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慈善遭遇道德绑架

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个商人，很富有，也很仁义。他在经商途中，看到在他国沦为奴仆的鲁国老乡，总是自愿掏钱把他们赎回来。当时，按照鲁国的规定，凡是在他国赎回鲁国奴仆的人，可以从国库中报销赎金。但子贡认为，自己是心甘情愿做善事，家里也“不差钱”，就执意不要国家为他支付赎金。

孔子知道后，并没有表扬子贡的“仁义”行为，而是说，因为有子贡这样的先例，以后赎回奴仆的人也不好意思到国库领取赎金。照这样下去，恐怕再也不会有人愿意为鲁国赎回奴仆了。

孔子另一个弟子子路，有一次奋不顾身救了一个落水的人。被救者家人无以为谢，把家里仅有的一头牛送给子路作为回报，子路高兴地接受了。当时有很多人不理解，认为儒家弟子满口仁义道德，做了一件善事，为何要接受如此重的回报呢?对此，孔子却大加赞赏：好，好，好，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恐怕会有更多的人施以援手了。

如果孔子的慈善观能成为公众的普遍价值观，富人们也许就会不为慈善而如此尴尬了。

形形慈善门

对于企业家来说，慈善是一个很难回避的痛。

陈发树和他的新华都，一个月来深陷的“慈善拷问”仅仅是近几年来“慈善企业家”们遭遇的一个缩影。

翟韶均，曾因巨额慈善捐款和亿万身家数年名列胡润百富榜和胡润慈善排行榜。2005年，他的力联集团进入到最鼎盛的时期，资产评估结果达到10亿元左右。这年，也是他进行慈善捐助最多的一年，有媒体报道称：“翟韶均向社会公益事业的累计捐款额达4000多万元。”因为这4000万，胡润中国内地慈善家排行榜上，翟韶均由第38位上升到第23位，而个人身价更高达16亿人民币。

然而时隔不久，“集团银行欠债达到7亿元，翟总高调慈善是为了更多地拿项目”的传闻首先从集团内部传出。2006年2月，他被检察院因涉嫌行贿进行调查，进而被爆38万人民币捐款并未到位的传闻。这位身家上亿、以“江苏首善”名号行走江湖的老总一旦被扯进“慈善门”便一发不可收拾，数家媒体同时挤出了慈善捐款里的另外一些水分――对南京大学2000万元捐款存疑、江苏慈善总会认捐的500万元捐款实际只有100万元……

38万元使翟韶均苦心经营的慈善光环骤然缩水，变成紧箍咒，让这位“江苏首善”被慈善门狠狠地撞了一下腰。而同样被撞腰的还有他“江苏首善”称谓的继任者陈光标。尽管这位不顾金钱、身体和生命，几近疯狂地冲锋在慈善第一线的“慈善狂人”获得了无论民间还是官方的一致认同，但围绕他慈善动机的微词始终不绝于耳。接受《商界时尚》记者采访时，陈光标无奈地表示，为了表达他慈善行为的纯洁性，他不得不放弃在捐助地的所有公司业务。

今年第一起闯入公众视野的慈善风波，始于3月份营德旺计划将家族持有的公司股份的60％用来成立慈善基金。但是由于其身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股权变更需要证监会的批准，不但至今未能成事，还惹来“作秀”的质疑。更“高深”的解读是，曹德旺通过基金会进行资本运作，用说不清道不明的方式把股份变成了小金库。

10月26日，安踏体育的控股股东丁世忠及其家族也模仿营德旺的构想，宣布募资做慈善，拟配股8009万股借以募资8亿港元用于建立慈善基金。由于当时正处于“陈发树事件”风口浪尖，“丁世患版慈善”一经公开，便被舆论与“吸令”、“避税”、“作秀”绑架在一起。丁世忠最终不得不采取慎言的态度，让所有试图寻找突破口的好奇者都只是得到了“现在还在筹备阶段”的答复。

