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制艺观管见

摘要：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著有《夕堂永日绪论》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八股制艺观。王夫之要求纯洁八股文体，对八股文的艺术技巧作了系统的探讨，包括：主体修养、审美范畴、法度意脉、字句锤炼、文体关系等内容，是其推尊八股文观念的体现。这与王夫之对八股文“代圣贤立言”时继承斯文、干预现实的积极意义的认识分不开。

关键词： 王夫之；制艺；艺术技巧；破体为文

中图分类号： B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3）02-0023-05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著有《夕堂永日绪论》一书，集中体现了他的八股制艺观。王夫之要求纯洁八股文体，期望八股文实现其应有的文化价值，将八股文真正当作一门“艺术”，对其写作技巧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同时反对破体为文，都是其推尊八股文体的表现。

一、八股与制艺

八股文滥觞于北宋。王安石变法以为诗赋取士浮华不切实用，故并多科为进士一科，并一律试以经义，但文体尚无规定。元代基本沿袭宋代。明代诏开科举，对内容与文体都有了明确规定，在成化年间逐渐形成严格的程式，直至清代。《明史·选举志》道：“科目者，尚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八股文又称“八比”、“四书文”、“经义”、“时文”、“时艺”、“制义”、“制艺”。“八股文”、“八比”是就其形式特点而言；“四书文”、“经义”、“制义”是就其写作内容以儒家经义、四书为主而言；“时文”是就其流行的时间而言，有时与“古文”相对。而“时艺”、“制艺”两种名称却有其深意。所谓“艺”者，《说文解字》释曰：“艺，种也。”“艺”也指一种技巧、技能。《论语·雍也》：“求也，艺。”《国语·越语》：“用人无艺。”以“艺”称八股文，包含了对八股文技巧性与艺术性的认识。八股文是科场应试之文，举子在写作中常为了达到中举目的，而以呈才炫能、比拼技巧为能事，客观上对文章形式技巧的发展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由于八股文严格的程式束缚了士子自由思想的表达，而专务科举功利的士人不读书专习朱子四书集注之讲章，严重阻碍了知识的进步与思想的发展，受到有识之士的批判，如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就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1]基于此，长久以来人们对八股文这一在明清历史上存在了五百余年的文体的审美艺术性认识与评价都不够。

王夫之认为八股文体是从诗中分化出来，与诗同源于乐，从而为推尊八股文提供了理论依据。他称：“世教沦夷，乐崩而降于优俳。乃天机不可式遏，旁出而生学士之心，乐语孤传为诗。诗抑不足以尽乐德之形容，又旁出而为经义。经义虽无音律，而比次成章，才以舒，情以导，亦所谓言之不足而长言之，则固乐语之流也。二者一以心之元声为至。舍固有之心，受陈人之束，则其卑陋不灵，病相若也。韵以之谐，度以之雅，微以之发，远以之致。有宣昭而无罨霭，有淡宕而无犷戾。明于乐者，可以论诗，可以论经义矣。”[2]王夫之自言其写作《夕堂永日绪论》一书的目的，在于有感于明末模拟因袭之风和钱禧辈矫励时弊但“指趣自卑”而作，明确希望“作一种文字，不犯一时下圆熟语，复不生入古人字句，取精炼液，以静光达微言”，使之能够真正发明圣贤微言、切于当世之用。正是出于对“制艺”之社会功能的客观认识，王夫之才系统地探讨八股文之“技艺”，对文章写作艺术技巧提出了具体要求，包括：主体修养、审美范畴、法度意脉、字句锤炼等内容。

二、王夫之对制艺之“艺”的具体要求

八股文所重者在程式，但王夫之将其视为艺术，重视其真正体现其“美”的形式技巧，并非仅将其视为功利之具。王夫之从古文理论中借鉴经验，对八股文主体修养、意法关系、义味意趣及文章结构、遣词用字等作文规律都予以广泛探讨，体现出对八股文作为一类独特文体的美学特征的重视与追求。

