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卫生部疾控局副局长郝阳:“中国个别地区艾滋病疫情已接近非洲”

2010年5月20日，艾滋病病毒发现27周年纪念日。迄今为止，根治艾滋病的方法仍未被发现，艾滋病疫苗亦没有研制成功。

中国卫生部疾病控制局副局长郝阳表示：“尽管我们这么多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可以讲，没有一个方面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这是对这些年我们所做的工作的一个基本判断。”

根据中国卫生部、UNAIDS（联合国艾滋规划规署）和WHO（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对2009年中国艾滋病疫情做出的估计，截至2009年底，估计中国现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HIV/AIDS）约74万人，估计2009年当年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8万人，2009年艾滋病相关死亡2.6万人。 2007年12月2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北京昌平居庸关长城举办“爱的行走”活动，以宣传推动中国的艾滋病防治。

长期以来，中国的艾滋病防控面临与世界不同的形势――因为血液问题而导致的艾滋病病毒的蔓延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不过，近年来，中国的艾滋病流行模式与世界趋同――性传播已经成为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在这一新的形势下，中国的艾滋病防控工作面临哪些新的挑战？

巨大的潜在危险

凤凰周刊：世博会前不久，中国政府宣布取消对患有艾滋病、性病、麻风病外国人的入境限制。这一政策在中国存在了长达20余年，为什么直到最近才得以取消？

郝阳：现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解除了对艾滋病人的入境限制，这对我们国家来说也是一个压力。这次条例的修改可以说是在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下，经过各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的结果，国际社会也纷纷发表声明对中国表示赞赏。

凤凰周刊：不过根据《中国日报》的调查，政策的修改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理解，有八成的受访者反对政府松动这一禁令。

郝阳：对，这说明尽管我们宣传力度很大，但还是不到位。我国的研究结果显示，采取限制艾滋病患者入境的方式并不能控制艾滋病在国内的传播和流行。事实上，那些已经知道自己是感染HIV的人相对更安全，根据估算，不知晓自己感染HIV的人的传播能力是知晓者的三倍。跟美国做一个简单的比较，美国每年新发的感染人数之所以能得到一定控制，主要是因为110万感染者中有70%的人是知道自己是HIV阳性，因而可以进行追踪和随访。

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疫情报告和疫情估计结果分析显示，我国现有74万存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约47万感染者还没有被发现，也就是说，近60%的感染者并不知道自己的感染状况，恰恰是这部分人，大大增加了艾滋病传播的危险性。而且，在已报告的近32万感染者和病人中，追踪和随访难度较大，随访率也不高。

凤凰周刊：怎么样才能尽快让这60%的人知道自己的感染情况？

郝阳：我们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一个新的政策，希望能够借鉴国外的做法，最大限度地发现感染者。如何达到这样的目标？一是继续加强宣传。我们每年都对地方上的领导干部进行宣讲，卫生部选聘了几个义务宣传员，最早是濮存昕先生，2006年又任命了女士，效果确实不错，我们一起到地方上做艾滋病的宣传工作，省里的领导非常重视，起到很大的作用。二是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检测。我们希望能够把快速检测推广到社区，以使更多人清楚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效防止二次传播。值得警觉的新特点

凤凰周刊：长期以来，艾滋病病毒在中国主要是通过血液传播，近年来性传播比例逐年上升，是否给我们带来新的挑战？

郝阳：在2002年左右，中国因为非法采供血造成艾滋病的传播，当时每次公布疫情时经血传播的比例都会占50%到70%，但是那时候我们很多专家就在说，这个只是一个暂时现象，非法采供血传播艾滋病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独特的情况，其他国家没有。按照其他国家的发展规律，主要传播途径一定会从注射发展为性传播。

现在，主要的传播模式已经发生这种变化。在目前存活的感染者和病人中，性传播占到近六成，同性性传播和异性性传播的比例均呈逐年上升趋势。发展到这个阶段，说明疫情正在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我们的艾滋病防控工作面临更严重的挑战。因为相对于其他传播途径，的干预最为困难。

凤凰周刊：在这方面有什么比较好的防控经验可以推广吗？

郝阳：当务之急还是要扩展对高危人群的干预覆盖，因为如果对一个高危人群的干预覆盖率不足60%，将很难扭转该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快速上升的局面，也就很难遏制疫情向一般人群扩散。

各地都有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有些地方做得有声有色，但是很难宣传。比如说西南地区的一个市里，当地疾控中心的主任开玩笑说“这儿的‘小姐’我全都认识”，他们和“小姐”交朋友，同时借鉴国外的经验，在某区域划定一块范围，和公安部门达成共识――“小姐”如果在这个区域内提供服务没有问题，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会被抓。那儿有很多出租屋，他们规定房东必须负责向小姐发放安全套，而且负责督促租户每三个月必须做一次性病、艾滋病的体检。还有很多具体的规定，管理非常严格。几年的工作做下来，当地性病、艾滋病的感染率相当低。

