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飞:新兴产业必须向民营企业开放

为占领下一轮国际产业竞争制高点，中国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如火推行。这些产业与国际差距本身并不太大，为了后发先至，中国政府更是在“特殊制度供给”和“资金直接介入”两路并进力推。但行政体制的固有边界，却开始促发了各部门各自为政进行封闭式创新的迹象。

至始关注和参与七大新兴战略产业政策制定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向《凤凰周刊》记者表达了他的忧和思。 冯飞

凤凰周刊：中央政府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意在对“调结构”动真格的，但战略性新兴产业究竟如何界定？

冯飞：关于新兴产业的界定，在逐渐清晰和明确。战略新兴产业原来范围更大一点，后来觉得太宽了，逐渐收缩后，形成了目前7大产业22个领域的界定。

按照以前的统计数据，有些产业很难界定出来。比如说汽车工业，传统的汽车和新能源汽车是都搁在一起的，其实应该把新能源汽车单独做出一个统计。此外，生物医药产业长期也是把传统化学药和生物药混在一起，农业领域的育种也包含着生物技术产业，这些都需要剥离出来。

随着相应统计制度的建立，战略新兴产业的界定会更加明确。按照国务院的决定，战略新兴产业计划在2010年占GDP的比例提到8%，2020年要提到10%，目前占GDP的比例大概只有5%左右。

凤凰周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规律和特点就是创新驱动，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但这两方面恰恰在中国表现为模仿、抄袭，在相应法律制度不健全背景下，如何破解这一知识产权方面的困局？技术从哪里来？

冯飞：对新兴产业，我一直强调三个创新，第一个是技术创新，第二个是商业模式，第三是体制、机制创新。

一个产业一般经历形成、成长和成熟三个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前都处在一个形成期。产业政策也应该是针对形成期的特点制定，这对政府政策制定有非常大的挑战。政府明确主导技术路线很难，带有很大的风险性，当然有些国家也在赌。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强调技术供给侧的支持研发，另―方面要强调技术需求侧的扶持政策。也就是说一项技术出来，虽然没有纳入到政府供给侧的支持，但政府在需求侧要给予支持，对技术采取政府采购、通过购买补贴鼓励社会使用的政策。

关于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除了继续激励创新而不是激励模仿外，还要探索国际合作的形式。这种合作更多是技术层面的合作，比如现在建的中美能源国家实验中心这种方式。

基础性、应用性技术研发都要加强国际间合作和交流。实际上，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面临的一个共性问题，是新产品的成本偏高，特别是有些行业新兴产品是对传统产品进行替代的时候。中国制造业成本低，如果我们在技术上跟他国合作，再整合进去一些我们制造业成本偏低的比较优势，就可以把各种优势综合起来，解决我们新兴产业在产业化初期成本控制的问题。

这个层面的合作非常重要，当然是不是能够搞这样一种模式可能也有一些顾虑。中国不妨在这方面做些探索。

提高技术自主创新能力是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是合作不来的。由于缺乏核心技术，贴牌生产仍是“中国制造”普遍的生存模式。表面上很多产品是在中国生产，其实核心技术、图纸都来自国外。

目前，中国企业在研究开发方面投入严重不足，大概只有25%的大中型企业设有研发机构。而在设研发机构的企业中，大概仅拿出销售收入的1-2%用于科技投入。欧美企业一般为5%左右。

比人家落后还不加大投入，怎能赶超？为了带动企业的创新积极性，政府投入将在“十二五”期间加码。目前，在科技领域，全国的研发投入约占GDP的1.5%;今后5年，这一比例将扩大到2-2.5%。

凤凰周刊：创新面临风险，一方面企业和机构感到缺乏吸引力，另一方面，政府对发展新兴技术的企业的补贴和激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如何有效防止引发很多企业不择手段冒领、套取？

冯飞：说到补贴，目前各国对与传统产品有替代关系的新兴产品，通行政策就是补贴。新兴产品在培育过程中、形成期都面临成本偏高的问题，补贴主要解决新兴的产品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的问题。比如说新能源是替代化石能源。

中国政府的补贴额度相对来讲还算低的，而且补贴目的是用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对新能源汽车的补贴也是想替代传统汽车，而不是对出口进行补贴。我前一段时间到美国能源部也跟他们讲这个原则。在补贴当中，还有一个激励性补贴，目的是使企业有动力开展创新，降低成本，扩大规模。

近来，美国启动特别301条款对中国补贴事件进行调查。实际上中美之间的新能源贸易非常少，按照我们说法中方只向美国出口了一套风电设备。换个角度思考，为什么会出现争执问题，我认为并不是因贸易量而产生，而是为了抢夺竞争制高点。新兴产业引领着未来，各国非常看重。这一现象的发生可能还会在某些领域出现。

确实有很多企业不择手段地在套取或者冒领补贴。事实上，各国家都存在这个现象，补贴很难做到没有瑕疵，这是政策制定中面临的麻烦事。这就需要在做补贴政策时应更加强调激励性补贴，尽可能地引入竞争机制。比如说风电、可再生能源，可以引入一个补贴的招标制度，不是说你建一个风厂，上网电价最低就能最终中标，而是采取补贴招标方式，进行激励性补贴，来避免这些问题。

凤凰周刊：中国发展战略性新型产业的七个重点领域是营利性领域。于是有人说，政府实际上是无法知道哪个产业应该发展，政府最应该做的是加快要素市场化和建立相应公平机制，市场自己就会做出选择，您如何解读？

