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文体学视域下典籍英译的文体选择与翻译策略

[摘 要] 典籍英译译者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进行文体选择的过程。译者基于自身的背景知识，采用相应的翻译把自己的信息意图通过文体选择传达给译语读者。译者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译语读者基于译者的文体选择进行逆证推理所获得的关于译者信息意图的一系列设想与原语读者基于原作者的文体选择进行逆证推理所获得的关于原作者信息意图的一系列设想是否一致。如果译者不仅保留了原作者的信息意图，而且其文体选择给译语读者的推理距离与原作者文体选择给原语读者的推理距离基本一致，其译文即可被认为是忠实于原交际行为的翻译。

[关键词] 文体选择；翻译策略；逆证推理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3）04-0063-07

一、问题的提出

文体，简言之，即可感知的有特色的表达方式[1]。芬兰语言学家Enkvist指出：文体即选择，即在可供选择的表达中做出选择。换言之，即以最有效的方式说出正确的话[2]。翻译文体是译者基于美学或主题而做出的选择，“翻译文体学”隶属于文学批评范畴[3]。典籍翻译的性质决定了典籍翻译须经过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阶段[4]。相比较而言，语内翻译所涉及的原语与译入语之间主要是时间上的差距，而语际翻译，除了时间上的差距外，还要面对不同空间或文化语境中所使用的不同的语言[5]。面对时空的差距，译者如何基于诠释的历史性对文体做出选择？选什么与怎么选是横亘在译者面前必须解决的难题。

二、文体翻译的研究方法：基于传统与文化的思考

译者作为典籍的读者，首先面对的原文本的表述乃是原作者选择的结果；其次，译者作为目标文本的创作者，其译文表述又是其自身选择的结果。其中的关键是：被译者感知到的原文有特色的表达方式是“如何传递到译文中，亦或经过了怎样的改变在译文中表达出来，亦或在何种程度上被或能够被保留在译文中”[6]。西方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可追溯至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著的《诗学》。其后罗马作家关于文体的观点部分基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和文艺美学理论。对于这些罗马作家而言，翻译极为重要，他们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其后的作家，尤其在字对字翻译和意对意翻译的区分上[7]。西塞罗和贺拉斯认为原文的文体和效果很重要，对如何在翻译中予以保留给予了高度关注[8]。对文体翻译的研究亦肇始于《诗学》的文艺学和语言学理论，这一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起日益受到重视，其具体研究方法表现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及后来的早期转换生成语法）的方法和文艺批评的细读法。结构主义语言学着重于以最详细的方式识别和分类语料，而转换生成语法则认为以结构主义的方式对个体语言的语料进行分类并以源于这些语料的潜在规律性的归纳法为解释方法尚不足以解释语言。转换生成语法关注人的意识以及语言如何反映意识。它提出了普遍的认知原则，目的在于以演绎法解释语料如何从这些原则中推论出来。转换生成语法关注的是作为语言解释源泉的意识，在这一点上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不同，但两种方法与基于文本的文艺批评都共享了一个共同特征，即对语言的形式特征是重要的理解是一致的[9]。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具有文化传递性。就翻译活动来说，语言这个载体可以分为天然载体和人工载体两种。A语言承载A文化时，A语言是天然载体，完全胜任。翻译中当A语言转换为B语言，由B语言来承载A文化时，B语言就是 A文化的人工载体，此时B语言就不能完全胜任，只能说B语言能在宏观上承载A语言文本的文化，而在微观上就会在结构、语义和语用方面产生空缺或部分对等的情况。宏观文化是文本整体内容所反映的文化以及它根植于其中的某个民族的特定的社会文化。微观文化就是蕴含在语言各层面的文化因素[10]。雅各布森指出：语言符号的物质实体与语言符号的能指属性截然不可分割[11]。翻译，在严格的意义上是不可能的，至少对于文学性文本而言是不可能的，但创造性置换是可能的，因为认知经验是共通的[12]。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具有任意性，而通过强调语言的文艺美学功能，雅各布森与持语言具有任意性观点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划清了界限。的确，具有文艺美学功能的语言是非任意性的，受制于蕴涵着言外之意的音调模式，有时深奥且可有多种解释，因此在功能上不仅不同于非文学语言而且也不同于非韵文语言[13]。汉字诚如雅各布森所言，汉语就不具备任意性的特点。汉字属于形象表意文字，同表音文字有本质的区别。汉字通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用丰富多变的符号形象组合式，共同的特点是以形象提示意义，它们的基本性质则是以感性的形象思维激发理性的概念思维。这就跟拼音文字有截然不同的区别，后者只是用简单的语音符号来激发概念思维，中间没有形象思维所需要的审美感性来加以“嵌合”。同时，声调赋予汉语特有的审美感性，声调的音乐性是它的本质特征。汉语声高变化的形式和幅度显示出调值的抑扬顿挫来，产生了汉语语音特有的音乐性[14]。以《孙子兵法》为例，其虽然是一部兵学经典，却把汉语的形美、意美、音美发挥到了极致，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正是其不朽的文学价值使《孙子兵法》跨越了古今中外的浩瀚时空，至今仍给人以深刻的启迪[15]。然而这种文学性的表述方式却对译者提出了挑战，正如褚良才所指出的，体现在被誉为“东方兵学鼻祖”之《孙子兵法》，虽然全书几无难僻字，然而其中许多军事术语蕴意丰富，使后人“累世不能通，当年不得究”[16]。这在英译中表现为翻译的历史性。艾克西拉指出，翻译最突出而又不用质疑的特征便是它的“历史性”[17]。历史性不同于历史，历史以时间的居先性为依据；历史性则是对先前存在物（包括观念、精神等）所具有的客观性给予的肯定[18]。这种历史性不从属于翻译的特性，而是作为用文字固定下来的文本或多或少地都要经过时间的推移才能得到阅读与理解[19]。就《孙子兵法》的英译而言，翻译的历史性决定了译者在置换其功能与内涵时，须将其作为文化专有项来处理。

