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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从章靳以伯伯的女儿章洁思处得到一张已经发黄的老照片，照片中央是中年的章妈妈，只有一岁的小洁思偎依在妈妈的身旁，左边是梳着小辫子的我，右边是我那小胖子弟弟修义。照片让我想起我的父亲(赵家璧)和章靳以伯伯、李芾甘(巴金)伯伯之间的友情和他们一起办的《文季月刊》。
1931年1月，在北平北海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创立了一个“文学季刊社”，出版一本每期五十万字的大型纯文艺期刊《文学季刊》。编委由章靳以、郑振铎、巴金、冰心、李健吾、李长之、杨丙辰等组成，郑振铎和靳以任主编，实际工作则是由靳以一人挑的。最早担任出版发行工作的是立达书局，第一卷第四期后由上海生活书店担任总经售。《文学季刊》发表了许多著名作家的处女作和成名作，如：曹禺的《雷雨》、荒煤的《灾难中的人群》、巴金的《春》等，深受青年文学读者的欢迎。
1935年5月，我父亲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工作胜利完成，作为奖励，良友图书公司总经理余汉生派他到南京、北平旅游一月。6月6日，火车到达北平，郑振铎和章靳以来车站接他。这是我父亲与靳以第一次见面。
巴金与父亲结识已有五、六年。巴金创作的小说《雨》，1931年1月就列入我父亲主编的《良友文学丛书》出版了。他们早已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从北平回来后，两人自然经常谈起《文学季刊》和靳以。1935年冬第二卷第四期《文学季刊》成了它的终刊号。我父亲看到后心想，这么好的一本杂志停了多可惜啊!何不由良友图书公司接着办下去呢?可是，当他看了巴金执笔写的《告别的话》中说：“倘使有一天环境使我们有余裕，重提起笔管，那时这颗星会发出灿烂的光辉，而我们这季刊也会像从火里出来的凤凰那样，以新生的姿态和你们相见于。我们这次分别不会是永久的。”仔细研究《告别的话》，其中似乎透露出巴金和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可能接办。我父亲等待了几个月，终于，有一天他忍耐不住了，直接对巴金吐露想接办这一刊物的心愿。巴金当即表示，可以考虑由良友接办，但刊物的真正主人是靳以，得等靳以到上海后，才能做出决定。于是我父亲开始去争取经理的同意，并认真地策划起接办的方案。
我父亲在良友图书公司编辑出版了几套较有影响的丛书后，就产生了请名家来为良友编辑一本大型文学期刊的设想，他根据良友公司的地位和实力，他自己对刊物的期望，巴金和靳以的喜好，写了一个计划交给经理余汉生。经理点头时，靳以已到了上海。他马上约靳以、巴金正式商谈。当靳以听说良友不但愿意接受，还有意改出月刊时特别高兴。我父亲建议用巴金、靳以合编的名义，靳以欣然同意。巴金表示他仅可挂名，将来实际工作完全由靳以担任，他不管编务，靳以也没有异议。我父亲告诉靳以良友的经理已同意，他来主编《文季月刊》，可享受编辑部正式员工的一切待遇，虽然每天得到公司上班，但不必坐班。稿酬提至每千字五元，还另付靳以一笔编辑费。
1936年4月1日，靳以正式到良友公司上班，当月的《良友画报》即刊登出《文季月刊》六月份创刊的广告，广为宣传。6月1日，《文季月刊》创刊号问世。为了庆祝刊物的复活和由季刊改为月刊，创刊号增加了一倍的篇幅，达三百六十四页，称特大号。我父亲利用该刊发了十页广告，靳以写了一篇《复刊词》刊于卷首：“四个月以前，我们怀着痛苦的心，告别了读者，在《告别的话》里，我们解说了我们所处的环境……这一次是真的读者出来表示了他们的需要，这事实使我们得以从被强迫的沉默中翻了身。我们这季刊复活了，而且正如我们期望的，是以新生的姿态复活了。我们是青年，我们只愿意跟着这一代向上的青年，叫出他们的渴望，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季刊曾尽过一点责任，我们的月刊也会沿着这条路线进行的。”
