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率居高的城乡人口结构影响的差异分析

摘 要：我国经济不平衡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高储蓄率。提升消费动力有助于我国经济在稳定和可持续的基础上转入新常态。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研究基础，动态求解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分城乡研究了居民收入的波动和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对其的影响特点。研究结论表明：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较强的惯性，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则依据收入波动而呈现较高弹性。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农村居民满足理论规律。在生育率不断下降情况下，农民倾向于降低当期消费而提高储蓄以应付养老。较完善的社保体制导致城镇居民养老储蓄动机较小；由于子女质量与数量的替代效应存在，城镇居民表现出较强的教育储蓄动机和馈赠储蓄动机。

关键词：储蓄率；边际消费倾向；人口年龄结构；收入波动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5）09-0029-07

当前我国经济处于“结构性减速”阶段，内需是经济增长不可忽略的一个动力因素。大量文献研究表明在社保体系还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人口结构转变使得居民未来支出和收入不确定，导致居民养老、疾病、子女教育及住房购买等预防性储蓄动机强，造成我国现阶段消费不足（龙志、周浩明，2000；罗楚亮，2004）。国外学者也关注到了我国高储蓄率的本质。IMF（2009）认为对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是我国居民高储蓄的根源。马和王（Guonan Ma和Wang Yi，2010）认为低生育率水平下，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的转变对我国的高储蓄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合文献研究，许多学者将人口结构作为自变量引入，采用不同方法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消费水平的影响，但结论并不一致（王萍，2013；徐升艳、赵刚、夏海勇，2013；乌拉尔・沙尔赛开、邓力源，2014；申秋红，2013）。莫迪利亚尼和布伦伯格（Modigliani和Brumberg，1954）的生命周期假说理论认为不同年龄段的人具有不同的消费特征，即边际消费倾向在人生历程中是具有时变性特点的，年龄结构转变真正影响了个人的边际消费倾向。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充分考虑中国城乡迥异的养老保险体制、教育支出及房价对城乡居民的影响差异，并结合边际消费倾向时变性特点及收入波动的“棘轮效应”来分析人口结构转变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数量关系。

一、理论综述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或储蓄的影响主要有微观和宏观两种机制。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理论是从微观消费者的角度出发来分析微观行为的宏观经济效果，从而使宏观分析有了一个更坚实的微观基础。

（一）微观机制影响理论

莫迪利亚尼和布伦伯格（1954）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 Cycle Hypothesis，简称LCH）认为，消费者为取得跨期效用最大化，通常会将一生的预期收入在不同年龄段进行最优配置。劳动人口的收入除了自身消费外，还需抚养下一代，并储蓄一部分用于退休后的生活。劳动人口往往是正储蓄，儿童和老龄人口则为负储蓄。所以劳动人口比重上升意味着总储蓄率上升；反之，当少儿和老龄人口比重上升意味着总储蓄率会下降。就我国情况来说，老龄人口通常会遗赠一些财产给后代，同时还会保留一定财产以应付意外支出，因此遗赠动机和谨慎动机会抵消一部分因老龄人口比重上升而引起的总储蓄率下降的影响，而在LCH中未考虑这些影响因素。

另一个微观机制模型是萨谬尔森（Samuelson，（1958）和内尔（Neher，1971）提出的家庭储蓄需求模型（Household Saving Demand Model，简称HSDM）。在此模型中子女是作为储蓄的替代物，家庭子女数较多时，以养老为目的家庭储蓄相应减少；家庭子女数较少时，家庭养老储蓄相应较高。与此模型类似的观点认为，家庭孩子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家庭孩子数量与孩子的人力资本投资存在此消彼长的负向影响机制（贝克尔，1981）。

