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性蔓延”还是“文学性互文”?

摘 要： “文学性蔓延”的论争始终将文学和文学性置于一个其他艺术文化分类仰望的绝对高度，讨论其是否能以单向度的观照者身份扩张着文学诗意的霸权。结合后现代在文学领域内的互文性理论，笔者认为应该双向看待“文学性蔓延”的问题，一方面需要看到文学或文学性对于艺术、文化以及社会多维度的影响，也必须看到这些学科门类对于文学发展长期的反作用。这种双向度的互文性关系使得无论文学、艺术和文化都有无限的发展活力，各个领域和学科在互相交流的活动中互相借鉴和成长，从彼此联通和无尽的排列组合中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

关键词： 文学性蔓延 互文性 创生

新世纪的文学理论研究已经从纯文学领域跨越到了文化研究领域，综合了各种门类的艺术形式，以及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有关理论，出现了很多让人耳目一新的学术话题，有学者提出“文学性蔓延”问题颇引人关注。所谓“文学性”的蔓延或扩张，是指在当下以消费为主题，到处弥漫商业气息的后现代社会里，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被电子媒介下的影视、游戏、网络等等文化形式侵占乃至取代。在文学走向边缘与终结之际，文学性却悄然侵入思想学术、消费社会、日常生活、电子传媒、公共表演等一切政治、经济、文化门类，并担当起统治者的角色，扩张文学性的霸权。

对于“文学性蔓延”的问题，学界尚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以余虹和陶东风为代表的一派坚持后现代社会“文学性蔓延”说。余虹在《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中说：“后现代总体文学状况的双重性：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统治并存，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掩盖。”①她批判分析当下文学领域内的“逃离文学”的现象，并指出当代条件下的文学终结实则是对于文学边缘化的诗性表达，通过分析文学性对于社会各领域的统治和表达，最后指出“由于文学性在后现代的公然招摇和对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渗透与支配，又由于作为门类艺术的文学的边缘化，后现代文学研究的重点当然应该转向跨学科门类的文学性研究。”②另外，陶东风指出，“我们在新世纪所见证的文学景观是：在严肃文学、精英文学、纯文学衰落、边缘化的同时，‘文学性’也在疯狂扩散。所谓‘文学性’的扩散，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文学性在日常生活现实中的扩散，这是由于媒介社会或信息社会的出现、消费文化的巨大发展及其所导致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现实的符号化与图像化等等造成的。二是文学性在文学以外的社会科学其它领域渗透。”③但在同时，也有一批学者诸如王岳川、吴子林、洪进等对此提出质疑。王岳川认为，后现代时期文学性统治的问题只是对辛普森理论的一种误读，“后现代时代是一个感性肉身的时代，一个强调肉身安顿大于精神安顿的时代，是一个图像取代文字文学的时代，是一个读图时代大于读文时代的图像学世纪。”④文学性在当下后现代并没有走向统治地位，而是和文学一样走向终结、衰败和消亡。

综上，无论是支持一派还是反对一派，都将文学或文学性视为独立的特殊的精神类别，交锋的中心论点在于对其他领域和学科的渗透和影响上，在于文学或文学性是否统治了文化中心，站在文化圆盘的中心，辐射其他类型的文化门类乃至更为广大的社会人文领域和空间。笔者注意到，无论“文学性蔓延”这一论断是否成立，学界对于该论题的讨论都是单向度的，都将文学和文学性置于一个其他艺术文化分类仰望的绝对高度，控制着文化话语权利。而分歧无非在于是否能以观照者的身份扩张着文学诗意的霸权。

这种单向度的讨论引起了笔者的思考，结合后现代在文学领域内的互文性理论，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双向看待“文学性蔓延”的问题，一方面需要看到文学或文学性对于艺术、文化、以及社会多维度的影响，也必须看到这些学科门类对于文学发展长期的反作用。而这种双向度的影响也并非一个后现论问题，其实从古代开始，文学诞生初期就存在双向互动。

首先，我们必须引入互文性理论。互文性和互文是有差别的。互文也叫互辞，是我国古代诗词中常用的一种修辞手法，古文中对它的解释是：“参互成文，含而见文。”具体地说，它是这样一种形式：上下两句或一句话中的两个部分，看似各说两件事，实则是互相呼应，互相阐发，互相补充，说的是一件事。有上下文义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补充来表达一个完整句子意思的修辞方法。例如《木兰辞》中“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李贺《马诗》中的“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而互文性这一概念和互文有联系，却也有不同。

