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角球”考识

在中国体育史上，有一个项目与现代高尔夫球十分类似，曾流行于宋、金、元、明时期，到清代渐衰亡，这个项目叫“捶丸”，元朝初期，宁志老人著《丸经》一书(图1)，该书成书于1282年，上、下两卷共计32章，全面记述了这种运动的比赛规则、用具及该项运动锻炼带来的好处，内容丰富而完备。如果从该书成书之时算起，中国古代的“高尔夫球”比诞生于15世纪苏格兰的现代高尔夫球要早300多年。根据《丸经・集序》中记载“至宋徽宗、金章宗皆爱捶丸”的记述，说明其流行时间还要早。捶丸源于由马球派生出的“步打”，步打是不骑马，只用杆打球的一项运动(类似现代的曲棍球)，但是仍然有较强的对抗性质。捶丸则以击球进洞定胜负，娱乐I生高于对抗性。正因为其娱乐l生较高，所以颇受人们喜爱，上自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均可在这项运动中一显身手。正规的比赛是成人的事情，而当时的儿童也不甘落后，但是儿童因为受到体能的限制，只能玩小型化的“捶丸”，类似现在的儿童足球或儿童台球，宋代文献中称其为“击角球”。由于文献中对击角球的记载较为笼统，所以未能引起以往中国体育史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笔者在1990年曾主办了故宫博物院“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展”，对此专题颇感兴趣，在外出考察及整理文物时亦多加留心，终于发现在传世文物中有不少“击角球”的文物资料。现考证如下：

捶丸

宁志老人的《丸经》是记载捶丸的最完整的文献资料，该书记载捶丸场上最显著的特点是设球穴，以杖击球，而且场地要有地形变化、凹凸不平，球穴旁要插上彩旗作为标记；捶丸所用杖(棒)，有着不同的类型，有“撺棒”“杓棒”“朴棒”“单手”等，供人在不同条件下选用，打出不同的球。捶丸比赛时，既可分组，亦可不分组。依参加人数的多寡又有相应的不同名称，多人参加的叫“大会”，七八人参加的为“中会”，五六人的则为“小会”，而三四人的称为“一朋”。最少的是两人，叫“单对”。比赛根据筹之多少，可分为大筹(20)、中筹(15)、小筹(10)。比赛以先得以上各数者为胜。可惜该书只有文字，没有图像资料。好在中国是文物大国，遗留的文物成千上万，只要仔细寻觅，总会发现蛛丝马迹。现存于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水神庙壁画中的元代捶丸图，可补《丸经》之缺憾，“图中于云气和树石之间的平地上，二男子着朱色长袍，右手各握一短柄球杖。左一人正面俯身作击球姿势，右一人侧蹲注视前方地上的球穴，稍远处有二侍从各持一棒，棒端为圆球体(编者注：侍从所持应为古代杂类兵器“骨朵”)，居中者伸手向左侧击球人指点球穴位置。”(图2、图3)它是元代民间捶丸活动的真实反映。

明代的捶丸远不如前代普及。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明宣宗行乐图》长卷中，有一部分描绘的是捶丸场景。图中所绘场地面貌、旗、穴及击丸的棒、侍从的位置等，都与《丸经》上所载吻合。只是人为设置某些障碍来代替野外山丘，这显然是变通之法。但图中的皇帝亲自持棒参加活动，表明捶丸运动在当时是一项高雅的体育娱乐活动。上海博物馆藏明代杜堇《仕女图》，则记录了女子捶丸运动(图4、图5)。以上3件文物是目前见到的形象记录捶丸运动的宝贵资料。中国体育史的专业研究者曾经对比捶丸与现代高尔夫球的规则后得出四点结论：1、捶丸的窝和高尔夫的球穴都是击球的目标，场上都有标志旗，用以指导方向。两者的设备基本相同。2、捶丸的基窝相对，高尔夫的起点和球穴相对。两者的起点基本相同。3、捶丸和高尔夫都是利用自然地形，要有各种障碍。两者的要求是相同的。4、捶丸的球虽未规定规格，但要求适应球棒，轻重合宜。高尔夫的球有明确的重量大小规定，但其要求也是与球棒合宜。两者要求是一致的(见毕世明主编《中国体育史》)。从以上结论可以看出，认为捶丸早于现代高尔夫球300多年的观点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事实。

击角球相关的文献

记载击角球的文献是北宋名相范仲淹(字希文，谥文正)的曾孙范公偶(cheng)所著《过庭录》一书，该书记载多为两宋时期名人佚事，总计116个条目，“是一部实实在在的史料笔记”，名落孙山的典故即出自该书。在“滕元发少侍文正长与忠宣交往”条目中记载：范仲淹的外甥滕元发少时聪明，但是非常调皮，范仲淹待滕元发如亲子，爱其才，不计较其调皮之事。滕元发“爱击角球，文正每戒之，不听。一日，文正寻大郎肄业，乃击球于外，文正怒，命取球令小吏直面以铁槌碎之。球为铁所击，起，中小吏之额。小吏获痛间，滕在旁，拱手微言日：‘快哉!’至登第仕宦始去”。从这段文献可得出两点结论：1、北宋中期击角球即已流行。2、击角球的球可以用铁槌击碎。击角球的“角”字，在这里应该读作“jue”，释为竞争、较量之意，如(《吕氏春秋・十月》：“天子乃命将军率讲武肄射角力。”(《孙子-虚实》：“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现代常说的“角胜”“角斗”均为此意。)

