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冠名奖学金

捐资助学原本就是中国士绅历来传承的济世情怀。在当下，以自己的名字给高校里的奖学金冠名并不是什么难事。实实在在地帮助了学生，还留得了一个好名声。

助学、济贫、修路，中国士绅面对这三项资助历来能表示出力所能及的大方。而助学因为“授之以渔”，成为其扶危济世情结重要的表达途径。

“乡祠卞家”是清末民初天津家之一，其公益助学之风延续了三辈人。到了卞家老太史太夫人垂危之际，家道大不如以往。这位无才便是德，被封闭在家一生的老人临终前仍嘱咐儿子“丧事从简，捐银元5000元于学”。

为了实践“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国方略，清政府派出了第一批公费留学生。与官费生一起“周知外洋之长技”的，还有一批商人主动资助的留学生。最为典型的是“烟草大王”简照南连续三年资助学生赴欧美学习实业，“棉纱巨子”穆藕初派送北大毕业生赴美留学，实业家张延钟派送学生赴欧洲学习造船工程，著名侨商丘燮亭资助乡亲十余人留学日本。而受益者包括郭沫若、马寅初、章伯钧这些日后深刻改变中国的大知识分子。

对于这些捐资助学的行为，官民一直保持着良胜的互动，民间士绅并不介意官方的监督和介入，而官方对民间的义举也始终给予鼓励与支持，奖励牌匾、牌楼不在话下。光绪帝更是上谕：“各省绅民如能捐建学堂或广为劝募，准备省督抚按照筹捐数目酌量奏请给奖，其独立措捐巨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赏。”

即便后来政局动荡，政权几度更替，富人的捐资助学情结也从来也没有中断过。李嘉诚用自己的钱兴建了汕头大学，其善款惠及百所高校；邵逸夫捐款兴建的“逸夫楼”已愈3000栋。

两项与众不同的资助

12年来，每年的11月，19所位于高校的几百名贫困大学生都会收到千元以上，数额不等的“仲明助学金”。没有捐助人或代表到场，更没有很多捐助仪式上受助^对捐助人歌功颂德，甚至在这项助学金发放的最初10年里，学生们都不知道资助^的姓名。而j文名资助者曾悄悄走进助学金发放大会的现场，就连工作人员也不认识他。他静静地坐在角落，倾听同学们在讲台上或私下里对他的本色感激。

截止到今年，倡立者已经捐出了1500万元，受惠学子达5380人。

资助人的要求很简单：设立在广州高校的大学一年级本科贫困新生。而如何认定、如何筛选，资助人把决定权留给了学校。如广州大学要求受助者成绩优良，华南师范大学要求受助者未享受其他助学金或学费减免，中山大学还需要提交高考成绩。各个学校通过学生申请、班级评议和学校认可后上报给组委会。而组委会更多的是形式上的审查，以及发放时要求受助人签署《道义契约》。

不同于其他助学金，“仲明助学金”更像是一项助学系统工程的引擎，用毫无约束力的承诺和最真诚的信任鼓励受助者将来也成为资助者。每位受助人需要签署的《道义契约》约定，受助人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要偿还助学金，还要比照学生贷款支付利息，以帮助其他也需要帮助的大学生。如今，还款积累了53万元，近200名仲明助学金受助者成为了施助者。

每年200万元，这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金额最高的常设性个人助学金，而资助者甚至连一次当面的道谢也不愿意接受。10年之后的2007年，两家媒体才只言片语地公开了这位资助者的姓名：杨国强。细心的读者翻开网页方才得知他就是当年“中国首富”杨惠妍的父亲。

