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中俄能源合作

正在圣彼得堡举行的G20峰会上，中俄两国能否就油气谈判达成部分协议，是石油行业人士目前最关注的话题。

此前，中俄双方的能源合作成果颇足炫耀。2012年底，中俄两国最新核电合作项目、投资超400亿元的连云港田湾核电二期开工。今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访俄期间，两国签订了2700亿美元的原油贸易大单。

市场乐观情绪，甚至蔓延至“最难啃的骨头”——两国久拖不决的天然气谈判。尽管两国在G20峰会上签署了框架协议，但据接近决策层的人士透露，两国天然气最终合作协议的达成，起码将推迟至今年底。

俄方也宣布此前定于年底开工的天然气管线建设也将推迟到明年，建设方案将在两国就天然气定价达成共识后方始确定。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下称俄气）主管出口业务的副总裁亚历山大·梅德韦杰夫亦公开表示：“中国天然气价格改革不完成，协议就难以达成。”

受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斯诺登事件以及叙利亚问题的影响，中俄两国地缘政治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中俄两国越走越近。此外，欧洲能源需求放缓及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亦使俄罗斯在欧洲能源市场感到压力，而出现战略东移迹象。

普京在去年二度出任总统后，首次外事访问的目的地就是北京，而2013年出任中国国家主席后出访的第一站，也是莫斯科。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主席德米特里·西梅斯曾表示，“这不会是一种正式的联盟，也不会是一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但双方会有一种感觉，即他们日趋处于相同的处境，需要团结起来抗衡美国。”

但在能源合作上，中俄双方的思维则存在明显差异，以至于协议长期难以达成。中国希望在能源领域下一盘大棋，以核电等项目的让步，来换取双方油气领域的实质性进展，并寄希望于双方高层互动推动合作进展；但俄罗斯认为石油、天然气和核电应“各唱各的戏”，并须遵循基本的商业规则。

业界多位专家表示，中俄两国虽在此次G20峰会上就天然气合作达成部分协议，但仍难以在价格谈判等关键问题上获得实质性进展。忽视商业逻辑的高层路线和能源全面合作模式，或将使中俄能源谈判陷入马拉松。 天然气谈判艰难

今年2月以来，俄罗斯石油公司（下称俄油）总裁谢钦等俄方实权派人物先后造访中国。他们纷纷表态，希望中俄尽快将天然气价格公式和供气方案敲定，为年底正式签订25年-30年的供气合同奠定基础。

但是，当谈判进展至关键的价格问题时，中俄双方一如既往针锋相对，不打算做出让步。

中石油（601857.SH；0857.HK；NYSE.PTR）新任董事长周吉平甫一上任，就提出把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Henry hub天然气期货合约价格作为进口价格标杆——北美页岩气革命导致该地区天然气产量爆发式增长，Henry hub已成全球天然气最低价。

作为回应，俄方则提出以全球最高的日本液化天然气（LNG）长期合约进口基准价JCC（Japan crude cocktail price）作为标杆价格。而在几个月前，双方讨价还价的标准还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俄罗斯出口欧洲的入境价格。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研究所所长冯玉军认为，JCC价格比俄罗斯出口欧洲的管道气价格高很多，这样一来达成协议的难度更大，而制定兼顾各种影响因素的弹性价格公式则会更加困难。“我不认为能确定这样一个兼顾各方面的公式，即使是美国页岩气价格和萨哈林LNG价格也相差太远了，怎么可能兼顾？”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即使中俄两国在此次G20峰会上能就天然气合作达成部分协议，但仍难以在价格谈判等关键问题上获得实质性进展。中国石油大学能源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乾认为，尽管谈判依然有很浓重的政治色彩，但双方都越来越多地考虑商业利益。

“中石油这一战略正确，但它手中的筹码并不多。”中国石油大学俄罗斯中亚问题专家庞昌伟称。

俄罗斯国徽是一只同时望向西方和东方的双头鹰，但在天然气合作中，中国仍只处于俄“对欧筹码”的地位。俄罗斯关注的重点仍在西方，只有在俄气拿天然气供应做武器对欧洲“断气”时，俄才希望将天然气出口转向中国。

但在中国看来，俄罗斯天然气则要价过高。近年中亚、中缅等跨国管道的建成，进口替代的选择更加丰富。

9月初，在两国元首见证下，中国与土库曼斯坦刚刚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完成两国天然气管道C线的建设，以及启动D线建设，确保2016年建成通气并实现每年650亿立方米的输气目标。

中国在增加对俄筹码的同时，俄罗斯在欧洲天然气市场也开始面临新压力。由于欧洲市场供大于求，天然气现货价低于长期合同价，更多的欧洲进口商强烈要求改用现货价格。2011年，欧洲约42%的天然气供应采用现货市场定价，预计明年将增至50%以上。

这一定价变化，导致俄罗斯天然气对欧洲出口量不断下降，俄气在欧洲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有所减少。“俄罗斯可能会因此加快向亚太出口天然气的步伐。”中海油能源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陈卫东说，“如果美国也向亚太出口页岩气，俄罗斯讨价还价的余地就更小了。”

