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话语在中国语境中的传播

【摘要】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上海出版发行的流行杂志《玲珑》为例，来追寻如今已经为中国人所熟知的“健美”一词是如何伴随着近代“体育”观念的发展而在中国出现的。当年这样一本流行时尚杂志对“健美”概念的介绍和推广，既可以折射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时代大背景，又可以展现近代国人在接受外来词汇时的理解方式和能动性。

【关键词】健美；《玲珑》杂志；翻译；传播

现代汉语中的许多词汇都来自西方，这种新词汇的引进，大概自清末国人对西方著作的翻译和介绍开始。新词汇的出现，从各个方面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思想。早期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需要而编纂的语言字典（如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国人在与洋商打交道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洋泾浜语（Pidgin），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翻译介绍的大量西学著作，中国境内的各种流行报刊，甚至某种日常消费、娱乐活动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西方外来词汇在中国语境中生根发芽的土壤。而在对“健美”这一外来词的翻译和介绍过程中，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出版发行的一份流行女性周刊《玲珑》就成为这样一种传播中介。

一

今天，当我们说起“健美”时，不由得会联想到健美操、健美比赛和健美先生等一系列与身体锻炼和肌肉发达有关的运动和形象。而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汉语词典中，关于“健美”一词却很难寻觅其踪影，中国民众对“健美”的认知，要归功于20世纪30年代的《玲珑》杂志在“国难”时期对该词汇的翻译和引介。

《玲珑》杂志创刊于1931年，到1937年停刊为止，共出版298期。［1］其办刊宗旨是“增进妇女优美生活，提倡社会高尚娱乐”［2］，并在每期封面上宣称自己是“妇女界唯一的喉舌，向男子发动进攻的唯一武器”。杂志开本亦如其名，娇小玲珑如扑克牌般大小，可袋装。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当时世界第五大的国际大都会，号称“东方巴黎”，物质的丰富，带来现代印刷文化的大繁荣。当时的上海被称作“杂志的麦加”，仅1933年就出版了至少215种杂志，还出现了专营杂志的书店――上海杂志公司，1933年也因而被叫做“杂志年”。［2］根据1933年6月刊登在《玲珑》上的“全国妇女报纸杂志调查”，中国的主要大城市里，有32种不同类别的妇女期刊。［3］而出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的《玲珑》杂志，与同业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就可想而知了，但其流行程度，用张爱玲的话来说就是：“30年代上海的女学生手上总有一本《玲珑》。”［4］

20世纪30年代也是近代中国的“国难时期”。同时期左派激进女性杂志强调的是政治参与、男女平等、爱国主义运动，而《玲珑》谈论的却是怎么穿衣、怎么择偶、怎么学习电影明星，不过在推行体育与健美方面《玲珑》却是独树一帜。1931年，《玲珑》开辟了一个用体育照片和文章来提倡体育、促进健康的专栏，并呼吁读者提供相关的材料。1932年的一个编者按指出：“我们的杂志专门刊登体育消息，特别是妇女的。”［5］而介绍健美这样的西式概念和倡导妇女的强健体魄，对于《玲珑》的编辑来说，是向女性读者推广各种体育运动的最佳途径。

作为一种生活实践和理念，西方对“健美”的认识主要受到20世纪早期流行于欧美、特别是德国的“生活改良运动”的影响。［6］该运动的倡导者通过运动、体操、舞蹈和以流行卫生（包括户外运动、饮食、衣饰改革以及强调阳光和主义的自然疗法）为中心的“身体文化”，树立了对“健”和“美”的虔诚信仰。追求“健”和“美”的目的是重获“真实的”、“自然的”生命力量来抵御“人工的”现代文明。由此，“健美”这一概念的出现首先是作为一种生活观念，强调的是自然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天然美感。而随着这种朴素、简单的生活观念的提倡和推广，人们对于“什么是美”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从而产生了与强调化妆打扮、衣着华丽的现代都市“摩登女郎”所代表的“人工美”相对立的新的审美标准。而为了获得这种自然、健康的美，人们开始强调对身体的锻炼和约束，于是“健美”又逐渐演变为一种体育运动。

