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研究进展

摘 要：总结2016年的中国现代化研究，可以看出：现代化历史与现代化战略研究成就突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成为热点，现代化评价研究一如既往坚持在做，现代化理论研究处于总结与反思的阶段，创新性研究成果有限。今后要进一步加强现代化理论的深入反思与创新研究，以中外现代化历史研究为基础，以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为重点，聚焦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经验与突出问题加以提炼、反思与研究，形成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关键词：现代化理论；现代化历史；现代化战略；现代化评价；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7）01-0032-09

F代化研究在中国有着长期的历史，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启了反思失败、学习西方、渴望富强的社会思潮以来，现代化研究就以各种不同的名目存在着，民国时期曾经掀起过现代化问题论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我们的理想。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现代化研究大热。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对中国梦、中国模式、中国话语的研究兴起，现代化研究进一步得到强化。2016年中国的现代化研究在现代化理论、现代化历史、现代化战略、现代化评价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均取得一定的成绩，其中现代化历史与战略研究成绩显著，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成绩突出。

一、现代化理论研究

现代化理论研究的成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既有现代化理论的回顾与反思，二是现代化理论的探索，主要是对中国传统发展理念的重新评估。

第一，既有现代化理论的回顾与反思。

何传启研究了现代化的十种理论，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全球化理论、第二次现代化理论和综合现代化理论等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1]张晓明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随着具体实践不断与时俱进的形成发展，中国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为根本指针。[2]漆玲认为“四个全面”在更加注重实践性、科学性、全局性和时代性以及中国特色等方面继承了中国现代化理论的立场、原则和方法，又在中国现代化阶段性战略目标、“第五个现代化（制度设计）”、根本保障和战略布局等方面发展了中国现代化理论[3]。

第二，现代化理论的探索。

高德步重新思考中国传统的价值理论，研究现代化的“人之道”与“物之道”的关系，提出现代化道路要从过分注重“物之道”回归到“人之道”[4]。康宇认为依据儒家道德学说对“现代忧”进行化解，存在较大可能性。但传统与现实间的张力又促使儒家道德学说必须进行体系重建。重新诠释道德范畴内涵，将“德得相通”原理与和谐社会建立相联系，在新的意义层面托举“内圣外王”，显然是体系重建中一个较佳的路径选择[5]。波兰学者彼得・司汤帕认为现代化实践需要“现代化的精神”，以动员全社会人民进行现代化的行动。如果能够广泛建立起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这些社会关系可以内化成为社会价值观或者说道德纽带，进而成为社会的道德资本。一旦道德资本转变成为注重合作的社会文化，就会成为推进现代化的长期传统[6]。

二、现代化历史研究

现代化历史研究方面，涉及到现代化的宏观历史研究、比较历史研究、中国现代化历史研究、西方现代化历史研究等，其中中国、美国、英国是研究重点；现代化历史比较研究方面，中国与日本、中国与俄国是比较的重点。

第一，现代化的宏观历史研究。

邹力行从人类历史大趋势角度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从一宗走向多元，又从多元走向一体[7]70。刘雷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视角，通过定量分析来描述世界工业现代化的基本事实，勾勒世界工业现代化的历史图景[7]121。何传启认为国家现代化没有最佳模式，只有理性选择。在过去300年里，有些国家保持发达国家的地位，有些国家成功晋级，有些国家地位下降，有些国家地位波动；比较它们的发展模式，没有得到具有明显倾向的结果。例如，地位上升的国家，在第一次现代化过程中，既有工业化优先、民主化优先和城市化优先模式，也有经济优先、教育优先和协调发展模式等；在第二次现代化过程中，既有知识化优先、信息化优先和生态化优先模式，也有协调发展模式等。所以，不同国家需要研究和寻求自己的合适模式，而不是简单模仿其他国家的做法[7]45。