《文季月刊》的创刊号，封面上用二号黑体字印着巴金、靳以合编六个大字，内容有曹禺的《日出》、巴金的《春》、鲁彦的《野火》三个长篇连载；张天翼、葛琴、凌淑华、周文、萧乾、卢焚的中短篇小说；何其芳、萧军的散文；孟十还、黎烈文、卞之琳的译文和李健吾的剧本等。以后刊发上海左翼作家如茅盾、丁玲、草明、欧阳山、荃麟、刘白羽等的作品明显增加，几乎成了左翼作家的创作阵地。由鲁迅签署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也以来件的方式刊登在月刊七月号的最后一页上。
1936年10月19口，鲁迅先生逝世，靳以和我父亲一早就赶到大陆新村住所悼念，回到编辑部后，他们决定要用自己刊物表达对先生的崇敬和怀念，十一月号的《文季月刊》一日就要发行，稿件早已发送到印刷部，他们决定立即编一代《哀悼鲁迅先生特辑》加在十一月号上刊出。靳以提出，特辑首页最好有一张先生盖棺前的速写，这速写还得请一位有名望的画家画才好。我父亲马上找到画报总编辑马国亮，由他打电话请到司徒乔来担任重任。我父亲又取出两封鲁迅给他的亲笔信作手迹插画；靳以写了一篇悼文；又请黄源也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因为时间紧迫，治丧期间的五幅照片，包括靳以和巴金都加入扶灵者队伍的这张照片，都被印在黄色道林纸上，作为《文季月刊》的插画页。《文季月刊》还在十二月号上刊发了《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筹备会公告》第一、第二号全文。
为纪念东北沦陷五周年，月刊十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我们的纪念》，文中写道：“五年了!这五年我们是在怎样的情形下面过日子，我们记得很清楚。我们决不是健忘的人。不仅那白山黑水，广漠的原野，浓密的松林，肥沃的土地，还非常鲜明地在我们面前，而且那边铁蹄下面，挣扎的我们兄弟们的和呼号，依旧洪亮地响在我们的耳边。我们不会辨不出兄弟们声音，我们更不会听见他们的声音而不感动的。这几年来我们的确含着眼泪，怀着热血大声疾呼地响应过了。……”这段话出于靳以的手笔，是发自他心底的阐述。
早在1934年5月，政府为加强对左派文化出版物的控制，成立了图书杂志审查会，今天我们还能看到在十一月号《文季月刊》封底的左侧印着二行小字：“本刊已呈请内政部、中央党部登记中”。可见当时月刊尚未获得政府正式批准。《文季月刊》较《文学季刊》时期，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立场上表现得更激进，当然地引起了主张不抵抗当局的不满。于是，就在1936年的12月中旬，政府宣布查禁上海《文季月刊》、《作家》、《中流》、《生活星期刊》、《读书生活》等十四种杂志。三个年轻人费尽心机使之复活的文学期刊，在渡过七个月光辉的历程后，不得不再次沉寂了。靳以也离开了良友公司。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役爆发，我家在松江的老宅被日机炸毁，举家逃到上海租界，住进旅馆；一家之主的曾祖父暴病而亡，治家的重任落到父亲的身上。当父亲为安置一家住宿而急得焦头烂额之际，路遇靳以，他介绍我们全家住到他的楼下，而且不让我父亲说一个谢字。当时靳以尚未成家，就在我家搭伙，从此他们两人同吃同住，夜晚促膝K谈到深夜。有时巴金和他们二位未来的夫人陶萧琼、陈蕴珍(萧珊)一起来，那就更热闹了。1938年初，靳以和巴金一起离开上海，经香港去了广州，以后又转辗到了重庆，靳以伯伯就在复旦大学任教。1944年我父亲也带着我们逃难到重庆。我们家就安在郊外北碚，与复旦隔岸相望。父亲常带着我和弟弟坐渡船去黄桷树看望靳以伯伯一家，那张老照片就是在那里拍的。
回到上海后，他们三人仍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解放后不久我离开上海去当兵，靳以伯伯到苏联去、洁思妹妹生病，父亲都写信告诉过我。每次回家探亲，总会从蕴珍阿姨家里拿到我最喜欢看的戏剧票，《日出》、《红楼梦》、《刘三姐》等名剧，我都是在上海看的。现在只有陶阿姨还健在，最近我和弟弟又去看望了她，她已九十高龄，但思维敏捷、行动自如，她虽然没涉足文学，但她见证了这段历史。祝愿她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