领域的繁荣。笔者以为，佛乐研究之中日交流合作的前景在以下两个方面值得期待：

其一，由于两国音乐学界关于佛教音乐文化的研究都吸收借鉴和运用源于西方的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展开，在对研究对象的解析、音乐现象的阐释方面，有时常常难免生出“他山之石难攻玉”的困惑。事实上，中日两国都有自己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学术传统，又都已经经历了不短的现代学术研究的试炼。尤其是日本学术界，在民族音乐学引入后的超越半个世纪的运用过程中，不仅具体成果丰硕，而且已有深厚的理论积累。如果两国学界与学者加强交流合作，立足东方放眼世界，其研究必然会丰富现代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内容，在理论与实践上为该当学科的未来发展贡献东方的智慧。

其二，在具体研究的操作层面，中日两国学者的携手合作，使许多单方面研究原本比较困难棘手的佛教音乐课题出现柳暗花明之转机的可能性加大。例如，由于中国大陆汉传佛教音乐早已没有乐谱记录的传统转而以民间音乐“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佛乐古质”的问题因此长期困扰中国大陆佛教界与学术界，并迟迟难有结论。而日本古老的佛教宗派大都沿袭依谱传承的方式，有真言宗的《进流鱼山蠆芥集》、天台宗的《鱼山六卷贴》这类历代相传的乐谱存世，如果进行细致的比较研究，这一难题当可破解。又如，日本学术界研究日本佛教音乐的源头及历史传承与变迁时，由于日本佛教音乐的源头在中国大陆，需要对中国的古代文献进行研考，更需要观照中国活态的佛教音乐并进行中日间的比较，如果与中国学者紧密合作比较研究将更方便操作，有利于提高研究的质素。这类课题实际上有很多，两国的合作研究因而有极大的拓展空间。

综观中国大陆汉传佛教音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从万马齐喑、噤若寒蝉，到今天颇为兴盛的局面，实属不易。今后如能在大乘佛教传统最为深厚的中、日之间扩大佛教音乐文化研究的交流与合作，相信此领域的研究当迎来新局面。

[其他参考文献 ]

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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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央音乐学院佛教音乐文化研究中心编.第一届中韩佛教音乐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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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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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站

[1]中国知网 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