首先，主体修养决定文章品格。

王夫之要求制义者应该平心静气，达到“仁者之言蔼如”的境界，才能从事文章写作这一“静业”，反对创作主体由于心躁、气急形成“嚣陵竞乱”之文风。王夫之将欧阳修文章之平静、典雅、贞正与苏洵文章谲躁、俗靡、淫邪相比较，批评苏洵内心不平，故出言不能“蔼如”，其在行文时以纵横家、名法家之言为宗，其文章一出而使天下士大夫“心术坏，世教陵夷”。王夫之认为明末天启、崇祯年间文风俗靡，正是由于文人心情不宁、奔竞狂躁使然。[3]王夫之认为人品决定文品，称：“妖孽作而妖言兴，周延儒是矣。”[4]对明末最后一位首辅周延儒典一代之制，常引伸圣贤语言作“之词”痛加批评，认为较之万历之后小品文“谐谑失度、浮艳不雅”者更为可恶。王夫之将之称为“妖孽”，认为正是其“妖孽之文”“令神州陆沉不可挽”，是出于其亡国遗民身份的愤激之语。[5]

王夫之认为科场不能产生好文章，皆由于作者奔竞之气所造成的。他分析科场文字自古以来蹇劣无足称道者，是因为文人“名利热中，神不清，气不昌，莫能引心气以入理而快出之”，且“法制严酷，几如罪人之待鞫。”文人名利欲熏心，不能出之以平静之气，作文时则拘于程式，思维受到限制，故不能产生好文章。王夫之认为汉晋以来，“不以文字为仕进之羔雉”，文人能够“各随所至”，大多卓然成家。隋唐诗赋取士，但科场之文无一传者，著名文人如燕、许、高、岑、李、杜、储、王所传诗，都是仕进之后所写，因为此时他们“阅物多，得景大，取精宠，寄意远”，“非局促名场者所及。”科场名利指挥棒下的八股文不可能产生优异之作。[6]

其次，讲究虚实结合，追求意趣蕴味。

王夫之强调文章应该虚实结合，主张“实其虚以发微，虚其实而不窒”[7]，形成典重空灵的艺术趣味。八股文在内容主要根据题意加以阐释发挥，阐述作者对题意的理解和认识，表现作者对经典的看法，并用古人口吻表述出来，即所谓“代圣贤立言”；其结构具有严格的程式，包括破题、承题、起讲、起比、中比、后比、束比等主体部分以及入题、出题等连缀过渡部分。其中主体部分的起比、中比、后比、束比这四比八股，两两相比，句式对偶，结构对称。因为八股文结构复杂严整，为了使文章疏朗质实，不至于板滞虚枵，王夫之对文章写作中的虚实之笔提出了很高要求：就文章整体而言，主体部分无疑是实写，而前部分解题与后部分收结是虚笔。文章主体的四比八股也必须虚实结合，一般而言，起比点明题意，以总论、虚说为主，不宜写得太实，为后文留下余地；中比、后比详尽发挥题意，阐明观点，以实为主，后比又常通过联想拓宽题意，使题意更显丰满，或就前面的议论加上咏叹，发表感想；束比以总结收束八股，以总论虚说为主。[8]王夫之强调通过虚实结合，在阐明经典微言大义时，使文章不至于板滞厚重，有一定的道理。

王夫之还认为用字亦有虚字、实字的区别，但反对将虚词与实词机械配合成句的作法。他主张以作者雄壮豪迈之气势驾驭实词，使文句气势纵横，富有生气；以作者凌空飘逸之韵度遣使虚词，使文句风韵流转，富有韵趣：“非有吞云梦者八九之气，不能用两三叠实字；非有轻燕受风、翩翩自得之妙，不能叠用三数虚字。”[9]归根结底还是由作者的文意决定的“气韵”遣词用字。

“虚”、“实”之说中国古典文学理论中重要范畴。最早可追溯到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德经四十章》）说；庄子所谓的“言不尽意”亦涉及到文学表达中的“虚”、“实”问题；其后司空图追求诗歌“味外之旨”、“韵外之致”（《与李生论诗书》）的意境，欧阳修推崇梅尧臣“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艺术境界（欧阳修《六一诗话》），苏轼赞赏王维之画“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王维吴道子画》）的论述，都涉及到创作中“虚”、“实”之关系的问题。清代陈绚在《海绡说词》中提出的贵“留”的观点，要求在词中留空留白，通过诗词字之外的“空”与“无”启发读者联想，从而使诗词获得“言之不尽”，“其意无穷”的艺术魅力，则是文艺理论的总结。

