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价格改革:“市场+政府”合轨制定价

未来发展有可能形成以政府收储价格为低限、目标价格为高限，市场价格在该区间自由波动的三元价格形式。

目前，对于能源资源价格改革取向方面，有的学者认为能源价格能不能市场化是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有学者认为，能源资源价格改革更多侧重于价格构成和形成机制方面的问题。在改革的对象方面，有的学者认为需要区别能源资源性格特点分类定价；有的学者认为政府只应该干预能源资源成本价格，而不应该干预它的市场价格。改革的路径方面，有的学者认为需要放松规制；破除垄断，形成竞争机制，有的又认为需要进一步提高资源产业的市场集中度。

以我之见，对能源资源价格的改革不能简单的采取一刀切的改革政策和改革取向，需要深刻的反思传统的能源资源的政府定价方式和市场定价方式的缺陷，从中找到改革的突破口。

能源资源分轨制价格的形成及其弊端

我国能源资源价格历经多年改革，已形成市场定价和政府定价两种基本方式。一部分能源资源，如自来水、电力、成品油、天然气等由政府定价；另一部分能源资源的价格则由市场形成。

1978年以前，我国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的政府定价比重达到100％，通过大一统的政府定价，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为工业化积累起原始资金，但也造成了能源资源价格的严重扭曲、生产企业的严重亏损和难以为继。1985年起工业生产资料按计划内外实行双轨制价格，计划内执行国家定价，超计划部分或允许自销部分由企业定价，或者实行加价和议价。这种双轨制价格被誉为“中国的发明”。但由于双轨制价格造成价值双重标准，影响流通程序，导致“官倒”腐败，故从1992年起国家着力推进生产资料价格并轨，到1994年绝大部分生产资料的双轨价格通过放开计划内价格而由市场调节，极少数重要的能源资源则并轨为国家定价，由此形成了分轨制价格并沿续至今。

分轨制价格与双轨制价格相比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是，运行10来年，也日益暴露出这种模式所存在的弊端――漠视了能源资源价格的形成应将市场配置与政府干预紧密结合的客观要求。

分轨制价格中的政府定价和市场定价，犹如两条铁轨，遵循各自的定价机制而彼此不相交。在政府定价机制中，它以定价成本为主要依据，以兼顾各方面利益为出发点，以稳定价格总水平为落脚点，为此在实践中，倘若不是供求矛盾异常尖锐突出，政府往往不主动调整价格，而是尽可能维持不变，即使在调价中，也多是考虑各方面利益的平衡。在市场定价机制中，它以市场供求为主要依据，追高逐低、灵活变动，但这种供求往往具有短期性，更不可能内化能源资源的外部性，即使期货市场可以反映较长时间的供求和价格态势，但在国际投机资本的炒作下，往往加剧了能源资源的供求振荡和价格跌宕，扭曲了遮掩了其真实的供求关系。

所以，深化能源资源价格的改革，既不是取消政府定价而向市场定价并轨，也不是取消市场定价而向政府定价复归，而应遵循能源资源价格形成的规律，改革现行的分轨制定价方式，形成“市场+政府”合轨制定价。

“市场+政府”合轨制价格的形成与发展

在现阶段及今后一段时期，能源资源的“市场+政府”合轨制价格是在保留市场定价和政府定价的形式下，更多地注入对方的因素；未来发展则有可能形成以政府收储价格为低限、目标价格为高限，市场价格在该区间自由波动的三元价格形式。