（二）宏观机制影响理论

从宏观机制上讲，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也会影响居民消费率（卡特勒，1990； 霍克和 韦伊，2006；韦伊，1999）。比如，当劳动人口呈下降趋势时，如果社会人均资本存量不变，由于劳动人口减少而节省的资本投资可以转化为消费，从而使人均消费水平上升；生育水平的下降往往伴随老龄人口比重上升。由于人口的强惯性特征，所以后者上升的程度通常小于前者下降的程度，如果少儿人口比重下降引起的消费增加大于老龄人口比重上升引起的消费减少，则人均消费水平也会上升，反之则下降。

上述微观和宏观理论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不同甚至还是相反的。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究竟如何影响消费并没有确定的答案，需要对实际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二、居民消费与人口结构转变特征分析

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口年龄结构有很大区别。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进入老龄社会，目前发达国家的老龄人口比例已经超过了14%。预计到21世纪50年代，老龄人口比例将上升到26%，少儿人口比例下降到不足17%，形成倒金字塔状态。发展中国家则是另一幅图景，不含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老年人口比例还不足5%，预计到2025年左右，老年人口比例才超过7%。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口年龄结构有与众不同的特点。我国在2000年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社会（老龄人口比重超过了7%），且呈不断加剧状态。我国的老龄化程度介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但是居民消费率却既低于发达国家，又低于发展中国家。

（一）居民消费率现状分析

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的统计数据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最终消费率在73%―80%之间变化。世界平均最终消费率一般在75%―79%的区间内小幅波动，低收入国家最终消费率一般维持在80%的水平上。我国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二者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我国的最终消费增长率长期低于GDP增长率，这与世界普遍趋势不符，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终消费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由此表明，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消费增长与经济增速的关系上具有明显差异。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公布数据显示：我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20世纪90年代初居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到2005年我国储蓄率更是高达51%，而全球平均储蓄率仅为19.7%。2014年我国人均储蓄额度高于美国2―3倍，储蓄率在全世界排名第一，人均储蓄超过1万元。

（二）居民储蓄率与人口转变关系现状分析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由此促使经济飞速发展。几乎同时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推动了我国人口结构的快速转型。表1数据显示：总抚养比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少儿抚养比下降造成的，而老龄抚养比则呈加速上升趋势。我们还发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抚养系数下降与储蓄率的上升似乎是同步的。进一步将总抚养比分为少儿抚养比和老龄抚养比来看，少儿抚养比与居民储蓄率呈显著负相关，而老龄抚养比与居民储蓄率呈正相关。因此少儿抚养比的下降与老龄抚养比的上升可能造就了居民储蓄率的上升，而导致了消费率的下降。

三、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根据上述生命周期理论及居民消费特点，本文采用状态空间模型量化求解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时变性，然后根据收入波动分析居民消费的“棘轮效应”，并用条件异方差反映居民收入的波动性，最后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对人口年龄结构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一）边际消费倾向的状态空间模型分析

1. 状态空间模型介绍。由于时变性，边际消费倾向往往是一种不可观察的变量，正是这种不可观测变量反映了经济系统的真实状态，所以被称为状态向量。通常用UC模型（Unobservable Component Model）来表示含有不可观测变量的模型，UC模型无法通过常规回归方程式来估计，而是采用状态空间模型（State Space Model）来拟合。因为状态空间模型将不可观测的变量（状态变量）并入可观测模型，与可观测变量一起得到估计结果。状态空间模型采用卡尔曼滤波（Kalman filter）①来估计参数，它是一种迭代算法，使得估计更精确。状态空间模型定义如下：

设[yt]是[k×1]维可观测向量，包含[k]个经济变量。[αt]是与这些经济变量有关的[m×1]维向量，称为状态向量。其中“信号方程”（signal equation）或称为“量测方程”（measurement equation）即为：

[yt=Ztαt+dt+μt]， [t=1，2，…，T] （1）

其中，T为样本长度；[Zt]表示[k×m]矩阵；[dt]、[μt]表示[k×1]向量，且[E（ut）=0，Var（ut）=Ht，cov（ut-1，ut）=0]。

一般地，[αt]的元素不可观测，但是可以表示为一阶马尔科夫（Markov）过程。即定义为状态方程（state equation）或转移方程（transition equation）：

