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豚湾》:环保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

夺得今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奖”的《海豚湾》，由于反映了日本和歌山县太地町渔村大肆捕杀海豚的状况，引发争议不断。自从去年10月东京电影节坚持放映该片之后，日本民族主义者就一直抗议并阻挠《海豚湾》的公映计划，认为这部出自美国导演之手的纪录片冒犯了当地文化传统――当然，也影响了隐秘而巨大的捕鲸业市场利益。不过这场纷争在近期迎来或喜或忧的结局：日本各地二十多家影院决定联合起来，于7月3日起公映《海豚湾》，然而受抗议民众影响，仍有原定的3家影院被迫取消放映。

隐秘的血腥屠杀 日本部分民众抗议《海豚湾》的公映。

《海豚湾》描述了怎样的故事？倘若没有看到这部纪录片，绝大多数世人，当然也包括日本民众，都不知道每年9月至翌年3月，在太地町的海湾口，上演着怎样惊心动魄的屠杀实景：长达6个月的海豚捕杀季里，太地町大约有2000至3000只海豚将遭到捕杀。常人印象中那些在水族馆里欢快跳跃、发出可爱鸣叫声的海豚，在这里却陷入大网和钢叉的包围，渔民作业时，整片海湾都被海豚的鲜血染得通红。要知道，只有少数好看的海豚能被驯养师选中，以每只15万美元左右的价钱卖到各国的水族馆和马戏团，剩下数以千计的海豚都将被就地屠宰，成为人类餐桌上的美食――海豚肉的价格低，每只约值600美元。

在太地町渔民看来，海豚不过是隶属鲸类的一种鱼而已，捕鱼则是日本的悠久传统。然而10年前，美国环保人士理查德・奥巴瑞偶然发现了太地町疯狂捕杀海豚的秘密。奥巴瑞曾经是优秀的海豚驯养员，一只心爱海豚的死亡让他痛心不已，意识到这些敏感而智慧的生物在人类手中遭遇着巨大的痛苦，于是他开始游走世界，呼吁保护海豚，抵制海豚捕猎产业。“我用10年的时间创建了海豚产业，再用余生倾尽全力摧毁它。”奥巴瑞多次因剪断围捕场的铁丝网释放海豚而被捕，他以一己之力似乎无法撼动这个庞大的产业链。有数据显示，仅在美国，海豚产业就有超过20亿美元的产值。

不过，2006年起，纪录片导演路易・皮斯霍斯成为了奥巴瑞的伙伴，他们开始合作，用镜头揭秘日本太地町的捕鲸业。为避开当地渔民的封锁和驱赶，他们乔装打扮，将摄像机安装在遥控飞机上、岩石间和水下，最终拍到了屠杀海豚时的血腥场面。皮斯霍斯花了一年半时间，把长达40个小时的影像素材剪辑到了17分钟，“其中一些镜头实在太血腥了，会吓坏观众。”尽管这不是环保人士对太地町的首次“关照”，但《海豚湾》却第一次将如此震慑人心的画面呈现在世人眼前。

饮食文化与民族自尊

《海豚湾》触怒了日本人。今年3月8日，当好莱坞柯达剧院响起热烈的掌声，祝贺《海豚湾》获得奥斯卡奖时，大洋另一端的太地町居民却愤怒不已。在他们看来，日本文化再次遭遇了西方世界的曲解，更重要的是，这似乎是“美国人管不着”的内政问题，捕杀海豚并不违反日本法律。

太地町政府随即了一条简短声明：“在日本国内和世界各地，都存在着不同的饮食传统，这些传统有着漫长的历史。尊重和理解地方饮食文化非常重要。”

太地町地方议会成员虑野久人对媒体表示，捕杀海豚的确是当地长久以来的传统，“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海豚捕杀在隐蔽的区域进行，“只是因为捕杀场面令人看了不舒服。”他强调说：“宰杀猪、牛或其他动物的场面，不也同样会令人感到不悦吗？”

太地町政府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再强调，海豚等小型鲸类并不在1986年国际捕鲸委员会颁布法令的禁捕范围内，同时捕杀海豚也符合日本法律――日本中央政府允许每年捕杀1.9万只海豚。太地町每年捕杀的数量大约2000只，这个数字并非全日本最高。目前，日本在太平洋海域共有捕鲸船一千余艘，捕鲸渔民及相关产业工人十万名，太地町只是日本6个捕鲸基地之一。根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和歌山县知事仁坂吉伸说：“太地町的捕鲸是遵守渔业法规定、获得许可的行为，影片却以一方的价值观来对事实进行评判。”太地町渔业合作社参事杉森宫人更是愤怒地表示：“奥斯卡奖是不是被反捕鲸运动的人给利用了？”

