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与文化寻根

人类学是19世纪后期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它以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为基本对象。人类学一般划为两大分支：体质（生物）人类学和文化（社会）人类学。对于后者，欧洲学界一般习惯称“社会人类学”；北美学界则称“文化人类学”。在一些欧陆国家、前苏联和我国的学科体制中，又常称作“民族学”。这些由于历史原因带来的不同名称造成今日很多尴尬。如会碰到一些含混的嫁接式说法：“民族学人类学”或“社会学人类学”之类。

人类学家关于文化起源与文化进化的新知识图景，大大更新和拓展了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和理解程度。打一个比方（也许不很恰当）说，当今一位普通的人类学专业本科生对人作为“文化动物”的认识和理解程度，也会超过19世纪最博学的哲人，如黑格尔或费尔巴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人类学的研究极为关注，也为形成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提供了基本遵循。马克思在出版《资本论》以后，对当时处在学科萌发阶段的人类学成果情有独钟。他大量阅读并写下详尽的读书札记。这即是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发现并于1972年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又称《人类学笔记》）。有人推测，以马克思的天才和勤奋，假如他能多活一二十年，会成为杰出的人类学家。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的次年出版《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提示出唯物史观与美国人类学之父摩尔根的社会文化进化理论之间的对应之处。关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与人类学的学术和思想姻缘，学界正在形成探讨的热潮。

人类学的学科创立和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同达尔文进化论的问世大致处在同一时代知识背景中。人类学的学科初衷，深受达尔文影响，是要按照西方科学范式，构建一门像物理学或生物学那样的“人的科学”。然而，经历约一个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后期，出现人类学研究目标和学科性质的显著转变：即从“人的科学”转向“文化的解释”。前者秉承的是自然科学的理念与研究范式，希望探求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普遍规律；后者则要求转向人文学立场，强调每一个不同族群文化的本土特征和“地方性知识”。从最近的发展态势看，文化人类学目标和范式的重要转向激起学界持久的反响和争论，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写文化”问题的大讨论而引人注目。争论焦点在于：科学和人文，哪一种研究范式能够更加精确和有效地认识和把握世界上数以千计的不同文化呢？目前看来，争论虽然还在持续，一种基本的理论共识也已显现。那就是，对于人类学而言，研究作为生物的人（体质人类学），无法离开科学范式；研究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光有科学范式远远不够。必须借助人文学、解释学的研究范式，强调研究者深入到特定 文化群体内部的体验和感知，以便充分把握每一族群文化特有的精微之处和形形的地方性知识。目前，科学实证性的研究和人文理解、解释性研究在人类学内部齐头并进，二者都取得辉煌业绩。科学范式的前沿性探索以人类基因学为代表，描绘出三百万年来人类进化蓝图和“走出非洲”后的世界文化传播与人种分布蓝图；人文范式的探索趋势则催生出田野民族志写作方式的变革，有“文学人类学”或“人类学诗学”等名目出现，旨在揭示从非洲沙漠部落狩猎文化到青藏高原族群的半农半牧文化的各自特异之处，彰显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探索与发现，汲取每一特定族群的可持续生存之智慧与经验。这两方面的进展表明，人类学的知识具有专业以外的普遍启示作用，它带来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化寻根意识。

按照克鲁伯在教科书《人类学》中的说法，“文化”是20世纪的伟大发现。由于文化概念具有整合的性质，使得原来的文史哲政治经济法律宗教艺术等学科都争先恐后地同文化人类学结缘认亲，乃至交叉再造，产生出一批活力四射的新兴交叉学科或新领域――如宗教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文学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和医疗人类学等。从学术史看，没有哪个世纪像20世纪那样催生出众多的新兴边缘学科；也不曾有过哪个独立的学科能够具有如此宽广的知识交叉辐射作用。“文化”的整合性大视野，启迪着划分过细的原有学科以开放的心态重新调试和建构自己的专业范围，寻求知识创新视角。

着眼于人类思想史，作为新兴学科的文化人类学对当代思想和知识变革的主要贡献，使得人类学的影响力远远超出本学科的界限，成为引导现代人创新思考人类文化及其前景的基本理论参照。英国人类学家罗宾・克拉克和杰弗里・欣德利合著的《原始人的挑战》，有助于说明该学科理论发现及其再启蒙意义：

人在这个星球上已经存在了大约200万年。在所有这些时间里，人靠从大地获取食物而存活下来。99%的时间里他都是靠渔猎和采集来获得食物的。农业仅仅有一万年多一点的历史，工业社会只不过才300年。在地球上曾经有过的800亿人口中，90%是狩猎采集者，6%是农人，只有剩下的4%是依赖于农业的工业化社会成员。