在中国，企业家不做慈善就会被贴上“为富不仁”的标签。但若是企业家捐了一笔的善款，人们便开始怀疑他捐助背后的商业意图，而善款的多少必定决定了接下来引发的公众道德争论的规模。关于企业家慈善的各种恶毒的揣测层出不穷。

“这样的反应是非常古怪的!”在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看来，这是公共舆论对富人进行慈善事业的偏见，而在笔者看来这种偏见几近恶俗。

慈善伪外衣

企业家从事慈善，在国外会被视为义举，而在中国为何如此艰难?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对“慈善事业”的释义却多少有些苦涩：“慈善事业是从同情、怜悯或出发对贫弱者以金钱或物品相助，或者提供其他一些实际援助的社会事业……带有浓重的宗教和迷信色彩，其目的是为了做好事求善报；慈善者通常把慈善事业看做是一种施舍…它只是对少数人的一种暂时的、消极的救济……它的社会效果存有争议。”

单纯从语义的角度讲，“慈善”竟然并非一个褒义词。

有“中国慈善事业的教父”之誉的民政部原部长、中华慈善总会创办者和第一任会长崔乃夫显然不会乐意于“慈善”被给予这样的定义。在他看来，父母对子女的爱为慈，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为善，慈善即是有同情心的人们之间的互助行为。

秉承这样的理念，中华慈善总会依靠微薄的政府拨款和民间捐赠自1994年4月开始艰难运作。因为缺乏鲜明的个性和足够的善款，在中国红十字会、宋庆龄基金会和青年志愿者协会等公益性政府组织的齐头并进中，中华慈善总会很难有所建树，日渐边缘化。

如果不是企业家对慈善事业的倾囊相助，也许公众对这一名词会更加陌生。

中国慈善事业的普及得益于“两个榜”和“一个事件”。2004年5月，胡润推出了国内第一份慈善家排行榜。这份侧重考察企业家个人慈善捐款记录的榜单与稍后公布的以考察民营企业捐款记录为主的《福布斯》(中文版)2004中国慈善榜一起，掀起了国内舆论关注慈善行为的热潮。而2008年的汶川地震之后，更多的企业家将自己的捐助解读为“慈善”。相比于以往的历次赈灾中，他们更习惯用“献爱心”来表达自己的公益情结，虽然表面上看只是用了一个更加时髦的词汇，但也证明了“慈善”作为独立的价值观植入一个群体。

无论是“两个榜”，还是“一个事件”，企业家都是施助者的主角。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慈善”这个名词从普及进公众视野的那一天起，就与“企业家”天然地联系在了一起。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商人一直是“唯利是图”的代表；西谚亦日，让富人行善，有如让骆驼穿过针眼，这在揭示商人“视钱为命”上可谓入木三分。“世上的好人虽多，可没有多少傻子愿意在银钱上做好人。”张爱玲这句稍显刻薄的话，似乎正是多数人判断富人慈善动机的思维起点。

在这种逻辑下，一个“唯利是图”又“视钱为命”的人，能主动掏钱，一定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于是当“企业家”热衷“慈善”，这种“慈善”便很自然地披上了“伪”的外衣。

慈善何须道德绑架

即便我们用最具恶意的眼光去考量当代中国企业家的种种“劣迹”，给他们统统戴上“恶人”和“唯利益论”的帽子，也不妨碍我们去考察慈善的本质。因为我们认为，当一种不损害不特定第三人的观念意识指导下的行为，的确能惠及需要受帮助的第三人时，我们应该鼓励，而不是去苛求实施这项行为的动机，以及行为人因此获得怎样的收益，更不应该去考察实施这样行为的人曾经有过怎样的

过错――除非他现在的行为是以损坏第三人的利益而达到的――无论是翟韶均、曹德旺，还是陈光标，他们的慈善显然不具有这样的危害。

正如如今正在热议的“陈发树慈善避税说”。尽管陈发树的慈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年9月爆出的陈在上市公司大小非减持中存在的逃税问题，尽管乾隆时期和王申就提出了花钱抵罪，但毕竟“花钱抵罪”在当下的中国尚未成为纸写笔在的“免死金条”。如果陈发树真的有逃税前科，且奉命调查之人果真会因为陈匆忙之中抬出的慈善基金，而终止调查，或“念及其慈善之心而将功抵过”，岂不成了“依法治国”最大的笑话?