击角球的文物资料

击角球的文物资料在20世纪50年代的出版物中即已出现，只是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陈万里先生曾著《陶枕》一书，书中录有两件宋代陶枕，一件定名为“板球”(图6)，另一件定名为“婴戏”(图7)。板球不见文献记载，枕面绘儿童举杖击球，其杖类捶丸所用之杖，只是略短，应该就是击角球所用之杖。此件文物非常重要，我曾多方寻觅其下落，并问过当年做过陈万里先生助手的冯先铭先生，冯先生告日：“此件文物是一文物商人提供，不知下落何处。”另一件也是宋代陶枕，但是一件残器，只有一个完整的枕面，陈万里先生定名为“婴戏”，因图版不是十分清晰，所绘图案看似一个儿童在悠闲自得地扑捉飞蝶。此件资料存于故宫博物院的陶瓷资料库，后来在整理资料时，我有幸将其拿在手中仔细观赏，当时的心情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激动。原来这也是一件击角球的宝贵资料，一个儿童右手高举杖杆，击出的球在前方滚动，球是白色的，而且比那件陈万里先生命名为“板球”的球要小。我之所以为之激动，不仅仅是因为又发现一件击角球的宝贵资料，而是看到这个白色的小球，使我多年的猜测终于得到验证。此外，故宫博物院藏宋代册页《蕉荫击球图》，图中绘儿童以杖击球，其杖略小，应该也是击角球(图8)。

击角球的球

捶丸所用球，据《丸经》记载为瘿木制成。所谓瘿木实际就是树木生成绞瘤的部分，该部分植物纤维绞结紧密，质地坚硬，不但耐击打，而且其绞结的纹理在滚动中亦十分醒目。前面所引文献已经讲明，击角球的“球”须用铁槌方可击碎，而且在击碎时会有渣末飞溅，说明它与瘿木球不同，只有石质、陶瓷或玻璃的才与之相符。石质球成本过高，玻璃制造业在中国古代又不发达，因此唯有陶瓷才与文献最相符。在出土和传世文物资料中，有一种球，外表无釉，有绞胎(图9)、彩绘(图10、图11)、光素白瓷、嵌泥(图12)四种，直径大者4～5厘米，小者 2～3厘米。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的宋、金窑址以及扬州、泰州的唐宋遗址中均有出土。

笔者曾在20世纪80年代一篇讨论绞胎的论文中认为扬州出土的绞胎球可能是马球用球，这个观点可能过于武断，因为至今未能找到文献佐证。反观击角球的文献和文物资料，这种球应该就是击角球所用之球。绞胎的纹理极类瘿木，彩绘的球其纹理则完全是仿绞胎纹理。击角球是儿童游戏，不同于正规的捶丸运动，所用器具既与捶丸相似，又与捶丸稍有差距，绞胎和彩绘的陶瓷球即说明了这一点。瘿木球成本肯定高于陶瓷球，陶瓷球如果用绞胎和彩绘工艺制作，则可以达到相似的效果，成本低廉的陶瓷球完全可以满足儿童的需要，又可为陶瓷工匠带来商机。现在发现的绞胎和彩绘球，胎质多为灰白色或灰色，显然都是生产陶瓷的下脚料制成。第三种球是白色无釉的，直径小于前两种，可能是成本更为低廉的一种球，故宫博物院现存的击角球枕，画面上即是这种白色的小球。

在泰州地区曾见到唐宋遗址出土的这种小瓷球，外表很光滑，类似现代陶瓷球磨机中使用很久的石子，说明它是使用过的器物。我初次见到这种小瓷球，也感到茫然，以为是陶瓷球磨机中的瓷球，因为在现代陶瓷工艺中，加工粉碎研磨陶瓷颜料时，为避免杂物掺入颜料而导致变色，有些特殊的颜料需要使用瓷球代替石子在球磨机中研磨，研磨过的瓷球也十分光滑。但是出于泰州地区唐宋遗址的这种球，是与绞胎和彩绘球一起出土的，在山东地区出土的绞胎和彩绘球中也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白瓷球，联想到故宫博物院现藏的击角球枕，它应该就是击角球所用的一种球。

击角球绘画枕的年代

有关击角球的文献是判断击角球枕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滕元发是个历史名人，其生卒年也很清楚，据最新出版的《中国历史人名大辞典》滕元发条目载：他生于1020年，卒于1090年。“婺州东阳人，初名甫，字元发，以字为名，通字达道，仁宗皇祜五年进士。历开封府推官，盐铁户部判官。神宗初进知制诰，知谏院，除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出知郓州、定州。数言新法害民。坐妻党犯法，黜知池州，徙安、筠、湖三州。哲宗时再知郓州，值岁饥，赈济流民。徙真定、太原府，治边有方，号称名帅。卒谥章敏。有《孙威民征南录》。”当年范仲淹命人击碎滕元发的击角球的球时，如果滕元发时年7～10岁时，那么确切年代应是1027～1030年。反应出北宋中早期击角球已在流行。根据已发表资料，磁州窑白地黑花带纪年的器物，以甘肃省博物馆所藏“明道元年(1032年)巧月造，青山道人醉笔于沙阳”铭文的白地黑花卧虎纹枕时代最早，当今学术界有专家认为磁州窑的辉煌时期是在金代，“明道元年”枕在造型及画风、釉色诸方面都存在明显疑点，当属后人所造，其年代至少在金晚期以后(见秦大树《磁州窑白地黑花的装饰产生与发展》，《文物》1994年10期)。学术界存在不同观点是很正常的，也是好现象。我认为那些反映民俗的生动绘画，如马戏纹、熊戏纹、蹴鞠纹、击角球纹等，均能在文献中找到相关记载，与北宋的生活一脉相承，正需要陶瓷史研究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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