从1933年起，《玲珑》宣布“本杂志特别关注健美”，并开创了《美容顾问》栏作为争论健美的主要论坛。［7］在其中的一个编者按里，《玲珑》要求读者把注意力从妇女的脸蛋转移到身材上，宣称“化妆是暂时的，有欺骗性的，但健美是自我完善，如持之以恒，（美丽）会一直持续到老”。“所谓健美，并非是指大块头或胖子，也不是指涂脂抹粉的粉雕美人，而是指有丰满的体格、健康的颜色和有活泼举动的人。”［8］

二

通过体育培育的健美是西方的、现代的，是中国都市女性走向现代化的必备条件，甚至也是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玲珑》在译介健美的过程中，极力要向中国读者呈现的一种社会进化论。

在《玲珑》的译介中，“健美”首先是作为一种现代时尚和审美观念进入中国的。通过刊登西方妇女参加各种体育运动、摆出不同运动姿势的照片，《玲珑》向中国读者展示了女性如何通过体育锻炼获得健美的体格，那些有着“健康曲线”的西方妇女的裸画和也被用来劝说中国妇女将注意力从漂亮脸蛋转移到健康体格。而大量好莱坞明星的绚丽形象更是帮助确定了健美成为一种现代时尚与审美标准。与此相对应的是《玲珑》对中国女运动员形象的推崇。当中国女运动员留短发，穿T恤、短裤的形象在流行杂志中传播时，健美作为新的审美观念成为当时穿高跟鞋、旗袍和烫发的苗条美人所代表的都市时尚标准的鲜明对比。

当“健美”作为一种新的都市时尚和现代审美观念被中国的读者接受和认同后，通过“健美”而获得的强健体魄和自然健康的美成为“时代新女性”的象征。《玲珑》认为，从传统的林黛玉式的“病态美”向现代的“健康美”的过渡是一种“进化论式”的社会进步。强健的体格这时被认为是现代男女拥有坚强意志、高尚品格、远见卓识和伟大希望的基础，体育场上的体格训练和心智训练被当做是“新女性”的必要条件。［9］由此，建立在体育与健美基础上的别样“新女性”形象，逐渐成为浓妆华服的“摩登女郎”的对立面，被体育和健美滋养的爱国、纯洁、道德的妇女成了堕落的欢场人物的视觉对照。

同时，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面临深重的民族危机关头，与政府的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相呼应，《玲珑》也一再呼吁妇女要为民族牺牲，在政治上教育自己，拥有勇气、力量，以及和男子一样结实的身体。1937年日本侵犯华北前夕，《玲珑》的主编就敦促女性说：“今天妇女的紧急任务是团结起来为民族解放运动而斗争，因为所有公民，无论男女，都应在‘国难时期’奋斗”。[10]于是，通过体育运动获得健康而美丽的身体，从而像西方妇女一样，能够从事职业工作，自食其力、自力更生，进而让中国摆脱“弱母无强子”的种族劣势，成为《玲珑》在译介健美时的重要诉求。尤其在国民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中，“健美”所崇尚的自然、朴素的生活方式被当做“国难时期”勤俭持家、献身社会的民族精粹加以提倡，而通过体育和健美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和公民道德，成为实现强国保种、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理想。