在文章理论中论“虚实”问题的并不多见。明代文论家吕留良有一段话论制义之虚实：“经制题，摭实者无当大义，虚弄者不知典章，两者各失其病，同时于不学。盖其摭实者，亦不过从时文中抄掠肤词而已，于源流本末，初未尝习，固与弄虚者之不知典章一也。到此须少不得古学。”[10]认为着意于意理、抄掠典章则太实，徒为浮词、不究典章则虚。又称：“典制之文，疏则议略，核则疑滋，皆不求晓畅于大义也。详于古而不窒于古，晁、董之所以为大家，其风轨如是。”[11]要求正确把握“虚”、“实”之度，以“晓畅大义”为准则。王夫之论制艺之虚实虽未展开详论，但亦可见其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借鉴，及对前代制艺观的发展。

再次，主张以意驭法、内义脉注。

王夫之重视文章之“法”与“脉”，他称“无法无脉，不复成文字。”[12]“法”即法度，王夫之将法比之于朝廷的刑政之章，认为制定法度的目的在于使人遵守奉行，但在制艺过程中，必须从文题着手，以作者之“意”驾驭文章法度，“因情因理”；如果以题从法，将法度置于制义的第一位，必然会为了适用某法而“截割题理而入其中”，使文意滥漫，理晦情滞。

王夫之提出了文“脉”的概念，通过譬喻说明文章之“意”的决定地位。王夫之称：“谓之脉者，如人身之有十二脉，发于趾端，达于颠顶，藏于肌肉之中，督任冲带，互相为宅，萦绕周回，微动而流转不穷，合为一人之生理。”文章之“脉”有似人之经脉，十二经脉构成一个整体，连接人体各部；十二经脉互相萦绕周回，互相制约，每一经脉都是使人身具有生气、生命的关键。“若一呼一诺，一挑一缴，前后相缴，前后相钩，拽之使合，是傀儡之丝，无生气而但凭牵纵，讵可谓之脉邪？”如果人体经脉各部分毫无关联，则人身就好比丝线牵拽而动的了无生气的傀儡。王夫之以人体为喻，强调将文章各部联结起来的“意”的重要性，批评一些只知道对经典进行考索钩稽、断章取义，不能以个人情理意旨驾驭文章的作家，谨守王鏊、唐顺之、茅坤等人钩锁之法作文，割裂圣贤微言深旨，如同“傀儡之线牵曳得动”，使文章生气索然。[13]“脉”本意指人体气血运行的管道，习惯上常以“血脉”并称，人体因为有血脉才会成为有生命的个体。早在魏晋南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中就提出了“脉注”的说法：“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绮交，内义脉注，跗萼相衔，首尾一体。”“内义脉注”即文章首尾圆合、意义连贯、一气灌注，与“外文绮交”即辞采流畅、结构完整互为表里，才是理想的文章境界。王夫之提出“脉”的概念，其意义与“内义脉注”有相似之处。

王夫之反对法制对作者意志表达的束缚。他认为文章“一篇载一意，一意则自一气”，这样才能首尾圆合，自然成章。以主体之情气为文章之“意”，以由作者情气形成的“意旨”统摄全篇，而不能以文章法度限定写作思维。王夫之甚至认为皎然《诗式》出而后无诗，《家文钞》出而后无文，正是诗法、文法禁锢了人们的写作，误导人们的创造，使文章千人一面，毫无个性可言。[14]他批评归有光的文章之所以“外腴中枯”，是因为他在写作时完全遵守文章法度，不敢越雷池一步，“徒务间架，而于题理全无体认”，其文章过渡连接处矫然做作之痕迹犹存，“无自然之度”造成的。[15]归有光是明代古文大家，也是时文高手。他将古文笔法引入时文创作，将作者之情气行于文章骈偶句式之中，但仍不能摆脱时文程式之弊。清人高塘在《论文集钞·杂条》中称唐顺之、归有光等人“古文纵横奥衍，不受羁勒；及为制义，则屏息怵志于法度，不敢稍有逾越。”可见王夫之对归有光的批评并非一家之言，亦可见王夫之对八股文章持论甚高。