与“仲明助学金”的低调相比，一场奖学金的争夺战却仿佛更像是才艺选秀。

华中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安海斯一布希奖学金”的奖励对象是学院的所有全日制学生和MBA生。根据这项奖学金的评选标准，将根据思想政治表现、学习成绩、学术科研和社会实践五个方面的综合表现打分。得分前10到15名的学生将通过一场“才艺秀”的表现来争夺奖学金的最后归属。因为资助人，百威啤酒的控股人，设立这项奖学金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为了争夺15000元或10000元的奖学金，候选人必须在个人介绍和才艺展示中表现自己才能的同时，还要让听众开怀大笑。平时成绩优异的选手们绞尽脑汁，有的讲单口相声，有的装扮成花脸小丑，有的故意魔术穿帮，一台奖学金争夺赛变成了笑声不断的曲艺晚会。不过真正体现他们应变能力的是即兴演讲和双语答问。最后的获胜者是真正的品学兼优、才艺双全，连评委的评价都是，“太有才了!”

捐资奖助学金不是难事

要在高校中设立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奖助学金，并不是难事。

南京大学的“李航涛、张景梅夫妇奖学金”属于校级奖学金，每年只针对两名学生发放，每人只资助830元，对受助人的专业和背景没有任何限制。这对夫妇不是富翁，也不是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只是普通的南大校友。南大校庆期间，为鼓励校友的捐资助学，设立了“校友专项奖助学金”。正是通过这个渠道，两位老人有机会设立了这个奖项。

曾经一度主要靠国家拨款和高校自筹的高校奖助学金，如今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青睐。以中山大学为例，仅在主校区面对全部专业本科生的捐赠奖学金(不合助学金)就达43个。这其中有IBM、松下电器等国外品牌设立的“全球优秀学生奖学金”，也有宝钢设立的“教育基金优秀学生奖学金”，千金药业、时代地产等民营企业更多设立了以企业名字命名的奖学金，而奇瑞汽车更将“2l世纪东方之子”品牌作为奖学金的名字。华侨更喜欢以他们的名字为奖学金命名。43种，共计98万元的奖学金每年由超过400位学生分享，无论数量、比例和金额都远高于传统的国家奖学金和高校自筹奖学金。

即便是清华、北大这些国内的顶级院校，也敞开着企业捐助设立奖助学金的大门。当然，不同的院校专业对于设立奖助学金有不同的门槛，或提供不同的权益方案。名牌大学在筹集社会捐助资金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北京大学现有各类校级奖学金、助学金150余项，复旦大学现有各类级奖学金100余项。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名牌大学人才济济，一方面也源于企业看重它们能带来的名牌效应。

向名牌大学进行小额的资助，显然很难引起校方的重视。而一般院校，企业奖助学金一般仅有数项，至于高职高专类院校得到的捐助就更少了。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对于中小企业家来讲，选择专业对口也许更合适些。毕竟，有多深的水就养多大的鱼。

大连水产学院是一所辽宁省属本科二批高校，五个环保企业把他们的助学金投向了这里的土木工程专业和海洋环境工程专业，每年共计10万元。坐落在首都南五环外的印刷学院，在名牌高校林立的北京，是名不见经传的专业性院校。三和国际、日本小森、厦门建发这些没有公众知名度，但具有行业口碑的印刷企业，在这里设立有奖助学金。全校不足7000名学生，三分之一能获得奖励或资助。

如果捐资数额不大，又希望能和知名院校联姻，最好的办法就是设立“院系奖助学金”。浙江大学的励志助学金就只针对人文学院发放。类似的资助大多会与企业的生产性质挂钩。出手阔绰的丰田汽车，他们设立的“丰田(中国)奖学金”只面向著名高校的车辆、机械、经

济专业学子，“储备人才”显然是他们设立奖学金的目的。

对于那些希望把自己或自己企业的名字与高校联系在一起的人，捐资设立奖助学金是最简单的办法。一些高校为鼓励捐赠，还设立专门接受捐赠的基金会、校董会、校友会、发展委员会等，不但替捐助人管理捐赠，还按照设立的条件选拔、审核候选人。此外，这些组织的设立还为捐助者提供合理避税的途径。