或者说，如果慈善真有“花钱抵罪”的功效，岂不是对牟其中、仰融、唐万里和黄光裕之流智商的最大讽刺?陈发树多次对媒体强调自己是个“极端单纯的人”，而前述各位的精明却总是外露无遗。当东窗事发前，这些聪明绝顶的商人们有所察觉时，为何不统统设立“慈善基金”而散财免灾?以他们在当时的财富，不用说83亿元，即便是183亿元也不在话下。比较财富和自由，孰轻孰重，我想这不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此时笔者无意为陈发树的脸上贴金，也不想去探究“逃税”一事的真伪，只是想说“慈善”与“抵罪”实为风马牛不相及。即便“逃税”一事为真，按照中国的法律，逃税罪的初犯是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坊间流传的“陈发树涉案10亿元”的传闻，又源于“企业家都是唯利是图”的逻辑，陈发树应该做的，也是必须做的是退还10亿元，而何以多此一举地“捐款83亿元”来围魏救赵?

而牛根生深陷的是另外一类道德绑架。成立老牛基金，曾经是一片叫好的善举，但“毒牛奶事件”后，老牛被沾染上了“污点”，注定无法摆脱以道德之名的攻讦，其慈善动机也将遭到道德枷锁的全盘抹杀。

有爱心、讲信用、重承诺、生产毒奶……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牛根生?“从有到无，回馈社会，我觉得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大的快乐。”老牛的慈善语录还在回响，而如今在公众眼里，除了惋惜，谩骂之声依然铺天盖地袭来。一些民众认为，这不过是老牛“借”慈善包装自己的惯用伎俩：“我们很难相信他的话，他根本不配做慈善。”更多的民众认为，“公众无法指望一个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能将慈善进行到底”。当曾经的“最有担当的企业家”脸上忽然刻上“道德有罪”的刺青，所做的慈善似乎也全部成为猜想质疑的“行为艺术”。

难道有“缺点”的企业家就不允许做慈善吗?或者说做慈善人物不能有任何瑕疵?牛根生“制毒”，和可能的陈发树“逃税”，作为承担了比常人更多社会责任的企业家，理应受到舆论的谴责。但无论是先慈善，还是先“作恶”，其慈善行为本身最起码有从一个局部彰显“道德底线”的作用，这种道德底线应该让大家接受。

社会对慈善事业予以更多关注，并借助道德来表达对慈善的纠偏，是一种积极信号，说明慈善正成为社会常态。但是，有时候我们眼睛看不清东西，也可能不是因为世界浑浊，而是我们眼里揉进了沙子。

如果仅单纯地把慈善看做一种“道德符号”，成为对慈善行为全部肯定、全部否定的量化标准，慈善事业最终将沦为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如果公众连企业家做善事的机会都不给，那么公众的“慈善”又从何谈起?慈善理由被误读，这是善施者的尴尬，而一个善施者听有的慈善动机被百日地与龌龊庸俗画E等号，又会是谁的尴尬?

企业家是一个不应该苛求的社会阶层。他们的社会存在价值就是运用其资本、智慧和管理才能重新配置闲置的社会和自然资源，并将其重构成公众更能普遍接受的新产品和新服务。生产和服务，以及由此产生的税收和就业已经是这一群体对社会作出的巨大贡献。苛求企业家从事慈善本就是本末倒置的道德绑架，而苛求从事慈善事业的企业家一定是所有道德的楷模，更是对慈善事业最致命的毁灭。

请把慈善的交给慈善，道德的还给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