最后，重视字句锤炼，要求雅驯畅达。

王夫之对八股文遣词造句持论极严，体现了他纯洁八股文章的具体着落点。在用字上，要求写作过程中下字必须谨慎。他称“填砌最陋，填砌浓词固恶，填砌虚字愈阑珊可憎”，既反对堆垛华艳词藻，也反对滥用虚词，赞尚“古人修辞立诚，下一字即关生死”的严谨态度。[16]

王夫之反对刻意追求字句奇巧。他反对以古文奇字为文，批评孙月峰批点《考工》、《檀弓》、《公羊传》、《谷梁传》诸书剔出书中殊异语句以为奇峭的作法，认为直接导致了明代万历年间“杜撰娇涩之恶习”。王夫之认为《考工记》乃是一本有关工程建筑的实用性著作，作者在删订时删去文词之饰，务必精核畅达，使工匠易于理解，其中有些在今人看来奇异之词，恰恰是三代时方言俗语与日常口语，今人不晓，反而以为奇峭古奥，一并引入文章写作，是不知时变。而《公羊》与《谷梁》则是儒家师弟子问答、日常讲习之语，并非如《左传》一样勒为成书，不能成为后世文章的取法对象。[17]他反对明代王守仁良知学盛行，文人士子束书不观，专注内悟，一味追求字句奇异的习气。如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撮弄成“冰兢”，将“念终始典于学”撮弄云“念典”。“撮弄”一词是“杂耍”、“使艺”的意思，王夫之以指文人用词随意，批评文人对经典态度极不严肃，胡乱解经致读者不知所云。

王夫之痛斥文士将市井之谈、俗医星相之语如“精神”、“命脉”、“遭际”、“探讨”、“总之”、“大抵”等用于制义中，斥之为“污目聒耳之秽词”，称这些人用此等词语是“不知其耻”。王夫之认为制义是“代圣贤立言”，将这些语言引入文章，是猥亵圣贤的口吻，因为圣贤不可能使用在他以后才出现的词语典故，强烈要求文词应该与儒家经典相符合，符合“雅驯”要求。[18]王夫之对明代由唐顺开启的文用词鄙易、不避诨语的风气最为反感，他称八股文章运用鄙易俗语，如“浪子插科打诨”一般，“与优人无别”[19]。王夫之反对语录体文，称：“语录者，先儒随口应问，通俗易晓之语，其门人不欲润色失真，非自以为可传之章句也。”[20]，语录只是真实记载先儒随口应问之语，不能等同于传之章句的文章。而明代文人在心学“致良知”、重视心性自觉、反对刻意雕琢与文辞修饰之风的影响下，形成的用语奇峭古奥、以艰深文浅易之风更是王夫之所不满的。王夫之认为这些“暗用象山心法，拈一字为主”的作法，一味求简，以一字概括，模拟出一幅“官样文字”的作法，是对儒家经义的人为割裂，是文人沽名钓誉的捷径。[21]

王夫之对于制义用字总的原则是“达”。他称：“非此字不足以尽此意，则不避其险；用此字已足尽此义，则不厌其熟。言必曲畅而伸，则长言而非有余；意可约略而传，则芟繁从简而非不足。……避险用熟，而意不宣，如扣朽木；厌熟用险，而语成棘，如学鸟吟。意止此而以虚浮学苏、曾，是折腰之蛇；义未尽而以迫促仿时调，如短项之蛙。”[22]用字要详尽阐明作者之“意”，使之畅达明白，传神生动，去除死法中所谓的用险、用熟，用简、用详的具体限制。“达意”还必达到“意至而词随”的境界：“有意之词，虽重亦轻，词皆意也。无意而着词，才有点染，即如蹇驴负重，四蹄周章，无复有能行之势。”[23]因为词语达意，文章才会流畅、无蹇塞之气，词在有无之间，读者在阅读时只领会作者之“意”，不会留意到作者的用词；无其意而用词，文章则板重艰涩，读之艰难沉重。