“互文性”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者茱莉亚·克利斯特娃提出，她说互文性是“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示”，“以后和现有表述的易位……”⑤在她的表述下，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因此没有单独的文本，任何文本之间都是互相指涉的，构成了绵延不断的文本群体。杜多罗夫在《巴赫金及他性》中指出：“我们的观点绝不是说肯定作者的被动性，似乎作者只能拼凑他人的观点和真理，从而完全放弃他自己的观点和真理。绝非如此，事实是，作者在他的真理和他人的真理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对话特征。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打断人物的讲话，但从不掩盖彼声，他从来不以“他”结束，也就是说你不以一个外在意识结束讲话。”⑥我们看出，在互文性中，不仅仅包含后出现的文本对于前文本的复读、强调、浓缩、转移和深化，还存在前后文本之间的交流、对话和互动。罗兰·巴特是互文性概念建设中具有里程碑作用的人，他在《文本意趣》指出：“我体会着这些套式的无处不在，在溯本求原里，前人的文本从后人的文本里从容地走出来……互文正是如此：在绵延不绝的文本之外，并无生活可言——无论是普鲁斯特的著作，是报刊文本，还是电视节目：有书就有了意义，有了意义就有了生活。”⑦从他开始，文本不仅仅关系着表层字面写作的互文性，更从人类的记忆深处开始关涉深层的互文性，从文本引申到人在其他方面的记忆，将互文从单纯的文学领域开拓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以人类的共同记忆和共同意识作为连接的纽带，形成了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对话。这种有关于记忆和思维的互文性和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关系网络一样，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独立地存在，拥有独立的思想，而文本也一样，总是在潜移默化中吐露出从其他方面来的内容。热奈特对“互文性”概念做了总结和决定性的工作，他区分了一组极容易混淆的关系：“互文性”与“超文性”。在《隐迹稿本》中，热奈特指出：“互文性”表现为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的实际出现，如引用。而“超文性”是“通过简单的转换或间接转换把一篇文本从已有的文本中派生出来。”⑧热奈特的“超文性”理论使我们在纵观文学史的过程中发现了它的一大特性：“文学来自模仿和转换。”⑨通过对绘画、音乐等艺术实现领域（即热奈特所谓的“超美学”）审视，我们可以看出这一点的重要性。例如，马塞尔·迪尚临摹的《蒙娜丽莎》和毕加索改画的瓦雷斯科的《女侍从》都和超文本如出一辙。

我们看到，互文性的概念已经从单纯的文本之间的联系、转变、交叉发展到了横跨领域与学科之间的对话交流，由单向度的影响模式走向了双向间的交互运动，“今天的互文性不再遵守严格的对号入座的系统，它更力图展现网络的，对应的，联系的现象，并使之成为文学交流的主要机制”⑩，在不同载体之上互相孕育，互相滋养，互相影响。同时，一些学者认为，互文性不仅是一个简单的文学文本的现象，它还是整个文学发展的主题，是文学发展的主要动力。因为文学织就了永久的与它自身的对话关系，从简单的文本现象出发，渗透到各领域的艺术形态和审美形态，互文性的意义不断扩大，类似于DNA式样的，并行连接螺旋上升，在多个声部的对话与交流中，走向深层次的哲学沉思。

互文性是文学发展的主题和动力，于是我们在关于文学性的讨论中自然无法回避互文性双向运作的存在。笔者认为，文学性单向度的向社会各个学科和领域的蔓延与扩张是不科学的，也是不严谨的。从互文性文本到思想，单向到多向，文学走向社会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提取出文学性和社会其他学科领域的互文性关系的存在，这种关系是以人文情怀对于人类生存境况和生命体验的关怀为出发点，以诗性的、审美的、超越的理想为追求的。文学性在扩展与蔓延的过程里，也和其他艺术文化领域的现象和内涵形成的双向互文性运作，“当我们从现实中收取和借用素材的时候，我们应该从中看到，它表明了一种外部世界和艺术之间互通的可能。”{11}文学性并没有呈现出对于外部世界的统治，文字表达是一种方式，但是这一点并不能说明其扩展与蔓延的霸权地位，因为文字表述方式对于很多领域来说只是一种手段，并非核心意义。比如科学论文，其终极的目的是阐述获得的试验结果，形成科学力量，获得广泛关注和运用，最终形成推动社会的发展的动力。同样的，文学性并不是从文学中凭空出现的，虚构的文学最终是来源于生活，将社会现实中的一切纳入自己的体系，通过自己特有的内部运作方式重新呈现，它是和其他文化艺术形式一起成长和发展的。“开放式的互文性使我们可以透过文本特性看到外部世界的表征：这些表征不是直接参照，它们反应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和社会。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巴赫金着重研究的对话主义，它首先关注的是话语的社会互动关系。”{12}

这种双向度的跨领域互文关系的存在，使得无论文学、艺术和文化都有无限的发展活力，各个领域和学科在互相交流的活动的中互相借鉴和成长，从彼此联通和无尽的排列组合中获得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文学性的互文性关系的最终目标不是单纯的借鉴和影响，而是通过融合走向创生。在各种思想文化互相交错的互文性活动之中，最终将会形成新的门类，这种新生代力量融合了滋养它生长的思想文化艺术门类的优点，又加以融合和完善，最终华丽地绽放。笔者认为，以文学性为基底的创生力量，才是互文性无论在文学领域还是其他领域发展的最终目的。

注释：

①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文艺研究，2002（6）.

②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文艺研究，2002（6）.

③陶东风.文学的祛魅·文学性的扩散和文学的“祛魅”.文艺争鸣，2006（1）.

④王岳川.“文学性”消解的后现代症候.浙江学刊，2004（3）.

⑤克利斯特娃.符号学，语意分析研究.Seuil出版社，1969：115，133.

⑥杜多罗夫.巴赫金及他性.美文，第40期，第509页.

⑦罗兰·巴特.文本意趣.Seuil出版社，1973：59.

⑧热奈特.隐迹稿本，第14页.转引自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21.

⑨蒂费纳·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22.

⑩蒂费纳·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31.

{11}蒂费纳·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95.

{12}蒂费纳·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104.

参考文献：

[1]蒂费纳·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2]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文艺研究，2002（6）.

[3]陶东风.文学的祛魅·文学性的扩散和文学的“祛魅”.文艺争鸣，2006（1）.

[4]王岳川.“文学性”消解的后现代症候.浙江学刊，2004（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