第二，中国现代化历史研究。

金耀基以中国现代文明转型命题为主线，通过透视百余年中国近现代历史，清晰地勾勒出百年中国现代文明转型的现代化三大主旋律：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帝制到共和、从经学到科学[8]。 马敏从历史的视角，围绕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性、政府在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等重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9]。刘保刚主要以全球化与现代化的视野，从政治、经济、外交、思想文化等方面系统阐述了晚清时期，中国一步步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此书以观念冲突与演变为研究切入点，对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艰难曲折进行了一定反思[10]。张帆认为由于我国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太深，虽历经改革仍不能完全消除苏联模式带来的弊端，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从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11]。方涛、罗平汉从纵向的历史维度、横向的逻辑结构以及具体的语义分析三个层面，梳理和研究党的文献中对“现代化”一词的使用，探求中国共产党在什么时候最早使用“现代化”这一概念，之后又提出哪些与“现代化”有关的概念，以及党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并分析“现代化”在党的文献中的科学内涵、具体用法和使用范围[12]。何爱国、颜英认为现代化过程与模式根本无法复制任何一国的成功经验，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必将是在学习先进西方文明、但绝对不是照搬照抄的基础上自己探索出来的，近代中国出现的三次国学思潮就是这种探索的尝试。这三次国学思潮都是出现在人们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急迫需求下出现的，并非纯粹的学术思潮，实际上是一种中国人构建中国自己的现代性的社会思潮。虽然近代中国西化思潮很严重，但每一个西化思潮过后，都会出现一个旨在消化西方思想的国学思潮。这是合乎历史发展的逻辑的[7]101。孙忠良通过政治的空间范围和不同的视角方位，透视中国现代化模式政治之维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所存在的问题不足，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未来发展的前景和方向，为当前中国模式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13]。武强探讨了港口与城市的互动关系，从城市地理空间口分布的演变，产业与港口、城市的相互依赖，以及城市管理者对港口――城市互动的政策与应对等方面，揭示引导了近代上海走向现代化的港口因素[14]。高路认为抗战前许多近代中国文化精英和政界精英对“都市化”这一历史现象发生了兴趣，对城市文化、中国“城市病”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部分学者积极探讨城乡关系，力图通过复兴乡村为城市现代化事业重建良好的根基。在这一探索中，也出现了要求“回归田园”的“反城市化”思潮。这些思想都给予当代中国城市现代化建设以深刻的启示[15]。常城、何晓明认为从1840 年到1912 年的72 年间，共有17 位官员履任湖广总督，对该区域乃至整个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张之洞督鄂时期政绩最为显著，初步奠定了湖北现代化事业的基础，清末湖广总督群体亦是中国区域早期现代化的主要推动者[11]。

第三，外国现代化历史研究。

肖德甫认为唯有其以公民广泛享有的民利、全社会根深蒂固的法治观念、各阶层普遍的政治参与、政府内有效的分权制衡机制为主要特征的美国式政治现代化，才是诞生美国神话的立国之本，延续美国发展的活力之源，成就美国世界地位的力量之基[17]。杨鹏飞认为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和生产力水平、国家综合实力紧密相连，而且和贫困的消除及民众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民生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现代化的推进是民生建设的重要保证[7]193。刘金源认为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同时也是渐进改革模式政治现代化道路的开创者。英国式政治现代化道路有着独特的前提和特点，为后发展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提供了参考和借鉴[7]177。董应龙认为经济现代化是推动近代英国社会保障政策出现并不断发展的最为活跃的因素，与此同时，英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也对同一时期英国社会保障政策的调整和演进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18]。俄罗斯学者布罗夫认为现代化工程的标准有两个方面：经济的和社会的。对于社会标准，应该建立一个能够为各类人才实现其价值的宏观社会环境。如果没有在科技人员政策方面的一个彻底改变，没有充分发挥这些人员的潜力为国家服务，那么俄罗斯的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当前现代化最不利的条件即是没有对俄罗斯智力资源、高质量的教育以及大众创新潜力的需求。现代化政策的优先领域，不能忽视专家和公众对于为什么俄罗斯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见解[19]。

第四，现代化历史比较研究。

朱荫贵从过去很少被人关注的政府干预经济角度出发，论证政府干预的不同是中日两国现代化发展道路出现“大分流”的根本原因[21]。叶超比较分析了近代中国和日本在对待西方文明的不同态度，阐述了它们对两国城市化和城乡关系的不同影响[7]92。徐安琪与俄罗斯学者叶列谢耶芙娜等系统梳理了30年来中国和俄罗斯家庭变迁的历史，展现了中俄两国不同家庭的发展路径和多元选择[22]。

三、现代化战略研究

现代化研究的应用方面，主要体现在现代化战略研究与现代化评价研究，现代化战略研究始终是现代化研究的热点与重点所在。2016年的现代化战略研究，涉及现代化宏观战略的研究、农业现代化战略研究、城市现代化战略研究、市场现代化战略研究、生态现代化战略研究、文化现代化战略研究、交通现代化战略研究。其中生态现代化战略与文化现代化战略是研究热点。