四、逆证推理：译语交际行为忠实于原语交际行为的有效手段

译语交际行为忠实于原语交际行为的原则有效解决了文体翻译中如何达到“充分性”、“表达对应”和“忠实原文”的问题，从语用上使忠实这一伦理要求具有了可操作性。那么，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实现这一原则便是文体翻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关联理论认为：明示和推理是一个交际过程的两个方面。明示是指说话人的交际行为，推理是指听话人为了识别说话人的信息意图所发生的交际行为。所谓明示行为，就是交际者通过交际意图把自己的信息意图显现给交际双方，成功的交际在于受众对信息意图的识别[31]。翻译同样是明示―推理交际，但是，与其他交际不同的是，翻译交际包含了两个明示―推理交际活动。因此，忠实原交际就是不但要做到忠实意图，即忠实明示的方式，而且还要做到忠实原交际的推理方式。在翻译的两个明示―推理交际中，原作者和译者都是通过交际意图把信息意图告诉给他们各自的读者，因此，要做到忠实原交际翻译，对译者来说，必须做到采取和原作者一样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也就是同样的显现设想、互显设想的方式。归根结底，要保证原作者对原语读者的设想内容不变；同时，原语读者和译语读者都是依靠推理来获得原作者的信息意图，要做到忠实原交际翻译，译者必须做到让译语读者的推理方式和原语读者一样，关键是让他们在识别信息意图时的推理距离相等，即保持原语读者对系列设想中的设想的可及度（accessibility）不变。即忠实翻译必须能够再现原作者对其意向读者所做出的设想，让译语读者能够与原语读者一样在识别原作者的信息意图时具有同等的推理空间。再现原作者对其意向读者所做出的设想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意图的稳定性让译者在翻译时找到了稳定的忠实参照物，原作者信息意图中的系列设想则为再现原作者的信息意图提供了参数”[32]。

刘宓庆指出，原语作者对原语读者是有期待的，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期待性的作品[33]。我们认为，只要是一个负责任的译者，就会担当起原作者意向读者的角色，再现原作者对其意向读者所做出的设想；同时，作为译文的作者，也要以有效的翻译策略把原作者的信息意图传达给译文的意向读者，让译文读者能够以同样的推理方式获得原作者的信息意图。那么，如何判断译者的翻译策略是有效的呢？既然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都是依靠推理来获得原作者的信息意图，那么作为具有交互文化背景的译文读者，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逆证推理的方式判断作为原文意向读者的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否以最有效的方式做出了选择，从而传达出原作者的信息意图。

