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司马迁的生卒之谜

关于司马迁的卒年，正史中没有记载，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是司马迁死的不明不白，大有疑问。《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卫宏《汉阳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在《西京杂记》也有类似记载。

司马迁，字子长，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汉武帝时，曾任太史令，因为李陵降匈奴事辩护而触犯了武帝忌讳，遭受腐刑。被行刑后，他怀着极大的悲愤和憎恨的心情，坚持完成了五十万言的历史巨著——《史记》，展示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武帝时代三千年的历史画卷。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问世以后，历代都有专门研究《史记》和司马迁的学者，国外也不断涌现研究《史记》的专家，可是对司马迁难解的生卒年月和死因之谜，始终未能得到满意的结果。

司马迁的生年推测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自称“迁生龙门”。即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靠近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但司马迁的出生年月没有正史记载。

一说：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卒于公元前90年，55岁终。

持此说的依据是《太史公自序》的《正义》，唐代张守节对《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42岁。”照此推断，从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往上推42年，则是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张此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 说者，除依据张守节注称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者说是论据。第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年“二十八”应是“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五年，司马迁“四十二”是正确的。第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下令将各地豪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徙，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当时年仅九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十九岁，似更合适。第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元朔二年为博士，元朔二年司马迁年方九岁，一个九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景帝中元五年，此年十九年，似乎较为合理。

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

持“汉武帝建元六年”说者，依据是来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28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这就是说，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即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张此说。

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正义》的记载是错误的。他们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原始材料，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书中的材料。

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父母尚说得过去。

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如果他生于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邀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显然，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楚。只有晚生10年，即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但是，一般史记，采用前者说为多。

司马迁的卒年及死因

关于司马迁的卒年，正史中没有记载，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是司马迁死的不明不白，大有疑问。《史记·集解》引东汉学者卫宏《汉阳仪注》云：“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葛洪在《西京杂记》也有类似记载。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为了完成《史记》，他毅然选择了最残酷、最痛苦的腐刑，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有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长安书》而死的，且死于作《报长安书》的当年。据王国维考证，《报长安书》作于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郭沫若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他们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歪曲事实。

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叹息“以迁之博物恰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极性”（指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是自然而死。桓宽《言铁论·周秦》篇文学（读书人）所言：“……日下蚕室，创未疗，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俸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容，妻子或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悯）。”盐铁会议召开于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离司马迁生活年代相去不远，《汉书》记载，司马迁被行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以说是“载卿相之列”。

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死之事。对此，有的学者则提出异议。目前尚存卫宏提及太史公及司马迁行事的四条记载，经考证，至少有两条不符合史实，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死”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证。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书》叹司马迁“既陷极刑”，不“能自保其身”，应当从古人的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与司马迁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愿意只是指一种刑罚所造成的社会不良风气，乃证明酷治的无效，不能解释为司马迁两次下狱。

不过，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死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生在征和元年，身为治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有怨，恐武帝宴驾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助剪除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穷治太子死之狱，一直到征和四年，前后死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仁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牵及到当时许多文武官员，司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再从《史记》记事的内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还有记事，征和三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有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照此说，那么司马迁的辞世应该是公元前91年。

当然，还有主张司马迁死于汉武帝之后。西汉学者褚少孙曾说过“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史记》各篇里有汉世宗的谥号“武帝”。“武帝”系汉世宗刘彻死后，后人所追封，如果司马迁死在汉武帝之前，怎么会知道这谥号呢？有人考证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距武帝驾崩仅四年，从《报任安书》的内容看，知道当时史记尚未全部完成，此后必有修正补辑，故涉及到武帝的地方，改称谥号，则就不足为奇了。

总之，司马迁到底是“有怨言，下狱死”，或是“巫蛊之狱”所累及，还是平安地活到武帝之后，寿终正寝，目前尚无明文信史作依据而定论，还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和人们的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