形势的改变，使得中俄双方在天然气价格上的认知差异更加明显。

中俄天然气谈判始于16年前，一直踯躅不前，近两年才获得少许突破。在2013年初的中俄能源谈判代表第九次会晤中，双方并未达成实质性协议，只是敲定中俄天然气管道建设“东线优先”。 核电换油气

在中俄天然气谈判陷入僵局时，双方却在核电合作中打开局面。2012年底，中国宣布重启核电建设，江苏田湾核电站二期工程因涉及中俄合作，在第一时间宣布开工。

俄罗斯原子能建设出口公司（ASE）市场传媒总监Viktor Karmazky透露，在田湾二期项目中，中国国产设备约占70%。田湾核电站第一和第二机组使用的国产设备则不超过20%。二期工程中，中国将全面负责建设安装和调试工作。

资料显示，田湾二期与一期使用的是相同机型，但总投资却高达433.95亿元，比田湾一期工程高出约170亿元。

中国政府一直希望从政府层面推动中俄能源合作，形成能源合作一盘棋的局面，且寄希望于通过施加政治影响来促成意向达成。对俄罗斯而言，相对于油气煤炭等能源资源品，核电和军工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更能体现大国实力和影响力。

目前，中国有29台核电机组在建，规模世界第一。未来十年内，中国将保持全球最大核电市场的地位，美法等世界核电列强为此激烈角逐，俄罗斯亦想从中分得一杯羹。

控股田湾核电的中国核工业集团总公司（下称中核）一位内部人士称，中俄能源合作总额中核电占比不大，但地位重要。此番中国再购俄两台核电机组，并在价格上有所让步，意在换取俄方在油气谈判中的适量让步。

在上世纪第一轮核电技术引进时，中国选择了法国技术，完成了大亚湾和岭澳核电站的建设。本世纪初，中国开始推动第二轮核电技术引进，并最终选择了美国西屋的AP1000三代核电技术。日本福岛核事故后，中国能源决策部门确定AP1000为中国未来的主力机型。

中国两轮核电技术的引进，均与俄罗斯无关，业界普遍认为田湾核电站政治色彩浓重。江苏核电有限公司一位前高管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称，田湾核电是中俄政治经济战略合作框架中的一部分，两国之间的合作需要有具体项目作为载体。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开始与俄罗斯就核电站建设进行谈判。彼时前苏联刚刚解体，俄罗斯整体经济和核工业都面临极大困难，通过建造田湾核电站，俄罗斯核工业发展才没有中断。“可以说，田湾救了俄罗斯核工业的命。”

在此背景下，俄方在田湾一期的合作中做出了重大让步，譬如价格超低。俄方核电站的出口报价一降再降，由最初的42亿美元降至36亿美元，最后以32.04亿美元成交。

由于工期延误，田湾核电站建成后平均造价升为1650美元/千瓦。即便如此，其依然比使用法国技术的大亚湾核电站和使用加拿大技术的秦山核电站三期工程低近20%。

上世纪末，中国外汇储备并不充裕，国家对贷款规模控制得较为严格。为解决中方资金困难，俄方主动向中方提供了20亿美元的低息政府贷款，专门用于解决在俄罗斯境内发生的设计、培训和设备制造等费用。

另外，俄罗斯还同意中方以易货贸易的方式还本付息，即中国可以将生产的轻纺、电子等货物折价用于偿还俄罗斯政府贷款，而无需支付现金。一位参与田湾核电站建设的人士回忆称，由于俄方贷款条件太过优惠，以至于中方建设者在原材料采购过程中都尽可能多地选择使用俄方产品。

在投入商业运营前，田湾一期经历过一段困难时期。彼时，俄罗斯核工业处于极度困难的转型时期，加上质量控制方面有瑕疵，导致部分核级主设备出现质量问题。一位中国核安全局人士笑称，田湾一号机组几乎成了各种毛病的博览会，甚至有人称“不可能发电”。

不过，经过中俄双方技术人员的努力，田湾一号机组虽然工期延误，但最终还是投入了正常运营，且两台机组发电效率日益提升，目前已成中核的盈利支柱及连云港市的纳税大户。

俄方虽在田湾一期的价格上做出让步，但实则获益匪浅。吸取了一期工程的经验教训后，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总公司（ROSATOM，下称俄原能）推出了AES-91改进型、VVER-2006等新型核电机组，田湾亦成为俄罗斯核电技术的活广告。

2012年，多个国家宣布核电振兴计划。俄原能在本轮核电复兴中大获全胜，连续在印度、伊朗、保加利亚、亚美尼亚、土耳其等多地拿下核电大单，而传统核电强国美、法、日则少有斩获。

俄原能海外部主任Anton Moskvin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俄原能之所以能在海外市场上表现出色，田湾核电的示范作用意义非凡。