逆证推理（abduction）由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他用这个名称与归纳法和演绎法区别开来，但没有进一步详细论述，后来也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20世纪初，由于美国哲学家皮尔斯、汉森等人的提倡，逆证推理才逐渐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各种边缘科学中获得广泛应用。逆证推理把观察语句看做待说明项，把科学假说看作说明项，认为推理是从待说明项到说明项的逆行。皮尔斯和汉森把它表述为这样的推理形式：（1）某一意外的现象P被观察到；（2）若假说H为真，则P理所当然是可以说明的；（3）因此，有理由认为H是真的。逆证推理实质上是从有待解释的事实开始，对它们进行分析，然后发明并选择最佳假说，使之从这个最佳的假说及背景知识和前提条件中，逻辑地演绎出待解释的事实[34]。故逆证推理是从一需要解释之观察到的现象形成一解释性假设的推理过程[35]，而且是寻求最佳解释的推理过程[36]。皮尔斯把逆证推理、演绎法与归纳法这三种基本的推理形式分为两个范畴：解释性（explicative）推理和扩充性（ampliative）推理。解释性推理指从前提必然能推出结论，结论解释前提；扩充性推理指从前提不能必然推出结论，结论扩充了前提[37]。故逆证推理属于扩充性推理。推理作为一种思维形式，不是先天的，也不是人们主观臆想的产物，而是客观事物之间的一定关系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是在人们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适应着人们实践活动的需要和认识的发展而产生、形成起来的[38]。故推理与人们的认知环境和背景知识是密不可分的，逆证推理亦不例外，逆证推理体现的是“介于观察、解释和背景知识之间的三重关系”[39]。诚如美国学者Kapitan所言，某一现象令人吃惊这一声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现象参照于背景知识而言，已然超出了基于背景知识所能做出的期望之外[40]。推理人所做出的假设其实是其认知语境的反映。语境是一个心理架构，是听话人关于外部世界的假设的一个次类。正是这些假设，而不是外部世界的真实状态，左右着人们对话语的解释[41]。基于此，笔者认为，译者做出的文体选择本质上也是基于译者本人的背景知识所做出的选择。那么，译者是如何基于自己的背景知识做出选择的呢？译者采用了何种翻译策略把他所理解的原作者信息意图中所包含的系列设想显现给译文读者呢？下面，笔者以当代美国著名汉学家Mair教授和著名翻译家林戊荪先生的英译《孙子兵法》为例，从具有交互文化背景的译文读者角度，以逆证推理为言语理解与表达的思维形式，以译文读者在识别原作者信息意图时是否与原语读者具有同等的推理空间为依据，对两位译者文体翻译的客观效果进行分析。

译者如要对原作者做出的文体选择进行解释，他所要做的如只是从他的背景知识中提取出可行的假设，那么他所做的推理即为选择性逆证。作为具有交互文化背景的译文读者，如果我们对于译者信息意图和原作者信息意图中包含的设想所做的推理具有相同的推理空间，我们就认为，译者的翻译忠实于原交际行为。笔者认为，就典籍英译而言，无论是译者还是具有交互文化背景的译文读者，就诠释的历史性而言，他的背景知识应包括语内翻译译者的诠释在内。Mair译本即写明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的《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影印本为底本（以下简称《十一家注》）。例如：

（1）赏罚孰明？（《孙子兵法・计篇》）

（1a）……which command is more impartial in meting out rewards and punishments，……[42]

（3）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孙子兵法・行军篇》）

（3a）If you punish soldiers for not being devoted to you， they will remain disobedient； and if they are disobedient， they will be difficult to use. But even when you have their devotion， if discipline is not enforced， you still cannot use them. Hence， you must win them over by treating them humanely and keep them in line with strict military discipline. This will ensure their allegiance[52].

（3b）If one punishes his troops before he has gained their fealty， they will not submit to him， and if they do not submit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use them in battle； if one has already gained the fealty of troops but does not carry out appropriate punishments， he cannot use them in battle either. Therefore，I cultivate my soldiers with civility and treat them even-handedly according to military regulations. Hence I will be sure to achieve my goal[53].

在“令之以文”之“文”的翻译上，两译者出现了重大差异。根据林译，我们可以做如下设想：

（a）……you must win them over by treating them kindly……

（b）……you must win them over by caring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ir lives and trying to be kind to them……

而根据Mair译文，我们可以做如下设想：

（a）……I try to get support from my soldiers with polite behavior……

（b）……I try to develop a friendship with my soldiers with courtesy in order to get an advantage from it ……

就“文”的英译而言，两译者同样用意译，但Mair却出现了误译。因为译文读者根据Mair英译所做出的逆证假设与原作者的交际设想明显不符。查《十一家注》，诸语内翻译译者的逆证假设如下：曹操曰：文，仁也，武，法也。李筌曰：文，仁恩；武，威罚。杜牧曰：晏子举司马穰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也。王皙曰：吴起云：“总文武者，军之将；兼刚柔者，兵之事也”[54]。很明显，此处“文”绝非polite behavior、courtesy之意。Mair之译无论在保留原交际设想还是保留原语读者推理距离上均归于失败。而林译不仅成功地保留了原交际设想，而且给译语读者的推理距离与原作者给原语读者的推理距离基本一致，故其译是忠实于原交际的翻译。

五、结语

典籍英译的文体选择实际上是译者基于自身的背景知识和语内翻译译者的历史性诠释把一系列交际设想显示给译语读者的过程，这一系列设想是译者信息意图的体现，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当做事实陈述的不确定的设想乃至错误的设想。译者采取何种翻译策略、选择何种有特色的表达方式把这一系列设想显示出来取决于译者对原语交际设想的逆证推理。如果译者的翻译不但保留了原交际设想，而且给译语读者的推理距离与原作者给原语读者的推理距离基本一致或接近，我们就认为，译者的翻译是忠实于原交际行为的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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