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路坎坷奉献心永存

跟在医疗队后面的倔强少年

赵龙出生在陕西省蒲城县。在那个中国大地最为贫弱的年代，军阀割据，战火连绵，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朝不保夕，艰难度日。赵龙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和中国无数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一样，疾病、兵乱、地租等等，都是悬在头顶的铡刀，随便哪一个都能将这样家庭瞬间击碎。

父亲在赵龙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母亲给地主家做饭，当佣人，后来被地主卖了。那年，赵龙才10岁，没有了家庭依靠，失去了双亲庇佑，他开始流浪。走东街，串西巷，逢见人家，讨一口吃食。漂泊的那段时间，他时时想着去当兵，这样既能给母亲报仇，又能解决生计问题。哪里有当兵的消息，他都要凑过去听一听，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最初的认识也来自这样的“道听途说”。

那时候，反动派大肆宣传，污蔑红军，说红军都是红眼睛绿头发的妖怪，见到小孩子就要吃。所以，红军一来，赵龙他们都要躲进装麦秸的仓库里。慢慢见的多了，赵龙发现远不是那么回事。红军把老百姓的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缸都挑满了水。遇到农忙，还会帮着收割庄稼。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过早涉世的赵龙有了自己的判断，他相信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是真正的工农子弟兵，要当兵，就要当红军。

赵龙回忆说，那时也四处征兵，他还被选中当勤务员，但最后他还是悄悄溜走了。几经辗转，他找到了一支红军队伍。当时赵龙刚满12岁，骑不了马，扶到马背上就会掉下来。负责征兵的同志告诉他：红军一天要走一百多里路，你太小了，走不了那么远的路，也骑不了马。红军的拒绝并没有打消他参加红军的决心，他拗着一股劲儿，就跟在部队后面。

那是红二方面军的一支队伍。跟的时间长了，他和行进在部队后面的医疗队熟悉起来，看着医疗队员忙不过来，他就帮着照顾伤员，端屎端尿地干着力所能及的事情。就这样，这个倔强的孩子被默认留了下来。他拿不了长枪，打不了仗，就一直跟着医疗队。不久，部队整合改编，赵龙到了红四方面军，但还是被安排在后方医院。由于战事激烈，成百上千的伤病员被送往后方医院救治，虽因缺医少药，不少伤病员光荣牺牲，但后方医院仍为川陕苏区保存革命力量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赵龙曾说起，为了行军需要，医疗队分给他一件大棉袄，他白天当衣服，晚上当被子，十分爱惜。

延安的学习工作是我人生的起点

1941年前后，赵龙随部队来到延安城。距离延安城20公里有个柳树店村，中央军委卫生部于1939年在柳树店村建立了一所医科大学，叫中国医科大学，后改名为延安医科大学。后来，红四方面军后方医院与医科大学部分合并，赵龙还到医科大学学习了一些卫生救护知识。

之后，赵龙被安排给周静当勤务员。他回忆说，周静是位女干部，担任延安干部子弟学校校长。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的大批干部奔赴前线作战，子女留在后方无人照管，为了照顾这些子女的学习和生活，党中央创办了这样专门收留干部子弟和烈士遗属的学校。赵龙说起的周静，很可能就是当年在延安负责一些革命烈士的孩子日常生活和学习事务的工作人员。解放后，赵龙也去找过周静，但始终没有找到。

赵龙回忆，周静那时还很年轻，大概20多岁，很能干。作为勤务员，赵龙要帮着给那些革命烈士的孩子洗衣服、做饭，那些学生中就有叶挺的孩子。工作之余，周静教赵龙文化知识，每天教他识几个字，赵龙学得很快，一年多以后，就能写信了，w龙便当起了学校的通讯员，每天往返于学校和延安城数里外的大砭沟口，取信送信。现在回忆起来，赵龙仍然十分感谢周静。

1942年，赵龙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调往《解放日报》。《解放日报》是当时的中央机关报，党的很多政策决议都是通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向全国传达。赵龙喜欢发电报的声音，这正是源于在日报社以及后来到新华社当通讯员的经历。赵龙回忆，新华社跟国内国外都有联系，既要掌握国内战局发展，也要了解国际形势。对赵龙而言，那起伏不断的嘀嘀声是战斗的号角，是胜利的召唤，也是永远回响在耳边的故事。

除了给各地区发电报，他在延安时还参加了南泥湾大生产。那还是预备党员刚刚转为正式党员的1943年，秘书长动员赵龙 去南泥湾开荒，给新华社种点粮食。

为克服解放区面临的日军“扫荡”、顽固派封锁以及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在“一把镢头一把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八路军进驻距离延安城东南45公里的南泥湾，将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牛羊满川、麦浪起伏的陕北江南。