这种例子不少，但是似乎与我们的传统道德观念不一致，所以也不好评价。我只能说，在一些疫情严重的地区，这是一种符合当前实际需要的有效措施，不这么做确实不行。

凤凰周刊：您刚才提到同性性传播的比例在我国逐年上升，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

郝阳：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男男性传播，它的上升速度尤其明显，其新发感染在所有新发感染中的构成比例从2007年的12.2%猛增至32.5%，成为2009年新发感染的重要途径。去年我们在61个城市对5.7万千多男同人群做了一个调查，平均的感染率是5‰西南几个城市竟然达到15%到18%，这个感染率是相当高的。

美国在同性恋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有了很多年的经验，尽管力度很大，但效果并不明显。由此也可以看出我们国家今后的发展趋势。而且，我们国家的同性恋跟外国不太一样，为了避免受到社会上的一些歧视，很多都选择结婚组成家庭，这样他既可能通过同性传播，又可能传给自己的配偶，成为HIV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的重大威胁因素。

作为卫生部来讲，我们现在每年都会跟一些“男同组织”召开座谈会，征求他们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意见，与其积极合作，这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我们也希望社会能更宽容，避免他们为了遭到歧视而转入地下，这样的话对我们防控工作非常不利。

凤凰周刊：我在佑安医院采访时，医务人员说现在学生感染者越来越多，但是他们没有一个具体的统计，请问卫生部是否有这样的调查？

郝阳：职业为学生的报告病例逐年上升，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其中，20岁-24岁年龄组学生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比例从20.3%上升至39.8%。在学生病例中，同性传播所占比例从8%上升为36.9%，排第一位;异性传播比例从4%上升到10.9%。虽然学生感染者的绝对数字不是特别高，但是这种上升势头已经给我们一个警示，必须在学生群体中加大宣传力度。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是，50岁以上年龄组病例报告数明显增加。有些典型的地方，一个地区就有几百例老年病人。具体原因我们也没有搞清楚，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总之，这些新出现的特点都反映出，目前我国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正在增多，流行模式日益多样化。

个别地区疫情接近非洲

凤凰周刊：整体而言我国目前艾滋病流行情况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郝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判定艾滋病流行程度标尺，一般人群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达到1%为高流行地区。以此衡量，目前我国总体艾滋病疫情仍呈低流行状态，但在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高流行，报告人群感染率超过1%的县已经有5个。其中个别县的上升速度之快令人难以置信有的县感染率甚至高达7%――就是说，已经接近于一些非洲国家了。

近年来，云南、广西、河南、四川、新疆、广东等地区的疫情比较严重，这6个省区报告的感染者约占全国总报告例数的80%。

凤凰周刊：这些省区疫情严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郝阳：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肯定有多方面的因素，我们也还在调查、研究。不过，我想说的是，其中个别地方的领导确实对防艾问题不够重视。

可以讲，总书记和总理每年都要参加艾滋病宣传活动，这么多年来对艾滋病防治工作非常重视，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一些地方领导对此缺乏认识，甚至怕加强艾滋病的宣传会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招商引资。

凤凰周刊：在艾滋病防治领域，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在工作，他们的生存大多非常困难，卫生部能否为他们提供一些便利？

郝阳：国家一级的态度是非常开放的，我们积极地跟他们合作。但是到省以下不太乐观，很多地方仍然对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把它放在对立面，因此造成很多矛盾。

从2002年到2008年我们一共给非政府组织提供了7000多万元的资金支持。不管是中央的经费，还是一些国际合作项目的经费，我们都要求按一定比例分配给非政府组织，但是很多地方的管理部门都落实不到位，而是把钱攥在自己手里。这种情况现在我们很难完全调控，但是每次开会我们都会强调这个问题，也在想新的办法。比如，中盖艾滋病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会同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与美国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的简称）4月份在南京开会决定，把项目涉及的14个省市的资金使用情况作一个排名，在支持非政府组织工作方面实行末位淘汰制或者不及格淘汰制，不合格的无法继续获得项目资金，这就给他们一个压力。

另外，根据我国的社团登记管理条例，非政府组织要想在民间部门获得登记，必须找到“业务主管单位”，这是困扰他们多年的现实问题。温总理、副总理和以前的吴仪副总理曾多次在讲话中强调要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的作用，对愿意参加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有关部门一定要给他们注册。目前我们也在和有关部门积极地进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