第一，现代化战略的宏观研究。

何传启认为在21世纪，世界现代化有三条路径，即第一次现代化路径、第二次现代化路径和综合现代化路径，并分别探讨了三条路径的相关走向和进程[23]。唐洲雁对什么是全面小康、怎样建成全面小康，以及实现全面小康之后，在对新的时代特征、新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的判断和把握的基础上积极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等问题进行了探讨[24]。宣晓伟认为中国社会由金字塔型结构向网络型Y构、由层级式分化向功能式分化的转变将是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中国要迈向高收入，需要从目前碎片化的金字塔型社会进一步转变为网络型社会，真正建立一个以契约关系为主导，不同领域界限清晰、功能分化、权责对等的多元化社会[25]。

第二，农业现代化战略研究。

金海年从经济乃至民族复兴的全局、长期的历史跨度、全球的视野、供给与需求的不同侧面去探寻中国的农业现代化之路[26]。何传启、靳京认为中国农业现代化需要关注三个重点，做好三件实事，实现三个转型。三个重点是：农业效率现代化、农业结构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三件实事是：农业创新体系、农民培训和农业区划；三个转型是：从粮食主导型向营养主导型、从产量主导型向效益主导型、从生产供应型向市场需求型的转变[7]392。

第三，城市现代化战略研究。

梁红秀、谭培文认为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内涵的历史发展过程看，“三化”是一个内在统一的历史进程，城市化是实现“三化”有机统一的关键整合点，新型城镇化必须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有机统一中选择现实路径[27]。 杨重光认为在实现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认识、研究、尊重和贯彻城市多元化，并且通过制定正确的城市化道路，尊重城市个性化发展，科学合理配置城市资源，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持和发展城市多元化，以促进和加速国家现代化建设[7]134。

第四，市场现代化战略研究。

赵西君提出我国应积极建立“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经济合作组织”，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大力推进基础设施一体化，探索建立以补偿机制为导向的新型区域协调机制，逐步消除影响生产要素与产品流通的障碍，打破市场分割壁垒，全面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实现[7]380。曹雪梅认为新时期我国商贸流通业面临较大机遇和挑战，必须根据具体国情制定商贸流通现代化发展路径，以促进我国商贸流通业健康、稳定发展[28]。

第五，生态现代化战略研究。

李敬煊、李思学认为生态现代化理论为我国在新的历史特点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转变科学技术的角色，转变市场主体的实践方式，加强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公民的参与作用[7]295。李慧明从理论上阐释生态现代化理论的绿色意蕴，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巨大生态环境挑战及中国应对这些挑战的生态现代化战略[7]262。张劲松认为生态治理要有政府参与，但要去政府中心，形成全社会最广泛参与的多中心治理[29]。张云飞认为生态治理体制现代化的方向为：在治理领域上，必须明确自然资源资产的公有性质和生态环境产品的公共性质，坚持自然资源资产收益的全民性和生态环境产品的共享性；在治理主体上，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的作用；在机构设置上，必须加强生态治理的顶层设置，推行生态治理的大部门制，设立生态治理区划机构；在治理方式上，坚持法治和德治的统一[30]。方世南认为必须反思并矫正部落式、碎片化、表象化、伪生态化、短期化的传统生态治理模式偏颇，遵循自然生态有机联系和相互作用变化发展的规律、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交织互动的规律、区域生态合作共治的规律、环境战略评价引领生态空间优化的规律、生态制度约束与生态文化培育相互促进的规律，全面提升生态治理按生态客观规律推进的现代化水平[31]。

第六，文化现代化战略研究。

陈来认为当前我们看待传统文化，要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从人性和人生的需要、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以及文化自身的内在价值角度来认识传统文化的意义与价值[32]。姜哲从经学之小学化、经学之信仰化和经学之诠释学化三方面分析了中国传统经学现代化的三种路向[33]。陈嘉明就儒家伦理的基本性质进行反思，由此论证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以及现代性社会的构建而言，需从儒家伦理当中转化出以“权利”为本位的伦理观[34]。韩静、雷龙乾通过理论关怀、思维方式、价值信仰三个层面的解析对儒学现代化发展可能性做出前瞻性探讨，对其身份建构和未来发展路向提供有益启示[35]。李银兵从文化比较的视角入手，立足中西文化发展历史，从人类文化的矛盾运动中寻找文化发展的逻辑序列，抽取几个相互关联的环节加以分析，就中国文化发展问题得到一种更深层次的认识[36]。