[αt=Ttαt-1+ct+Rtεt]，[t=1，2，…，T] （2）

其中，[Tt]是[m×m]矩阵；[ct]是[m×1]向量；[Rt]是[m×g]矩阵；[εt]是[g×1]向量，且满足[E（εt）=0，Var（εt）=Qt]。

2. 数据说明及实证研究。根据跨期效用最大化理论，利率也是影响平均消费倾向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以我国1985―2012年城乡的家庭人均总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及利率数据来分析。消费水平（[cpt]）以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来衡量，收入水平（[yt]）则以城乡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消费水平及收入水平都以CPI指数折算为实际家庭人均总收入及消费支出数据。年利率水平以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来衡量，本文以每年年初利率作为当期利率水平，并折算为实际利率水平。其中，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

根据以上经济理论及模型理论基础，建立如下状态空间模型：

量测方程：[cpt=c1+α1tyt+α2trt-1+εt] （3）

状态方程：[α1t=α1t-1+ν1tα2t=α2t-1] [εtνt?N00，σ2εggσ2ν]

（4）

其中，cp为实际消费；y为实际收入；r为实际利率；模型的方差[σ2ε]、[σ2ν]和协方差[g]由待估参数确定；随机系数[α1t]（边际消费倾向）被限制为参数的非负函数。

采用OLS估计值作为未知参数的初始值，以回归方程的残差平方和作为方差（超参数）的初始值，分城乡对实际家庭人均收入与消费支出进行时变系数估计。由于居民消费对利率变化不敏感，即利率变动在短期内对消费倾向的影响不显著，故剔除该变量。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结果如表2，其中[sr1]、[sr1′]分别表示城镇、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均值。二者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模型在统计意义上具有高度显著性。这说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适合采用空间状态模型进行估计。根据模型可估算出城镇和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时变参数[MPCr]、[MPCc]见图2。

从图2可以看出城乡居民的短期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规律。对比来看，城镇居民平均边际消费倾向（0.648）高于农村居民（0.555），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相对不健全，而城镇居民在遭遇失业或生病时，可以享受一定救济金或医疗保险以化解风险。农村地区居民只能依靠自己的储蓄，因此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城镇。

从二者变化趋势来看，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呈下降趋势，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呈上升趋势。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对于城镇居民来说，随着经济发展，住房、教育支出预期不确定性增强，日常生活工作的风险意识逐渐提高，因此倾向选择较多储蓄而非现期消费，以预防和满足未来子女上学、养老及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对于农村居民来说，边际消费倾向中吃穿用项目占主要比例，其次份额较大的是交通通讯、居住、医疗消费。按照通常消费习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户吃穿用的边际消费倾向比例下降，交通通讯、医疗、文教娱乐及住房的边际消费倾向则会上升。因此，在收入相对较低的年代，我国农村居民当前的消费主要是为满足生存需要而进行的消费。随着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交通通讯消费、文教娱乐消费与医疗保健消费开始得到关注，即边际消费倾向逐渐提高。但由于薄弱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的存在，农村居民的消费动力总体不足。

（二）居民消费的“棘轮效应”分析

根据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理论，居民消费不仅受到当期收入的影响，还受过去收入的影响。通常的情况是，消费水平容易随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而不会随收入的降低而降低，即居民消费往往具有“棘轮效应”。本文进一步分析消费行为的非对称性，以了解收入波动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1. 非对称ARCH模型介绍。居民消费行为对其收入上升和下降做出的反应是非对称的，这种非对称性允许消费者对收入上升所做出的反应比收入下降更加迅速，因此被称为“杠杆效应”。ARCH模型的主要特点是扰动项[μt]的条件方差与[μt-1]有关。以ARCH（1）为例，ARCH（1）模型就表现为[μt]的条件方差（[σ2t]）依赖于[μ2t-1]。含有[k]个自变量的回归模型形式为：