当地渔民更加委屈，他们认为西方人拍摄的纪录片对日本人的描述，要么是“野蛮人”，要么是“黑手党”。“西方人以最不人道的方式宰杀牛和其他动物，没人对此说过什么。为什么日本人要受到这样的待遇呢？”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是“某种形式的种族主义的受害者”。

这一说法触及到了问题的根本，即日本国内时常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除了传统和文化，民族主义思潮近年来也在日益深刻地影响国民行为，乃至政府外交层面的战略决策。《日本焦点》杂志专栏作者大卫・麦克内尔撰文指出，事实上，日本人对海豚捕杀的坚持，无疑掺杂着民族主义因素，这让问题更加复杂。

传统产业碰撞“绿色壁垒”

日本民间的抗议浪潮，使得《海豚湾》在日本的公映计划一再推迟，这样的敌意让导演皮斯霍斯十分忧虑。他对自己的作品有个略显夸张的善意描述――“写给日本人的情书”。皮斯霍斯说，《海豚湾》并不是一部抨击日本民族的影片，引发民族主义者的抵制实在有点误会。“我希望日本人观看这部电影，然后再自行决定：海豚是该被当做食物，还是被用来娱乐。”

事实上，当环境与动物保护者遭遇民族主义，问题永远纠缠不清。在粮食自给率只有40%的日本，海洋资源至关重要，人们必须依靠海洋提供食物。日本渔业厅前副厅长中前明曾经说：“如果我们在捕鲸问题上退让，那下一次，就会轮到日本人最常吃的金枪鱼了！”吃不吃海豚肉，绝不仅关乎风俗文化的传承，贯穿其中的更主要是经济利益与民族自尊心的博弈。

面对这样的一团乱麻，国际社会似乎也未曾找到妥善的解决办法。国际捕鲸协会（IWC）多年来一直就是否禁止捕杀海豚等小型鲸类进行研讨，僵局却依然在世界范围内存在。按照有关协定，IWC的管辖范围只针对大型鲸类，而属于小型鲸类的71种海豚则不在此列，交由各国自行立法管理。这或许可以看作国际公约对民族传统的某种妥协，也是导致环保主义与民族主义产生矛盾冲突的关键――难怪日本渔民坚称自己是合法捕猎、守法经营。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指出，影片对捕猎海豚这一国际生态保护和经济活动的复杂现实进行追踪报道，实质反映的是国家、民族的利益之争，“其实是从人类物种与非人类物种（海豚）的关系和矛盾中，阐发出人类物种内部的各种‘亚物种’――如国家、组织、产业等一之间的矛盾争斗。”

实际上，《海豚湾》之所以引发民族主义者的激烈反应，与影片本身的一些不完善之处也有关系。北京大学艺术史硕士、影评人胤祥说：“《海豚湾》里，缺失了日本人的看法，尤其是当地渔民对捕杀海豚的观点和解释。这种纪录片永远只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材料，并以极具诱导性的方式加以组织。”

纪录片难以承载之重

其实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动物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重视程度的日益提高，许多传统民族产业纷纷遭遇“绿色壁垒”，日本捕鲸业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类似的摩擦与冲突在世界各国都屡见不鲜。

不可否认的是，环保是一柄双刃剑，当它与民族主义情绪形成对峙，双方都可能失去理性，伤人伤己。而对于环保与传统民族产业的矛盾，我国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曾有论述：“全世界范围内的环境问题，既与经济、政治有关，也是一个文化伦理问题。什么危机都可以转移，唯有环境危机转移不了，因为大家都不幸生活在同一个地球，而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时代正在呼唤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全面、和谐的生态文明。”潘岳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丰富而深刻的生态智慧，比如中庸和包容，以及“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或许能够有助于纠正西方工业文明带来的狭隘视角和虚无情绪。

这些问题，麻烦缠身的皮斯霍斯可能还来不及考虑。在获得奥斯卡奖之后，他也接到了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打来的死亡恐吓电话。假如再踏上日本国土，皮斯霍斯将面临三项指控：非法侵入私人领地、商业阴谋破坏，以及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拍摄便衣警察。对这位导演来说，保护海豚也许不只是一部纪录片所能承载的责任。在奥斯卡的领奖台上，他就已经说过：“直到这些海豚不再被屠杀，我才真正获得了奥斯卡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