第七，交通现代化战略研究。

李连成指出快速与经济是现代交通运输的两大基本特征，并且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背景下交通越来越与其他功能或要求融合一体。基于现代交通运输的内涵，我国应构建高速交通网，发展交通一体化，推进物流降本增效[37]。

四、现代化评价研究

现代化评价研究，是现代化研究中的一个常规动作。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何传启主任担任组长的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一直坚持在做这件事，其成果就是历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16年的《中国现代化报告》聚焦服务业现代化的评价研究。

何传启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时间序列分析、截面分析、过程分析和理论分析等多种分析手段，多层次地研究服务业的国际、国内现代化发展状况，分析我国服务业在现代化建设中与先进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给出中国服务业现代化理性选择的建议[38]。叶青根据二次现代化理论，构建了服务业现代化水平评价的模型，在此基础上对131个国家30年（1980―2010）的服务业现代化水平和阶段进行评价。结果显示：世界服务业现代化的整体进程、发展水平、指标发展、速度和地理位置等五个方面具有多样性特征。中国目前属于服务业初等发达国家，处于第一次服务业现代化的发展期[7]401。王录仓、武荣伟、梁炳伟、张钦、刘华军根据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利用2002 ―2013 年间全国342 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区农村与农业发展数据，采用熵值法测算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并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ESDA） 方法测评了全国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时空格局与区域差异；运用空间滞后模型分析了农业现代化的影响因素[39]。李力借鉴现代化评价框架，构建农村生态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并对31个省级地区的农村生态现代化进行综合评价。上海、北京、江苏的农村生态现代化总体水平最高，上海、江苏、海南的生态生产指数最高，上海、江苏、山东的生态生活指数最高，北京、上海、辽宁的生态文化指数最高。未来需要加快农村生态现代化的机理研究和实地研究，完善农村生态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40]。李P、李力选取分别属于东中西地区的三个省（广东、河南、甘肃）的52个地级市作为评价对象，选取合理的一套指标体系，进行建模评价，综合评价各地区现代化水平，对全面小康提出一个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整体量化目标[7]367。杨琛、王宾、李群在世界银行提出的“全球治理指数”测评体系和中国社会管理评价体系课题组于2012年构建的中国社会治理评价指标基础上，构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标体系[41]。

五、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是2016年中国现代化研究中的热点。学者主要从基本理论、战略与案例三方面进行了研究。

第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理论研究。

王钰鑫认为学术界围绕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意义、内涵、原则、主要方式、障碍、路径等展开了深入研究。然而，关于我国国家治理的演进与规律研究，还是初步的，因此必须以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为背景，通过纵横向研究，全方位探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42]。王浦劬系统分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特征、目标要求，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府治理现代化、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内在关联[43]。沈荣华对政府治理改革的历程、现状和未来进行分析探讨，涉及内容包括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职能转变推进、组织结构优化、事业单位改革、财政供养人员配置、法治政府建设等重大问题[44]。陈震聃、师泽生认为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应当立足于每个国家所独有的国家治理环境和治理结构，同时应当坚持民主、法治、高效、公开透明和公平公正等原则。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当传承与超越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理念和体制，汲取苏联东欧国家的国家治理教训，全面考察西亚北非部分国家的国家治理态势，冷静分析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治理困局[44]。顾爱华认为稳定的政治结构与政治制度创新相辅相成，既是实现社会政治生活和谐的保障，又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对于促进社会发展具有消弭功能、引导功能和塑造功能[45]。邓俊丽、阎树群认为以人为本对国家治理现代化逻辑建构的价值包括以人为本解构现代化的根本矛盾，建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应然；以人为本解构治理的演进困境，建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向度和检验标准；以人为本解构统治和管理的缺陷，建构国家治理现代化多元平等主体关系模式；以人为本嵌入中国当代实际，建构中国特色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47]。廖小平、孙欢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价值观由一元向多元、整体向个体、神圣向世俗、精神向物质的转变，对国家治理提出了协同治理、民主治理、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的价值诉求[48]。保建云认为由明治维新开启的日本国家治理机制的现代化虽然给中国带来战略竞争压力，并使日本成为东亚近现代各种冲突、战争和灾难的主要策源地，但也使日本丧失了文化吸引力和道义感召力。中国可以借鉴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国家治理机制现代化的有益经验，但需吸取其失败教训[49]。叶麒麟从国家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维度剖析了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历程[50]。王学荣将“国家治理现代化”置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畛域之下，对其进行了总体性透视[51]。权丽华在分析实行村民自治以来乡村治理发展新变化的基础上，剖析乡村治理面临的新挑战及其产生原因，探究新形势下乡村治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提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提高乡村治理水平的路径措施[52]。