[yt=γ0+γ1x1t+…+γkxkt+μt] （5）

[μ2t]服从AR（1）过程（在[t-1]时刻的所有信息都确定的条件下）：

[μ2t=α0+α1μ2t-1+εt] （6）

其中，[εt]是白噪声序列，满足[E（εt）=0]，[E（εtετ）=λ2，t=τ0，t≠τ]；[μt]的条件分布为：[μt?N[0，（α0+α1μ2t-1）]]，即[μt]服从均值为0，方差为[α0+α1μ2t-1]的条件正态分布。可以看出[μt]的条件方差分两部分组成：一个常数项和前一期关于变化量的信息，用前一时刻的扰动项的平方[μ2t-1]表示（ARCH（1）项）。ARCH模型根据条件方差设定形式不同，可以分为TARCH模型、EGARCH模型及PARCH模型。

2. 居民消费的非对称效应的实证分析。本文采用上述非对称效应的ARCH模型来分析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波动性。首先利用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数据对均值方程进行最小二乘估计，然后检验其残差序列是否具有ARCH效应。按照AIC和SC准则，并比较不同的估计效果，认为采用EGARCH（1，0）模型较合适，残差服从Normal（Gaussian）分布条件下的回归模型如表3。

其中，[cpr，t]、[cpc，t]分别表示t期城镇、农村居民消费水平；[μt]表示误差项；[σ2t]表示条件方差。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回归结果显示：各个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具有统计意义，且残差序列不再具有ARCH效应。[μt-1σt-1]项的系数具有显著性，说明建立EGARCH模型具有杠杆效应。当城镇消费水平增加（系统冲击[μt]>0）时，维持[σ2t-1]不变，[μ2t-1]对系统方差的影响是（1.211+0.009）倍；当城镇消费水平下降（系统冲击[μt]

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μt-1σt-1]项的系数不显著（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即杠杆效应不明显。这主要是由农村居民消费谨慎性强，且农村居民收入的稳定性差，所以当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降低，会相应减少消费支出，预留生产开支；当收入水平升高时，出于对未来预期收入趋势的不确定性考虑，仍会谨慎家庭消费支出。所以收入水平的变化对城镇和农村地区居民消费的影响力大小不尽相同。

用条件异方差序列[σ2t]衡量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波动性，为消除单位的影响，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即除以收入水平均值，得到标准化的衡量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波动性的指标：[σr，Z=σcpr，t]、[σc，Z=σcpc，t]。

（三）年龄结构转变对边际消费倾向影响的实证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收入水平的波动都会影响消费行为。本文以城乡少儿抚养比（[Rr，child]、[Rc，child]）和老龄抚养比（[Rr，old]、[Rc，old]）作为衡量人口年龄结构的指标；以上述EGARCH模型所计算的标准化变异系数来衡量居民收入水平的波动性（[σr，Z]、[σc，Z]）；以上述状态空间模型所计算的时变边际消费倾向（[MPCr]、[MPCc]）作为城乡边际消费倾向的衡量指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来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及收入变动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

本文以1985―2012年时间序列数据对变量进行实证分析。首先对各时间序列取对数，以减弱异方差的影响。农村地区各序列对数表示为[LMPCc]、[LRc，child]、[LRc，old]、[Lσc，Z]；城镇地区各序列对数表示为：[LMPCr]、[LRr，child]、[LRr，old]、[Lσr，Z]。为消除虚假回归的影响，分城乡对上述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ADF检验），检验结果见表4。由检验结果可知：在5%的置信水平下，零假设被拒绝，说明时间序列的一阶差分为平稳序列，即一阶单整。由于OLS回归模型的残差序列存在偏相关，故加入MA（1）项，回归结果见表5。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模型拟合效果良好，MA（1）项系数显著，且DW值与2接近，基本消除序列相关。

