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灾难下的政府和民众

思考之一 非典主要是依赖政府的行政手段来解决的

从广州爆发非典开始，到北京非典疫情出乎意料的严重，事情变得相当错综复杂。在此似乎有必要反思面对非典疫情，政府可能采取的姿态问题。

曾有学者这样写道： “我当然不反对传媒报道非典，但认为是过于夸张了。香港各大报纸天天头条，每报每天十大版，不停地两个月！感染数字的上升或下降，以夸张的曲线表达。更离谱的是非典被称为‘世纪瘟疫’，胡说八道！21世纪只进入了两三年，何世纪之有？是说20世纪吗？20世纪的几次著名瘟疫，比非典严重起码100倍！新闻‘自由’的经济代价，这次是太高了。同样大代价的是另一种自由―― 世界卫生组织的‘自由‘：他们对中国（包括香港）及一些其他地区发出旅游警告。此前WHO很少这样做，而正因为历来少警告，他们可能做梦也想不到有那样大的经济杀伤力。”我之所以引用上述文字，在于表达一个个人的看法：广州的疫情及其发展，广州市政府并非没有尽力去治疗和隔离，并且在外松内紧的处理模式下，广州民众春节前后的极度恐慌渐渐平息下来了。

等政府意识到北京疫情的严峻时，所能依靠的仍然是强力行政性手段，罢免了有关过失官员，自上而下地迅速动员，抗击非典成为政府工作的核心。此后，通过类似紧急状态的高度集权和行政体系，政府各职能部门着手处理非典，方才使得疫情的格局有根本改观。以行政高压对付问题，不仅是对付非典，其实对付任何问题的效果都是强力的和不可能纠错的。这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出，中国社会生活制度的变迁并不如其急风暴雨般经济建设所显示的那么深入和巨大。中国社会的组织化程度，仍然相当低下，除了行政组织之外，其他和文明社会、市民社会相适应的自治组织的发育程度，令人忧虑。

思考之二 公众的反思迄今是不足的

为什么说非典灾难之后，民众的反思是不足的？这首先体现在疫情爆发期间，对待非典的态度大体是从漠然到慌乱，再到如临大敌。在这样的极端情况下，人们似乎仍然只有依赖高度行政化的手段，由政府作为绝对主角对抗非典。

接下来顺理成章的事情，就是既然对于非典防范，因为社会长期以来较低的组织化程度，以及和快速的经济发展形成强烈反差的市民社会的缺乏，政府不得不临时性地自我授权处理非典的合法性依据问题，这是一个棘手的然而却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否则隔离等一系列非常时期的政府直接限制民众人身自由的措施便缺乏合法性基础。因此，在两位高管被罢免，行政系统被紧急调度起来之后，立法热潮迅速涌现。它将导致严重后果。

其一是大量的法律文件的制定和颁布，为了执行和实施，必须增加执法机构的权力或编制，从而使政府行政系统自我授权自我膨胀的能力大为强化，迫使人们认为，只有在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机构领导下，由其运用政治力量，深入和控制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才能重建和改造社会，才能解决新问题和克服危机。

其二是这些法律法规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民众的行为。我迄今也并不认为中国民众从非典中真正吸取了什么深刻和持久的教训，也不认为非典会对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产生持久的深刻的影响。相反，因为非典凸现了政府威权的有效性和民众自治的脆弱性，在幼儿园时期，应该学习公民基础教育时，却接受一些华而不实的宏大教育；而在成年时，应该学习公民的社会责任和权利时，我们却不得不对诸如不要随地吐痰等起码的行为习惯进行再补课，这是极其富有戏剧性的反差现象。

其三是通过危机强化的行政自我授权能力，以及司法和行政的进一步密切结合，有可能使得法律成为行政的白条，市民社会的形成更为缓慢，可能出现重新由政府全面地指导、管理民众的生活，这对推进政治文明而言并非好事。

思考之三、从防范非典的应急机制到机制应急

现在看来，以高度集中的行政手段对付非典是比较成功的，但代价也非常惨重。有非常多的学者期望通过非典防范，中国政府70天的磨合更为顺畅，政治文明进程能够加速，市民社会能加速形成，但在我看来，这么多良好愿望落空的可能性很大。应急机制背后，并没有系统的、千虑一得的机制化应急方案的出现。

建立在行政集权基础之上的应急处理，是政府一旦下定决心，就能通过在城市垂直到街道办事处、在农村垂直到乡村的快速动员和无条件行动等特点。困扰中国农村的许多瘟疫，就是依赖这样全民动员的方式基本解决的，但许多人祸也是依据同样的道理造成的。现在反思非典期间的应急措施，仍有改善空间之处。

其一是和政府和民众的沟通和互信，这是国家信用得以强化、政令得以顺畅的基础；也是市民阶层渐进形成的基础。也许有的政府官员怕及时、准确、全面地披露信息，会引起公众惊慌和影响社会稳定，但失实的代价更为沉重。

其二是以行政集权为特色的应急处理，高度依赖于各级政府的现有行政设置，不仅缺乏专门机构和完善体系，更令人担忧的是，如同清华大学的薛澜先生所称的那样：“在现有的政府管理体系中，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错位，常常出现‘默默无闻避免危机得不到奖励，轰轰烈烈解决危机成为英雄’的现象。”上述弊端，在非典时期已经表现得相当突出了。

其三是非典带来的，与其说是疾病，不如说是一种不确定性危机，但这种不确定性危机并非仅仅体现在非典上，仅就北京市而言，就存在着一系列同样巨大的不确定性事件的威胁，例如作为有序而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所可能面临的交通枢纽突然瘫痪、火灾和地震等灾难性事件时的应急问题等等，城市越有序，其自身抵御危机冲击的能力就似乎越脆弱。因此，不能不在国家层面上尽快建立起灾难应急的综合协调部门，在国家安全的高度上制定长期的应急战略，并广泛动员民众进行应急预案演习，使得政府之间、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协同能力在居安思危中常在，不因巨大的灾难而中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