第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研究。

张亚东认为深化改革、从严治党、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四大基本方略有助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逐步转化为治理国家的实践效能，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53]。高全喜认为在改革进程中，建立以法治和宪制为基础的民主治理，是使民主与法治建设逐渐走向实然均衡的关键。一个宪法体制的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所在。民主与法治在这个制度框架内，才能和谐、共容。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结构，提升与现代社会相配套的治理体系和能力，必须要建立和完善现行宪法体制，使之成为一个与日常政治相适应的宪法[54]。宣晓伟认为打破官本位体制，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和政资分开，应当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任务的重中之重[7]324。李胜探讨了结合当前信息技术尤其是大数据蓬勃发展的背景，如何将大数据理论和技术应用到社会管理中来，不断提高社会管理主体面对复杂情况时的预警能力、及时回应能力和综合协调能力，实现社会管理的整体化、预警化、民主化、精细化和动态化等问题[55]。董立人、吕高超认为把“互联网+”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机契合，可以创造新的价值和新的贡献值，增强国家战略制定的前瞻性和先导性[56]。沈启旺认为要使协商民主制度化程度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密切相适应，要求按照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念推进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实现协商民主制度的科学化、法制化、程序化、系统化，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协商民主制度体系[57]。吴沁芳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理性审察中国政党制度的现状，深入探讨中国政党制度现代化的价值维度，进而探寻其机制优化的现实路径[58]。何文盛、唐辰龙、郭栋林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背景，探讨了其对于政府绩效管理概念的影响，从公共价值生成与表达的角度探索政府绩效管理概念的重构及其实现路径，对政府绩效管理的定位与功能进行适应性界定，在此基础上对该背景下新型政府绩效管理的基本要素与核心功能进行了比较[59]。王振海认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社会组织成长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并提供了富饶的实践土壤。推动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紧要课题[60]。张岩鸿认为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健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体系，首先必须要做到让每一位政府官员都明确无误地知晓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内容及重点[61]。张海夫探讨了在治理主体多元、现代化进程和社会治理体系之间的嵌套关联中非政府组织对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动作用[62]。鹿斌、金太军认为面对现代社会中的诸多发展挑战，社会治理能力需要在表达能力和行动能力两个层面上实现现代化改良和更新[63]。

第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案例研究。

W阳康、金雪军从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相结合的思路，探讨国家治理基础理论和省级治理的理论研究以及湖北、浙江治理各领域的实践问题[64]。 李婉琳认为法治思维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间不仅具有目标上的一致性，还具有功能上的互补性，结合云南省地方治理的现实需求和法治运行的客观规律，具体探讨了如何以法治思维推动云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65]。黄群慧、张其仔基于对厦门实践的实地调研，尝试性地探讨了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般规律：首先，以老百姓的需求为根本，确定城市发展目标，引导城市发展共识；其次，以老百姓满意度为导向，确定城市发展的各项重点任务；最后，以先进的信息化基础设施来支撑实现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三者共同组成的现代化治理体系[66]。贺海涛从国家治理的视野观察罗湖基层社区治理的创新实践，参考西方实验社会治理理论，聚焦罗湖基层治理从一元单向治理向多元交互共治的结构性变化，剖析深圳市罗湖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以法治的可预期性、可操作性、可激活性、可救济性凝聚转型时期社会共识，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创新，总结罗湖在构建政府依法“善治”、居民有序“自治”、党政社群多元“共治”、社会整体“法治”、数字化时代“IT治”五个基层治理价值目标上的宝贵经验[67]。蓝波涛、黎家娴从角色理论视角，以M组织在广西扶贫中的主要行动为例，通过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主要行动、扮演的角色来论述其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68]。

小结

现代化研究方兴未艾。总结2016年中国学界的现代化研究，可以看出，现代化历史与现代化战略研究成就突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成为热点，现代化评价研究一如既往坚持在做，现代化理论研究处于总结与反思的阶段，创新性研究成果有限。今后要进一步加强现代化理论的深入反思与创新研究，以中外现代化历史研究为基础，以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为重点，聚焦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经验与突出问题加以提炼、反思与研究，形成现代化研究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同时，面向世界，吸取先进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理论、战略及其经验、教训，集中智慧与精力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业已产生而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不断产生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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