而对于希望自己的捐赠能真正体现自己捐赠意图的人来说，这种方式又是最透明的。除了直接捐助给受助对象，非特定对象的捐赠只能通过国家认可的几个基金会和红十字会，即便是直接交给学校的捐资助学款，也大多用到了学校的基建和采购上，款项的具体使用无法监督。而设立奖助学金能保证捐助的透明使用，还能体现公正性，回避可能出现的各种质疑。现在各个高校通行的做法是，小额的捐助，一般采用的是学校差额申报，捐助者最后选定的模式；而大额的捐助，校企共同单设管委会或基金会，以加强监管或充分体现捐赠者的捐赠意图。

是是非非附加条款

不少助学金对受捐赠者都会提出一定的附加条款。安踏爱心接力助学金要求受助者在工作后，自愿捐献个人收入中的一部分，用于壮大本基金；郭谢碧蓉基金会在青海一所医学院校设立的助学金要求，受资助者在毕业后能到农村地区从事五年医疗卫生工作；携程旅行网在全国七个城市14所高校设立“携程阳光助学金”，要求受助人在校期间每年必须做义工，或毕业后一年内从工作收入中捐出500元用于希望工程。这些条件用来鼓励受助者懂得感恩、懂得回报，无论数额大小，也不管是否具有约束力，不少企业助学金都有类似的鼓励条款。

还有―些资助者对个别群体具有特别的偏爱，因而对受助者的专业、性别和成绩提出了条件。对于捐赠的定向性，学校、学生和社会大多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复旦大学陆宗霖奖学金就仅用于在这所大学就读的理科女博士及其母亲；润泰集团出资的光华奖学金专门为少数民族学生预留了名额；绿亮奖助学金授予的是在指定高校就读的外国留学生；全球钢铁制造业的巨头泰纳瑞斯在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石油大学设立的奖学金，需要被奖励者通过他们自行组织的人力资源测试。

地方商会捐赠的助学金带有强烈的地域性，只面向所在地方的贫困学生。比如南京大学的泰州校友会助学金仅针对泰州籍学生；湖北晋商联合会发起的“晋商奖学金”只面向成绩优秀、学术科研成果丰富的山西籍学生。

不过，过于苛刻的条件有时候也会让奖助学金流于形式。南京一所高校有贫困生4000余人，学校领导多方协调争取到40多家企业的400万元企业助学金。但设奖者大多规定只有品学兼优、专业对口的贫困生才有资格获奖。由于受成绩、专业的限制，能享受企业资助的贫困学生不到400人，仅占贫困生总数的10％。

而一些过于“功利”的条件更是背离了捐资助学的应有之义。有的企业会在与高校签订协议时提出附加条款，要求接受捐赠的优秀学生毕业后必须到该企业工作。有的企业甚至在招不到满意的毕业生后就从学校“撤资”。

在中山大学软件学院设立助学金的一家生产电子产品的东莞公司，就要求受奖励学生在领取奖学金前与公司签订一份“就业奖学金协议书”。学生必须承诺毕业后到该企业工作，否则除连本带利归还奖学金外，还要缴纳5096的违约金。其实，这种做法不但不可能留住人才，相反会给公众留下负面的印象。即便企业迫切想要吸引人才，但扬道德旗帜往往会比裸的附加条款更具吸引力。

不可否认，很多企业到高校设立奖学金，除了献爱心回报社会、支持教育事业外，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在校园中扩大企业知名度，吸引优秀人才。对于捐赠的用途，这本纯粹是捐赠人的个人喜好，只要不违反国家的规定和教学的目的，学校、学生和社会都不应该干涉。但过于严格的规定也会让公众对于捐赠行为的功利目的产生质疑，这与他们希望通过设立奖助学金来提高美誉度的目的南辕北辙。

一个以“眼视光”命名的奖学金甚至只发给近视的学生，并且是以免除“近视治疗费”的形式发放。借奖学金名义操作企业形象的痕迹未免也太过浓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