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众文化背景中“类型电影”的探讨

【摘要】通过“类型电影”这一现象的分析,对电影艺术特征和大众的审美模式进行新的探讨和研究,由此引出电影复合式分类的深层次规律。

【关键词】类型电影;主旋律;主流文化;大众文化

一、“类型电影”研究的可行性现状

“类型电影”这一概念自产生以来就备受争议,尽管这是一个受到许多电影艺术家和理论研究者们批判和嘲笑的现象,但事实上,我们看到的影片大多数是可以归入某种名目之下的类型电影。

关于“类型电影”的研究与探讨,早就有之,观点各异。巴赞也曾经对电影类型学做以评论:“使好莱坞远胜于这世界上的任何事物的原因不仅是某些导演的品性,而是其活力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种杰出的传统。好莱坞的优势在工艺上不只是偶然的;它更多地是深藏于人们所称的美国电影天才之中,它可以通过对其产品的社会学的探讨来加以分析,然后加以界定。美国电影以一种不同寻常的胜任方式,将美国社会如它所想看到自己的那样展现了出来。”[1]

现在,对于“类型电影”的探讨不断深入,“甚至最雄心勃勃的导演也逃不脱类型片的作用”,“经典电影的风格和类型片的编码吞噬了从艺术电影借鉴来的东西。”[2]通过类型电影这一现象,我们将对电影艺术特征和大众的审美模式有新的了解,由此引出些更深入的问题及类型电影的深层次规律。

二、电影类型学概述

多少年来,人们对于类型电影概念的探讨从未止息过,众说纷纭,各自成说。在我粗浅看来,所谓“类型电影”(Genre Film),即是在大众文化背景中把电影分成若干类别,并将其看作是独立存在的一种形式展现的规则系统,而这个规则系统就称为类型电影。

通俗意义上说,“电影类型”是指一种创作和观赏、反映的程式,这实际就是电影的Gestalt(格式塔),是一种整体上的创作和接受、反映心理模式。它包含对单项艺术元素如光色、构图、音乐、声音的喜好,但片中对其结构形式的整体上的感受与认识。它是一种艺术语言的规范和审美创造接受的心理构架,是一种心理模式。用传统的文艺理论描述,它是大众的内在审美心理模式[3]。

三、“中国式”三种文化电影类型述说

在文化研究中,类型电影属于非常有代表性的大众文化。在今天,中国大陆存在着三种文化: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化。

1、 主流文化

主流文化是国家领导集团倡导的文化,它生产并再生产主导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宣传部门用“主旋律”、“导向性”来描绘其性质。

讨论中国电影乃至中国文化,必然地绕不开“主旋律”。无论你是赞成它,还是质疑它、否定它,它都已然地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出现在你的面前。而且,它还不是一脉支流、一丛树林或一座山峰,它在中国电影版图上占据了相当大的一块红色的面积,它已经不仅只是政府的一种倡导和口号,而实实在在地成了中国电影的“主旋律”。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主旋律”的提出,重新明确了主流意识形态对于电影创作,其实也可以说是对于整个文艺创作的要求。“主旋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政治的概念,它的规定性就在于,在既定的电影创作中,国家意志、民族精神、革命教义等,将成为它们自觉的思想主题。

电影在中国主导意识形态的观念体系中仍然首先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载体而不是文化‘产品’。与‘舆论导向’、与社会‘安定团结’等国家政策密切联系……电影的政治性、道德性、传统性和主流性都继续得到强化”。[4]

其实,以文艺作品的方式对民众思想进行政治的向心、整合与凝聚,古今中外,如出一辙,只是它们的内涵和形式有所不同而已。换一种角度来说,文艺作品包括电影在内的相关形式,仍然是中国社会思想精神的重要载体,它有承担相关内容的政治任务。

“主旋律”显示了鲜明的时代印记,获得了民族性、人民性的含义,以及获得了在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先进模范的题材和主体上的宽广的表现空间。主旋律电影主要分为四大类型:

第一,表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例如《开国大典》、《重庆谈判》、《大决战》、《大进军》、《大转折》、《横空出世》等。这类影片在革命历史的重大背景下,凸显出一代共和国的伟大缔造者。

第二,弘扬民族精神的爱国主义作品。例如《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鸦片战争》、《孙中山》、《我的1919》、《黄河绝恋》、《红河谷》、《国歌》、《冲天飞豹》等。这类影片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责任感,起到了一种凝聚人心、展现国家力量的政治作用。

第三,为平民英雄立传的作品。例如《焦裕禄》、《孔繁森》、《李四光》等。这类影片着重描摹那些不图名利、一心为公的先进典型和典范,以高尚的道德品格拯救道德沦丧,感动人心。

第四,表现现实题材的影片。例如,表现希望工程、贫富差距以及在贫穷压迫下人性的犹疑与提升的《凤凰琴》,表现大批工人下岗背景下的普通人自尊自强与温情的《红西服》,表现民心所向的反腐倡廉的《生死抉择》等。这类影片题材尖锐、严峻,以其对现实的深切关注和人文的关怀而深深吸引人们的目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大庆之年,电影人相继推出一系列“主旋律”影片向建国六十周年献礼。?2个多小时的影片一举囊括了20多位华语影坛“大腕儿”的超豪华阵容《建国大业》;记录30年前恢复高考这一重要时刻的影片《高考1977》;以“铁人”王进喜的生平事迹为基础,再现中国石油工人创业史的影片《铁人》等。

“主旋律”电影因为它们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与姿态,因此对中国电影的现实布局与结构的合理化,构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元素。而这种结构关系背后的社会联系,使“主旋律”电影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性提挈,为社会的和谐发展,发挥了某种制衡的作用。[5]