通过这样的宏观性审视，我们明白一个道理：和数百万年的狩猎采集生活和一万年的农耕生活相比，仅有区区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不可能持续久远。两位作者的悲观看法是：技术社会迄今已有300年的历史，它至多还可以发展200年。取而代之的，或者是现有的生活方式在一场全球灾难中终结，人口急剧减少；或者是我们成功地调整现在的工业主义生活方式，开辟另一种能够长期持续生存下去的方式，不再饥不择食般地在数十年内耗尽地球数十亿年才积累起来的有限资源。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叫停粗放式经济发展，正在成为人类新的共识，而转型的关键是探寻有效的替代模式，文化问题由此得以空前凸显。

人类学家对世界各地的本土文化进行全面调研，以民族志的形式积累成为一笔关于人类文化多样性的资料宝库。作为借鉴和反照的镜子，众多还存活的原住民文化和部落文化，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观和文化观产生了反思和批判作用。文化寻根思潮对整个西方思想和社会科学各学科产生影响，各种土著文化成为渴望治疗的当代人投射其理想的一面反光镜。女性主义者从这面镜中看到的是母性中心文化和性别平等理念；环境主义者从中看到的是人与动、植物世界的依存与共生；后现代哲学家从中看到的是解决人类现实困境的永恒和谐。着眼国内，自上世纪末的寻根文学，新儒家和新道家，到当下的国学复兴和孔子热，唐装和复古建筑等，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清明、端午等传统节日的恢复，都可以理解为世界性的文化寻根潮流波及本国的必然表现。对于文化寻根，理论界过去偏重于从文 艺思潮去理解，现在看来是远远不够的，有待于提升到全民文化自觉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去认识。

笔者的《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一书曾概括西方文化寻根的几大主题。如“黑色风暴”和“凯尔特复兴”。针对白人种族主义的长久统治，以黑非洲文化他者为再认识焦点的思想潮流，揭示东方古文明影响下的西方文明发生轮廓。针对白人人种内部盎格鲁-日耳曼种族优越论，发掘和复兴西方文化自身的非主流的少数族裔文化。理论代表是《凯尔特智慧》，文化产业的最成功代表是《哈利・波特》小说和电影产品。再如“女神复兴”。在女性主义运动激荡下，反思五千年以来确立的父权制文明的统治与压迫，希望找回史前女神文明的、阴柔的、和平的价值，同时恢复女神信仰时代尊重大地母亲的生态智慧，使今日百孔千疮的地球母亲得以在工业文明的摧残下保持生命存续的可能。代表著是《活着的女神》；大众文化方面则有21世纪以来全球第一畅销书《达・芬奇密码》。又如“东方转向”。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不能代表人类未来的完美生存选择，向西方以外的文化传统寻求新的替代性出路。在东方文化传统中寻求拯救现代文明病症的异文化药方，以及引导人类走出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生活误区的路径。代表著是卡普拉的《转折点》一书。印度圣者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风靡知识界，被翻译成47国文字在全球流行，表明世人如何殷切期待“东方的时代”的到来。与此类似的还有中国《易经》热和瑜伽热等现象。最后是“原始转向”和“生态转向”。原来被殖民者征服和作为传教对象的“原始人”，成为陷入现代性危机的西方人需要重新学习和效法的正面形象：天人合一的原生态形象。代表著除了前面提到的《原始人的挑战》，还有戴蒙德的《寻找原始人》。大众文化代表有去年轰动全球文化市场的3D大片《阿凡达》。编导卡梅隆想象出的外太空潘多拉星球之纳威人，作为想象中的原生态人，显然是以人类学家调研的各类原始人为原型的，其批判目的是拯救濒临绝境的地球。无论是生态女性主义呼唤的女神复兴，还是东方转向所追求的非西方价值观念，都伴随着生态意识的觉醒。全球思想的生态转向，势在必然。其对经济理论转型的影响，体现在泰国佛教学者佩尤托《佛教经济学》一书，要求不能脱离环境与社会的整体去看待经济，尖锐批判增长癖和GDP崇拜。

以上文化寻根的各种表现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交织呼应的文化大潮，体现着20世纪后期全球思想界应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变革趋势。它会影响到21世纪世界文化走向的基本格局，对于后发展国家的文化战略具有必要的参照意义。文化寻根使当代人意识到：现代社会必须注意改变或防止在资本和利润的追逐中忽视人与自然的均衡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各国在强调经济转型的同时，重审本土的文化资源，引导全民的文化自觉，重建国家文化战略，已成为当务之急。

在认识中国文化与中国模式方面，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文学人类学，提示从文明发生源头入手，探寻华夏文明发生的独特因素，重新区分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重建多民族互动融合的中国文化观，探寻中华认同的核心价值及凝聚力，并将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作为再认识的目标，努力揭示华夏文明特有的生命力之谜：她兼容并包的多元一体文化特质；她克服天灾人祸的自我复原能力和地大物博所带来多种生态环境适应能力。希望能够提出更加贴切地认识和表述中国文化复杂性的新方法范式，相对弥补科学实证与人文阐释之间的对立与隔阂，为全球多元文化共存提供理论参照和丰富的事实依据。

（注：作者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010）“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本文为项目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