赵龙所在的生产队有100多人，每个队员都有生产任务，队员们搞竞赛，比速度。赵龙记得，当时他们每个人每年要生产三千斤小米，开30亩荒地。那时候粮食亩产量不高，一亩地只能收百十来斤谷子，任务肯定是完成不了的。队员们夏天砍树锯木板，冬天上山烧木炭，这样折合下来，才够完成任务量。赵龙回忆，当时在南泥湾的战士劳动量都很大，老百姓锯木头两个人一天锯七尺，八路军每天每人要锯两丈四尺；老百姓的耕牛才犁七分地，八路军每人每天要挖一亩半多。另外，他们还要挖菜园子种菜，保证新华社千余人的蔬菜供应。

因为得了关节炎，走不了路，赵龙没有机会上前线作战。回忆起延安的生活，他有很多想说的，那时吃饭以小米为主，小米粥、棒子面，一个月或者一周吃上一顿白面就很不错了，住的窑洞，冬暖夏凉，布置简单，生活上虽然艰苦，但人们很快乐，“在延安的学习工作是我人生的起点，当时做什么事都觉得是非常高兴的，自己也愿意做，没有人强迫命令。延安对于革命者来说的确是一个摇篮，是培养发展革命者的地方，也是坚持抗战胜利的一个保障。”

第一功劳

1949年初，为了迎接全国解放，及时培训出合格的干部，提高中直机关部分职工的文化水平，中直党委筹建中直文化学校。赵龙很聪慧，在文化学校学习了两年，从最初级的一班一直升到了成绩最好的九班。当时，他们这批学员考人民大学，共考上6个，其中就有赵龙。但入学体检时查出他有内膜炎，这样大学就没有上成。

1951年8月，赵龙被调到北京中直党委俱乐部，任副主任，负责中央直属机关领导的文化娱乐活动。评价自己的工作，赵龙把在中央俱乐部的七年作为他的第一功劳。他回忆，喜欢看郝寿臣演的“花和尚鲁智深大闹五台山”，喜欢看的是四川的“三瓶醋”（戏曲名，三个吃醋的人），邓小平怕别人挡着他，每次看节目都坐在第一排。

很幽默，有一次要出国演出，在欢送晚会上，要讲话。那天暖气不好，屋里温度低，说：“今天有点凉快呀，凉快好，头脑清醒。”大家都笑了。散场后，要走了。赵龙说：“我跟在他后面，走到门口，门给锁住了，出不去了，我一着急，上去左右一挫，把门给挫开了。笑着对我说：‘你真有办法’。”“在中央俱乐部，我经常给领导们组织舞会。夏天，领导到北戴河去，我也跟着去负责安排跳舞、唱歌、演戏。在工作中，我始终把握着‘吃两头、带中间’的做事原则，即中央的精神要吃透，基层的精神要吃透，中间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奉献在包头

1957年，32岁的赵龙被调往内蒙古包头市，就此把根扎在了包头。他先后在青山区政府、包头市文化局、包头市爱卫会任职工作，直到1984年离休。60年过去了，当我们想知道他为包头市的建设和发展做了多少贡献的时候，他说他记不得了。家人几次提醒，他只能勉强回忆起在卫生部门工作的一些情况。

赵龙说，包头那时是全国绿化的先进城市，中央在包头召开爱卫会现场会议，让全国，包括北京、天津、上海、V州等31个城市向包头学习，学习包头的绿化和美化。

赵龙老人现在已经92岁了，在内蒙古地区所有健在的老红军中，他是最年轻的。他有严重的关节炎，腿脚不便，出入行动都要用轮椅。老伴儿李其英88岁，也是一位离休干部，老两口的生活都得由孩子们和保姆来照顾。只要天气好，每天上午8点，保姆都会推着赵龙去附近的植物园晒晒太阳。双脚蹬地，借着反向力推动轮椅，是他唯一能做的锻炼。到10点，保姆再把他推回去，休息，吃午饭。下午，他还要看上一两个小时的书报。规律的生活习惯是他长寿的秘诀之一。

他话不多，但思路很清晰，有主见，谈起事情，条理分明。家人说，他听力下降，平时极少开口说话，看到我们来，很高兴，说了十几分钟，这已经是很难得了。

后记

我们用一个上午的时间采访拍摄赵龙老人，希望我们的打扰不会影响他规律的生活。从有限的资料和交谈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老红军默默无闻、甘于奉献的赤子情怀。我们这些享受着和平和发展的后辈儿孙们应该记得他们的故事，记得那些远去的历史。祝愿他们健康幸福、快乐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