2、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产品在电影界更多的表现为娱乐片和商业片。与中国大陆的其他文艺领域相比,中国影片中的娱乐性作品要少的多,所占比例也低得多。

大众文化形态电影的特征十分明显,从制作和资金循环来说,大众文化完全以大众喜好为核心,实行商业运作,投资完全以利润追求为动力。大众文化电影大多运用透明、客观化、追求可传达性的电影语言,虽然也不乏写意性的电影段落,但是总体上是表意明确并且功能清晰的,最主要的是绝对注重与观众的交流性。在叙述形态上,商业电影的总体特征是情节化、叙事化。在现实中,商业电影的创作没有真实信念和道德的保证。

冯小刚的《大腕》商业运作非常成功,制作费是三千三百万元,而它在内地的票房达到了四千三百万元。此后冯小刚又以他的《手机》现身说法:“它带来的利润是百分之百的。它已创造了五千三百万票房,卖了八百万VCD版权,加上六百八十万的广告收入,净利润达一千五百万。”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众文化电影一直充当着思想探险前沿的先锋战士的角色。在当下中国,商业性电影已经越来越受到观众的接受和喜爱。商业电影独有的视觉形象、形式包装、叙事策略、模式讲究都以一股无法阻挡的力量发展壮大着。

“限制与突破”一直是中国商业片的矛盾所在。虽然,商业电影仍然受到主导文化的控制和精英文化的挤压,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商业电影正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面前。

3、高雅文化

高雅文化又可成为精英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它代表知识分子的理性思维、自觉意识和文化情趣。它强调独特的形式、深沉的哲理思考、个性化的历史阐述和新颖的人性分析。

我更喜欢称其为文艺电影,它的特征显著,充斥着个人的声音,表现艺术形式和理念的极度个人化,叙事非情节化、非叙事化。这类影片更多的坚守独立的视角和富有底层关注的社会观察,充分展现对事物的反思与思辨以及社会状况的深层次探讨。

从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到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从娄晔的《苏州河》到贾樟柯的《站台》。没有那么夸张的电影特技,也没有那么匪夷所思的故事情节,不是那么吸引眼球,而是发人深省,比如生命、人性。

四、类型电影的复合式分类及简例

类型片的审美模式是形式喜好与社会情感的结合,因此,我们在研究类型片时要从大众文化的背景中去对其进行复合式的分类。

从叙事性的角度来划分电影的形态,大致可分为纪录片、专题片、风光片、广告片等不同类型研究范围。从故事性角度来划分,可细分为爱情片、喜剧片、侦探推理片、惊险片、动作片、音乐歌舞片、灾难片、战争片、强盗片、西部片等。有时,一些派生类型的影片(如从强盗片发展而来的警匪片,从科幻片发展而来的灾难片),或某种固定主题的影片(如政治电影),甚至场景风貌、视觉风格、结构形式较为固定的影片(如黑),也在不甚准确的意义上作为一种类型加以论述。

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电影”的文化特征及具体形态,我从数以万计的国内外优秀影片中选取几部特征鲜明、内涵丰富的佳作,作为简例:

1、爱情片――《甜蜜蜜》

作为华语爱情片的经典,影片用独特的方式为我们展现爱情可以超越一切。它那看似简单的结构却有很大的容量,在短短2个小时里,讲述了5个爱情故事。主线李小军和李翘,大时代中的普通人,爱情就是他们赖以信仰的神话。《甜蜜蜜》是一部典型的传统爱情片,它的主要特征就是爱情至上,爱情是本片的贯穿线索和感人的主要力量。李翘那不择手段从底层向富婆爬的心路历程、纽约街头无数次的擦身而过,对于这些随波逐流,无力掌握命运的小人物来说,爱是唯一。《甜蜜蜜》承载了很多社会内容和思想观念,描写了一种宽容的爱情。这是一种现代的爱意,是一种有规则的爱情。

2、歌舞片――《雨中曲》

这部影片是音乐歌舞片黄金时代的经典之作,被誉为古典歌舞片的集大成者。该片由好莱坞最著名的歌舞片明星金・凯利主演,天才导演斯坦利・多南执导。1977年,该片作为惟一的歌舞片入选“美国电影十大佳片”,充分说明了它的重要地位。歌舞片是浪漫的想象,影片中,剧情是“超我”的部分,而歌舞片段则是不受约束的“本我”。高潮片段,唐犹如顽童般起舞,他一会儿在水中奔跑跳跃,一会儿又伸展雨伞旋转不停……歌舞片往往细致的描摹现实情节与个人自由的冲突。

五、类型电影的哲学思辨及意义

类型学的研究将给影视艺术以极大的方法启示,将类型电影的价值放到文化系统中去加以研究,亦是一次理论框架和研究视野的上升。

诚然,在当下的社会大环境中,“类型电影”的研究充斥着肯定与批判,到底是“成规”还是“创新”、“继承”还是“规律”或是对传统模式的延伸和突破,这些都值得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

我们可以批判其艺术上的平庸和风格上的保守,但是也应该从必然性上去考虑现实问题。“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类型”研究变成一种动态模式,用来调节观众、创作者、作品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我更多地是从积极的意义上认识“类型电影”的理论。从现实意义上把握艺术创作,时刻注重受众反映,研究社会大众对多种艺术元素的感受力、对其结构形式的喜好和适应,并作出更有科学意义的规定。

“类型电影”是将思维与创新、传统与规律有机的统一。我想,这既是对艺术创作的另一种诠释,也是对这种价值体系的升华。

【参考文献】

[1](美)托马斯・沙兹《旧好莱坞/新好莱坞:仪式、艺术与工业》,43页,周传基、周欢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

[2](美)戴・波德维尔、珍・斯泰格《好莱坞经典电影的历史性含义》,陈梅译,载《世界电影》1987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