市场定价中的政府干预因素注入。从理论上来说，纯粹的市场经济可以在市场供求及其竞争的作用下，形成合理的均衡价格，正确地引导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但在现实中，我们却是更多地看到这类由市场定价的资源价格的暴涨暴跌，看到对自然资源的竭泽而渔，看到滥挖滥采造成的满目疮痍。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自然资源从勘探发现到开采生产有一个时间周期，同时它作为一种派生需求，又受着社会投资周期和消费周期的波动影响。当自然资源的生产周期与社会投资周期和消费周期不合拍时，便表现为产能的间歇性扩张或减少，导致其价格的暴跌或暴涨；其次，自然资源生产企业作为微观主体，是按照企业边际成本等于企业边际收益的原则来进行生产决策，以获得最大利润；再次，在过度竞争的条件下，所形成的市场价格往往会低估自然资源的真实价值。以我国稀土为例。我国稀土储量占世界储量30%，但2009年产量达到12.48万吨，占世界产量95%，与1998年稀土产品出口配额制度启动时相比，我国稀土出口量增长了10倍，平均价格降低了36%，销售利润率普遍只有1%-5%。究其原因在于我国从事稀土矿产开发、分离的企业多达169家，年生产能力达到12-15万吨，而全球年需求只有10万吨，由此产生一系列恶性竞争和低价竞争；最后，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放纵自然资源行业盲目发展，放弃对市场定价的干预。

政府定价中的市场配置因素注入。同样地，在能源资源产业，传统的政府定价也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理论上来说，政府可以在通盘规划、瞻前顾后的基础上，科学测算出充分反映能源资源供求状况、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最优计划价格”，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和提高利用效率。但在现实中，我们却是更多地看到几乎每一次政府的调价，都会引起社会大哗，“企业叫穷，百姓叫苦，政府叫冤”，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提高缓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步履维艰。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如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人类行为测不准。人的预期决策越确定，那么自然经济系统中有关变量就会更加不确定，因此人的决策往往无法实现预期结果。其次，政府定价是妥协的产物。我国实行政府定价的能源资源基本上具有垄断性质。政府的定价规制有效地遏制了垄断企业的提价冲动，倒逼垄断企业自行消化上涨的成本。但另一方面，由于垄断企业缺乏外部市场竞争的压力和内部降低成本的动力，且在成本加利润的候作价方式下，企业往往具有投资冲动，产生片面追求更多的绝对利润，结果造成生产低效率。于是一旦“亏损”，要么要求政府“埋单”，要么涨价。再次，政府定价机制方式僵化。我国现行能源资源的基本作价方式是成本加利润，且较长时间保持不变，较少考虑市场供求，更遑论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2009年5月起实施的《石油价格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当国际市场原油连续22个工作日移动平均价格变动超过4％时，国家发改委可相应调整国内成品油价格。这种新的定价机制将政府定价决策公开透明地建立在与国际市场供求及其价格挂钩的基础之上，避免了冗长的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实施以来总体成效明显。但最近席卷全国的柴油荒，对这一新的定价机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22天”和“4％”，使市场产生了强烈的投机预期。每当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幅度接近4％时，中间商就会囤积柴油，等待油价调整，从而牟取暴利。在这种情况下，若政府严格按照规定行事，则等于公开地为囤货居奇者提供了套利机会；若不按规定行事，虽可加大投机成本，但却会使政府公信力大为受损。之所以产生这两难窘境，不是因为改革错了，而是改革尚不够彻底。

“市场+政府”合轨制价格的发展

随着市场配置因素向政府定价的渗透和政府干预因素向市场定价的渗透，某些能源资源“市场+政府”合轨制价格未来有可能向三元价格形式演进。

首先，能源资源价格完全由市场形成，政府主要通过各种资源环境税费的征收，体现能源资源的所有权主体，调节成本和利润的构成，调整原生资源与再生资源的比价，形成能源资源可持续发展基金；其次，政府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综合考虑国内外因素和上下游情况，制定收储价格，当市场价格低于收储价格时，政府入市收购，避免价格暴跌；再次，政府根据能源资源的机会成本、环境损害成本和社会平衡利润，制定目标价格，当市场价格高于目标价格时，政府视或者抛售储备，或者调低所得税或加征暴利税。由市场价格、收储价格、目标价格所构成的三元价格形式，可能更能反映“市场+政府”合轨制价格的真谛。当然，这最终有赖于广义价格调控体制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