冯飞：两方面力量都需要，主体当然是企业与市场。政府的作用一方面在于引导，另一方面是机制的设计。有些领域靠市场的自身发育是无法发展起来，比如像新能源这个产业，如果没有节能减排、气候变化这样一些特殊的制度设计，这个产业就是发展不起来。政府提出节能减排目标有些强制性的要求，在税收制度设计方面，实施“两重税”，―方面是激励性税，另―方面是惩罚性税，如国外实行的碳税，我们“十二五”提出来的环境税，去引导企业发展新兴产业。政府关键还是在机制设计上体现推动力量。

国际上，培育、推动新兴产业方面有两种方式。欧美国家主要以制度设计为主，而日本、韩国、印度强调政府直接介入力度。

对中国来讲，一方面，原有的一些制度设计存在比较明显的缺陷，像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本身有缺陷，对节能减排问题没有很强的激励机制。而节能对用能的替代深度取决于能源、资源产品的价格，中国恰恰在这些问题上，制度自身都存在着缺陷。所以这方面要搞一些特殊制度设计，比如资源性产品价格、环境税的引入等。

另一方面，日本、韩国、印度这些国家更强调政府介入的时间段，中国政府也需用资金来支持研发，来支持产业化和重点应用示范。总之，中国要把这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培育、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

凤凰周刊：目前普遍认为战略新性兴产业是继“4万亿”之后持续的大投资，资金从哪里来？除了政府引导资金外，民间资金如何进入？此外，财税政策有何调整？

冯飞：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资金投入是个大问题。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资金来源最重要还是社会、民间资金。从政府投入的资金来看，中国对新兴产业的投入力度不比国外大，甚至远远小于欧美。比如说新能源汽车，“十五”、“十一五”连续两个五年计划，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上只有20亿元的中央政府投入，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的计划，仅电池方面就投入20亿美元。

现在全球基本形成了竞争性开发的格局，我们持续投入的力度显然偏小。所以温总理提出加大持续投入。这种政府的投入更多是用在研发，用在产业化初期。技术研发出来后的产品应用和示范也需要政府掏钱补贴，政府花钱主要是在这几个方面。

但在产业化初期，政府的引导资金远远不够，此时迫切需要民间资本介入。也就是说政府的投入一定要界定到竞争前，起到“种子资金”的作用，要极力避免政府全程投入，取代民间资金，甚至对民间资金形成挤出效应。

目前中国的创投、风险投资、天使资金、PE等这些发育程度还不够。比如说民间风险投资的量不够，而政府的风险投资，它的运作方式甚至和批项目差不多。中国的PE，目光比较短视，做长期投资的不多，投钱后甚至是希望半年就能够见到效果。但一个技术要形成一种规模需要一定的周期和发展的规律。

此外，中国的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也不高，题材炒作多一些。在创业板、中小板和主板之间缺乏一个比较顺畅的转板机制，来解决一些融资问题。如果要坚持政府投资取代社会民间投资，那整个产业发展不起来。

换一个角度，在新兴产业发展初期，资本的大量涌入也是必要的。就像当年美国的网络概念，虽然大量的企业被淘汰，但还是有伟大的企业出来了。建议民间资本多关注初创型企业，处于发展中后期的企业资源大多已被包括人民币基金在内的各路资本所关注，民营资本介入的难度相对较大，而初创型企业虽然投资风险大，但一旦成功投资回报率将会更高。

目前很多PE对新兴产业非常感兴趣，在资本市场上，新兴产业已成为热炒的一个板块，但民间资本进入却遭遇“玻璃门”阻碍。现在需要设计出能够鼓励和降低民间资本进入的门槛。

政府投入的“种子资金”应该只起到杠杆的作用，把技术、产业化、市场留给民间资金，才会使新兴产业发展加速。政府只是在早期市场培育时起作用，最终应在一定时段退出。

凤凰周刊：你此前提醒创新要搞联盟，单个企业难以力支。那么最近围绕电动汽车国企和政府们搞了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没有民营企业，这种封闭型联盟你是否担忧？你希望看到什么样的产业组织形式？

冯飞：掌握核心技术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目标，而中国企业现在很多是技术跟随，并不掌握核心技术，且往往只专注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环节，企业规模偏小，研发能力不足。如何将这些分散的中小企业力量整合起来，使之在产业链上发挥各自的优势，需要组织方式创新。

中国长期以来就是经济和科技两张皮，企业的创新能力很薄弱，此外，产业的共性技术创新平台全垮掉，原有产业的共性技术研发机构，行业的科研所、研究所，后来就都改掉了，整个行业共性技术没人去搞、没人去承担。基于这样一个情况，创新联盟对于新兴产业的发展，解决它的技术瓶颈问题是必然采取的一种方式。

很可惜，现在一些联盟极为封闭式。因为政府的角色错位，主导的联盟形成了一个以行政管理体制为边界的封闭式创新联盟，比如我们某些部门是管中央企业的，那么在它的管理权限范围内，它只能搞一个央企的创新联盟，号称“国家队”;地方上就搞本地企业的创新联盟，外地企业别进来，各自为政导致缺乏省区间的配套、互补、合作。

实际上新技术往往是在新兴企业手中，因为新兴企业的创新冲动更强，它在市场上立足就靠新技术，这是它的生命线。有些大企业，它所在的行业日子很好过，对它而言，只是锦上添花。因此创新的内在激励完全不同。

创新必须建联盟，但要建成一种开放式的创新联盟。我期望的联盟不只是一种体制上开放，还是参与程度上的一种开放。不仅是有竞争关系的企业作为联盟成员的“纵向联盟”，还要形成竞争前的共性技术开发的“横向联盟”。纵、横联盟，中国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