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摹人情世态之歧 备写悲欢离合之致

中国古代歌曲源远流长，远古的民歌、琴歌、词体歌曲、散曲等，它们一脉相承各具特色。唐五代，词体歌开始兴起；宋代，词兴盛起来；元代，散曲兴盛起来；而萌芽于元末：兴盛于明清的明清俗曲，它通俗易懂、结构简单、易于传唱，以其“最浅、最俚、亦最真”的艺术特征，迅速风靡大江南北，开创了中国传统音乐风格由雅入俗转变之先河。

自古以来，文艺总是走在时代前头，开时代风气之先河。明代中叶以来，随着生产力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制度失去了往日的生机和活力，社会酝酿着重大的变化。在文艺领域里，以俗为美的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激发了明清美学的世俗倾向。王阳明的“心学”、李贽的“童心说”、袁宏道的“性灵说”、张琦的“情种说”等等，对世俗美予以至高至极的评价。

王阳明是“心学”这一学派的最重要的代表。王阳明提出“良知说”，从“格心”入手，加强对人们的教化，唤起人们的天知良心。王阳明的思想，曾经经历了信奉“程朱理学”又怀疑否定的过程。其思想在明清两代产生重要的影响。其音乐思想主要见于《传习录》，他主张音乐教化的目的是启迪百姓的良知，使民风“返璞归真”。李贽是这一思潮的吹起者。“童心说”是李贽文艺思潮的核心，其理论渊源是王阳明“良知说”。李贽提倡讲真心话，反对一切虚伪、矫饰。他自觉地、创造性的发展了王阳明的哲，把矛头直指被历代封建帝王奉为神明的孔孟学说。在他看来，孔孟学说、儒家六经无非是一些赞美之词，他不服孔孟、宣讲童心、大倡异端、揭发道学。他重视民间文艺，敢于流露自己的真情实感。李贽以“童心”为标准，反对一切传统观念的束缚，“童心说”把下层的市井文学，上升到上层的浪漫文艺思潮。

明清文艺的审美特征是表现世俗人情，明清俗曲正是这种符合人们审美要求的文艺品种。明清俗曲的内容主要反映明清时代城镇市民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感情。绝大多数作品是表现男女情爱、甚至内容。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题材内容往往与妇女生活及其思想感情有关，可以说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声音。这些作品，以最真实的形式，鲜活地勾勒出它们所处的时代。

明清俗曲能风靡社会，得益于以下艺术特点：

首先，明清俗曲内容“情真意切”，表现方式“大胆直露”。文学家冯梦龙提出“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的观点，肯定了俗曲所特有的以“情真”为美的美学品质，也是对崇尚雅乐压抑俗乐之风的一种公然挑战。李开先在《市井艳词序》中称：忧而词哀，乐而词亵。此古今同也……故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他认为这种“以其情尤足以感人”，真情就是这类俗乐的美学品格所在。袁宏道认为“任性而发”是俗曲的美学特征。认为民歌俗曲“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俗曲和诗文相比，“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妇人孺子所唱[劈破玉]、[打草竿]之类”，其原因就在俗曲能“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是可喜也”。正是在反对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桎梏，争取个性解放的斗争中，以“情真意切”、“大胆直露”的表现方式，“借男女之真情，发明教之伪药”，以其自然率真之性，情真意切之意，成天地间自然之文，既体现了真、善、美的艺术品质，也体现了俗曲存在的社会意义。

其次，具有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特点。曲尚俗，最忌文雅，文雅之曲人讥为“浓盐赤酱”。徐渭《南词叙录》云：“夫曲本取于感人之心。歌之使奴童、妇人皆喻乃为得体”。明清俗曲的“俗”。就作“通俗易懂”解释。俗曲这种“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的风靡社会的流行程度，正得益与它的通俗易懂和雅俗共赏。

最后，明清俗曲是歌唱的，它是音乐与文学的综合体。俗曲具有题材内容“生活化”，语言“口语化”的特点。如蒲松龄的《聊斋俚曲》，就是用白话为百姓讲述通俗易懂故事，“刺贪刺虐，出神入化、入骨三分”，使那些即使文化程度不高的“男女老幼”都能听得懂。作为“文学”形式，它是一种历史的文学体裁，有固定的用韵规则、构词格律、句式结构：作为“音乐”形式，则是一种历史的艺术品种，有其固定的曲牌、调式、调性、结构形式、演唱形式、伴奏乐器以及流传领域。明清俗曲把文学和音乐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相得益彰。

明清俗曲作为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正是由于具有以上艺术特点，才能风靡南北，成“我明一绝”。尽管这种小市民的庸俗、低级、浅薄远远不及文人士大夫的艺术品位那么高雅，但是。描绘了一幅平淡无奇却又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的充满人情味的世俗日常生活画卷。正如《今古奇观》序言中说的这些俗文学作品“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它完美的反映了人民的思想要求，有着强烈的战斗精神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白　洁：山东济宁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