表5结果显示：在5%的置信水平下，少儿抚养比对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有负向影响。说明随着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会提高，这主要是由于生育率水平与人力资本投资的相互影响机制在城镇地区已经形成良性循环。随着孩子数量的减少，人们会增加孩子质量的投资，特别是孩子教育方面的投资。在家庭子女数较少的情况下，父母对子女的婚姻大事非常重视，年轻人尽管步入了劳动年龄人口阶段（15―64岁），但是在结婚成家阶段，大多需要来自父母辈的经济支持以买房安家。所以少儿抚养比降低，反而促进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提高。然而，老龄抚养比对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不显著。从回归系数（-0.0374）的符号来看，为负向的影响。这是因为城镇地区的养老保险及医疗保险机制相对较完善，所以养老储蓄动机相对较弱，故回归系数在5%的置信水平下不显著。在5%的置信水平下，收入波动程度对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有正向影响，但影响较弱（回归系数为0.0093）。说明收入受到冲击产生波动对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造成的影响比较微弱，城镇居民消费行为惯性较强，即存在“棘轮效应”。

表5结果还显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农村少儿抚养比对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有正向的影响，与城镇居民恰恰相反。说明在农村地区随着少儿抚养比的降低，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会降低。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地区生育率水平下降与人力资本投资还未形成良性循环，生育率下降未能积极有效促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反而随着家庭孩子数减少，消费支出会降低，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减少。农村老龄抚养比对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农村地区人们养老储蓄动机十分强烈。随着生育率的降低，家庭孩子数减少，靠子女养老的传统保障也有所削弱，故农村居民表现出十分强烈的养老储蓄动机。在5%的置信水平下，收入波动程度对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有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明显高于城镇地区（回归系数=0.0371）。由此说明收入的波动性对农村居民的影响要大于城镇地区，农村地区消费水平的“棘轮效应”较弱，边际消费倾向的弹性较高。

四、结论及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农村和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理论上少儿人口和老龄人口比重高，相应的边际消费倾向应该高。以上模型分析表明农村居民满足理论规律，在生育率不断下降情况下，农村社保体制尚不完善，农民倾向于降低当期消费而提高储蓄以应付养老。然而城镇地区情况却不一样，由于社保体制较完善，所以老龄抚养比提高对养老储蓄动机的影响较小，而随着少儿抚养比减少，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会提高。同时城镇居民消费满足相对收入理论，其消费行为表现出明显的消费惯性，其消费水平易随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而不易随收入降低而下降，但是农村居民消费惯性较弱。

（一）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养老保障体制

经济增长对储蓄率上升的贡献率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而被强化。随着少儿抚养比的降低被弱化，以及人口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消费水平逐渐提高。高储蓄率可能是人口结构变化过程中的客观规律，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加剧的情况下，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且老龄人口数量庞大，城乡养老保险机制相差悬殊。因此，在未来若干年的快速增长时期，应抓紧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可持续养老保障体制。

（二）化人口压力为内需实力

从人口角度来看，庞大的人口规模是扩大内需可挖掘的潜力。然而将人口压力转化为内需实力，居民可支配收入能否提高是关键前提条件。建议提升人口投资和人口素质，以增强购买能力；健全社会养老保险机制，以增强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信心；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让农村人口既能参与工业化建设，也能有经济实力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解决内需问题不仅要立足当前也要着眼于长远，在刺激内需过程中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力争做到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协调双赢。

（三）提升新型业态升级的内需市场

城镇居民消费的“棘轮效应”要高于农村地区，即消费惯性表现更为强烈，这与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存在关系，因此农村消费市场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互联网时代，消费市场结构也正发生变化。要完成消费增长动力转换―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驱动，从传统消费转向新型消费驱动，从城镇消费转向城乡化驱动。受此影响，智慧生活、绿色环保、全球时尚、文化体育消费将成为城乡消费市场发展的新亮点。

注：

①Kalman滤波是在时刻t给予所有可能信息计算状态的最理想的递进过程。其主要作用是当扰动项和初始状态向量服从正态分布时，能够通过预测误差分解计算似然函数，从而可以对模型中的所有未知参数进行估计。当新的观测值一旦得到，就可以利用Kalman滤波进行修正状态向量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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