据他介绍，福岛核事故之后，各国多对新建核电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俄罗斯VVER系列符合三代核电技术标准，且有田湾电站的建设经验，印度、土耳其等国家在引进俄罗斯核电机组之前，无一例外都派出专家亲赴田湾考察。彼时，使用美、法三代核电技术的机组，都尚在建设中。

2006年，中俄双方展开了田湾二期的谈判工作，俄方决定此次不再做出价格让步。在机型上，田湾二期并未选择俄原能最新的VVER2006机组，而是选择了十年前的AES-91机组。与此同时，俄罗斯出口土耳其、印度的核电机组，却均为AES-91改进型产品。

彼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油气需求剧增。中国希望拓展中俄双方在油气领域的合作，因此未在核电价格上和俄方做过多纠缠。

国家能源局的一位官员称，单纯就核电而言，中国不需要从俄罗斯进口核电站；但从中俄能源谈判和政治合作的大局上来讲，核电具有战略意义。

中国希望在中俄高层协调机制的框架下，以核电市场换俄油气资源。而俄方倾向于在此机制下尽可能多地向中国推销其核电机组，双方一拍即合。

《财经》记者了解到，田湾厂址面积较大，规划要建设八台核电机组。俄原能方面正在积极推进与中核在田湾5号至8号机组的谈判工作，这四台机组的总投资超过800亿元，是一块大肥肉。

“俄原能非常期待并已经准备好在田湾和中国其他厂址上建设新的核电站。”田湾核电站俄方总设计师Vasily Kedrov告诉《财经》记者。 能源合作难下“一盘棋”

核电作为中俄能源合作的一步棋，深刻体现了两国各自的诉求。

中方寄希望于两国未来发展出一种非国际通行的、但彼此默契的合作模式。该模式的核心，是以政治色彩浓重的高层路线和“能源合作一盘棋”模式，来淡化商业逻辑和市场原则。

这种高层路线和能源全面合作模式的关键，是将政府和企业捆绑，使双方企业的合作在政治上拥有支持和保障。但中俄天然气谈判的艰难历程证明，该思维方式难以获得俄罗斯的认同。

自2008年开始，中俄就在能源合作方面保持着频繁的高层磋商。两国元首在这一年倡议，成立副总理级的能源谈判机制（后更名为“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当年7月，时任中国副总理的和时任俄副总理的谢钦在北京启动了中俄能源谈判机制，并于10月在莫斯科共同主持了中俄能源谈判代表会晤。

至今，该会晤已历九届，两国间几乎所有能源合作协议均通过这一机制达成协议。今年6月，中俄签下了原油大单，俄油总裁谢钦与中石油董事长周吉平签署了对华长期供应原油协议。

中方为此一片欢呼。“但俄油和俄气根本谈不上什么共同利益。”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学者刘旭称。在俄罗斯看来，俄油、俄气和俄原能分属不同的利益主体，难有一致行动。

去年普京再登总统宝座后，曾主管能源事务的前副总理谢钦被任命为俄油新总裁。作为俄罗斯的实权人物之一，谢钦正在积极扩张俄油的天然气业务，和俄气展开竞争。今年春天，俄油又提出取消俄气的LNG出口垄断权。据悉，这一建议得到了俄罗斯能源部、经济发展部和总理梅德韦杰夫的同意。而俄原能更是由于业务领域的差别，与俄气、俄油鲜有业务往来。

刘旭认为，中国期望的中俄能源合作模式偏离了市场原则和商业逻辑，把经济问题变成了政治问题，这种模式对俄方企业的实质性影响有限。俄联邦政府并不如想象中强势，俄几大能源巨头已形成了各自的利益范围，政府居间主要扮演利益协调者的角色，而非决策者角色，“普京无法将几大集团整合起来，一致行动，他没有这个力量。”

具体到项目上，俄罗斯企业思考问题的方式更与中国官方完全错位。譬如，田湾核电二期卖出了高价，但俄罗斯并无打算在油气价格方面退让。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中俄能源合作中虽有高层协调机制，但框架性协议达成后仍需具体企业落实。在此过程中，俄方企业更多遵循的是商业原则，而非政治逻辑。

俄联邦政府也未将中俄之间的油气合作摆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上。在俄罗斯看来，输欧天然气才具有战略意义，因此政府会亲自过问其中事宜，一些经济纠纷也可能因政界关注得以解决。但是，中俄天然气谈判的主体是俄气，政府并未直接参与，企业更多地遵循商业逻辑，因此对价格高低极其敏感。

中国亟须重审中俄能源合作模式。坚持以政代商的“一盘棋”合作模式，结果可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刘旭称，政治磋商可实现经济合作上的突破，但后遗症很多。“这些后遗症都是商业层面的问题，应当按商业逻辑去解决，但你一旦动手去解决，实际又涉及政治问题，所以最终还是糊涂账。”

诸多专家提示，田湾未来的四台核电机组，中方应该审慎决策，勿再将核电置于筹码地位。国家核电技术公司独立董事、江苏核电公司原董事长陈肇博称，“与俄罗斯从田湾核电中学到的东西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应继续向俄罗斯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