三、反对以古文为时文

王夫之对八股文章持论最为严苛，一大批八股文名家被抹倒。自明中叶茅坤评点家文章，文宗唐宋遂成为一时风尚。王夫之对唐宋家均有微辞，他称：“学苏明允，猖狂谲躁，如健讼人强辞夺理。学曾子回，如听村老判事，止此没要紧话，扳今掉古，牵曳不休，令人不耐。学王介甫，如拙子弟效官腔，转折烦难，而精神不属。八家中，唯欧阳永叔无此三病，而无能学之者。要之，更有向上一路。”[24]王夫之眼中的八股文家，是一批不以功利为目的，既能汲取圣贤经典之精淬、达于经典之微言，不以时下卑俗文字入文的作家，是能以详熟的艺术形式技巧阐明圣贤之意、“复不生入古人字句，取精炼液，以静光达微言”[25]的作家。

与王夫之推尊八股文，将八股文的制作过程当作真正的“制艺”过程相一致，王夫之对明中期以来“古文为时文”的破体倾向提出异议，体现出鲜明的尊体意识。八股时文是一种科场文体。明清以来，一些富有才华的知识分子有感于八股文形式僵化板滞，开始以将古文创作方法引入八股文，以期改造时文，“以古文为时文”遂成一代风尚。方苞在《钦定四书文·凡例》中称：“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从方苞所言亦可知，“以古文为时文”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在阐明儒家义理时，广泛吸收史书材料，融汇经史，从而使要说明的义理明白畅达地表现出来。“以古文为时文”在形式上则是将单行散句融入时文，脱去排比之形迹。“以古文为时文”出现于明朝正德、嘉靖年间，其提倡者以一些古文名家为主，包括唐顺之、归有光等人。清代此风更甚，王葆心《古文辞通义》道：“陋者援时文以为古文，高者且能援古文为时文，其派自刘海峰、吴生甫倡于乾隆中叶，窦东皋应之，陈伯思、姚惜抱赓之。”[26]“以古文为时文”倾向的产生，一方面是作者认识到了时文之弊，希望借古文以矫时文之弊使然，一方面也是古文发展成熟后向时文的自然渗透。王夫之对此极为不满，称：“司马、班氏，史笔也；韩、欧序记，杂文也：皆与经义不相涉。经义竖两义以引伸经文，发其立言之旨，岂容以史与序记法攙入？”[27]将史笔、杂文与经义看成泾渭分明、毫不相涉的文体，强调经义的目的在于阐明儒家经典、代圣贤立言，反对将史书材料及序、记的写作手法引入经义。这既是王夫之对纯洁时文内容的要求，也是对时文法度严整、比偶对称之形式的要求。

明代“以古文为时文”的风气带来了时文的新变，而一批时文名家同时又是古文大家，他们在科场功成名就之后，又将时文的笔法引入时文创作，写作出灵活表情达意的古文，反过来促进了古文的发展。“古文气息，时文法脉”（高塘《论文集钞·杂条》），古文以气势见长，是作者思想情感融注的结果；八股文讲究法度脉络，格套固定板滞。高明的作者引时文法脉入古文，能使文章结构严谨整饬；以古文情气行科举时文，则能带来文章生气灌注，义脉流畅。王夫之从维护儒家经义纯净的角度出发，反对以古文为时文，是较为偏颇的。

小 结

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外编》是讨论八股文的理论专著，对八股文的艺术形式进行了系统的探讨，表现出对八股文之“艺”的重视。这与王夫之在明清鼎革之际，希望通过纯洁八股文体、发挥八股文在“代圣贤立言”的过程中有裨世益的政治作用的理想分不开，是其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王夫之对八股之“艺”的探究，能够启发研究者思考：八股作为文体之一种，其艺术技巧的成熟是如何为古文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的，从而更全面客观地理解评价明清时期“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的创作倾向及思想观念。

【参考文献】

[1]顾炎武著：《日知录集释》卷一六，黄汝成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6-1268页。

[2]王夫之著：《姜斋诗话笺注》卷二，戴鸿森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6页。

[3][4][5][6][7][8][9][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7]王夫之著：《夕堂永日绪论外编》，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四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82、3288、3288、3291、3268、3269、3269、3267、3270、3270、3281、3268、3274、 3275、3289、 3271 、3278、3280、3281、3283、3291、3270页。

[10][11]吕留良著：《吕晚村先生论文汇钞》，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四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60页。

[26]王葆心著：《古文辞通义》，熊礼汇标点，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