终于，在《玲珑》这样的流行杂志的推动下，西方关于“健”和“美”的理想，被译介为“健美”，进而成为中国妇女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标志。然而，对身体、丰胸、肥臀、细腰、赤足、匀称的身材、健壮的腿等身体部位的审美强调，与传统中国文化强调“礼义廉耻”、“女正则家正”的国民精神与道德观念又发生了冲突。健美的流行与有伤风化的指责，成为都市女性在接受这一西方现念时必须面对的两难境地。高云翔认为，这是20世纪30年代有关健美的论调中最基本的矛盾。而矛盾的深层正是中国渴望现代化的复杂状况。要显得现代化，中国需要保持一定程度的西方都市、世界主义；要确认中国的独特身份，中国又必须努力寻找和定义民族的精神、道德和文化精髓。妇女的身体成为两者冲突的场地。一方面，政权要废除妇女身体的“封建”和“落后”限制来表示进步；另一方面，妇女身体从国家政权控制的解放被抨击为西化，有伤新生活运动所提倡的传统道德和民族精神。[11]

三

通过《玲珑》杂志译介的“健美”理念，从一种崇尚朴素、自然的生活方式，演化为一种参加体育运动、进行身体锻炼的都市时尚，进而又被当做一种通过健康的身体表现出美的现代审美观念，由此展现了在变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女性的新形象。而且，在中国30年代的“国难时期”，健美更是与中国民族精神和公民道德自律相联系，强调的是对女性身体的约束与规训。

由此可见，西式话语在中国语境中的传播，不仅仅因阶级、种族和社会性别的不同，而让受众对话语的理解产生偏差，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不同群体有关身体的文化与特定社会所处地域及其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也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当年，《玲珑》这样一本流行时尚杂志对“健美”概念的介绍和推广，一方面折射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时代大背景，另一方面也展现了近代国人在接受外来词汇时的理解方式和主观能动性。近代中国对“健美”的理解，既包含了中国读者对来自西方的现代性的渴望和认同，如将白人女性作为“健”与“美”的理想偶像；又被迫融入民族主义的叙事框架，强调对中华民族传统女性美德的坚持。因此，在“健美”的译介中，存在着矛盾心理。而当国家政权通过新生活运动，介入到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和对公民道德的控制时，这种矛盾就被更加放大和扩张了。个体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以及如何对自己的身体进行锻炼和约束，在与公民道德、爱国主义和民族救亡的内涵相联系后，上升到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从而也被打上更多民族、阶级和时代的烙印。

而且，在将“健美”介绍为一种新的审美标准时，《玲珑》对什么是健康的、什么是美的认识始终以西方的白人女性作为参照系，而全然不顾国人在种族、历史和文化等条件上与西方国家人种的差异。当它把“健美”当做一种现代体育运动，强调对女性进行身体塑型、意志锻炼，从而打造现代新女性形象时，又一味推崇中国女运动员的身体结实、体格强健、不化妆、留短发等外在表现，而不考虑每个女性在体质、性格、职业和教育文化上的差异，使得人人屈服于这样的社会集体压力。

因此，我们在看到“健美”这一西方词汇通过文化翻译进入中国语境后发生的意义变化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通过不同的传播渠道和承载物的中介传递作用，媒介本身的特性和立场也会对我们今天所认识的“健美”这一概念产生影响。如果不是《玲珑》，如果不是站在女权主义的立场上，人们对“健美”的解读又会有怎样的不同呢？

参考文献：

［1］张竞琼，曹彦菊.《玲珑》杂志在中西服饰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探讨[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06（12）.

［2］龙佳.《玲珑》对都市女性形象的塑造［J］.新闻爱好者，2007（3）.

［3］玲珑［J］，1933（100）∶964.

［4］张爱玲.谈女人.流言［M］.香港皇冠出版社，1998∶84.

［5］玲珑［J］.1932（58）∶375.

［6］Michael Hau，The Cult of Life and Beauty in Germany: A Social History, 18901930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3∶13.

［7］玲珑［J］.1933（104）∶1216.

［8］玲珑［J］.1933（95）∶635-7.

［9］玲珑［J］.1932（76）∶1203-4.

［10］玲珑［J］.1937（268）∶5-8.

［11］Yunxiang GAO，‘Nationalist and Feminist Discourses on Jianmei (Robust Beauty) during China’s “National Crisis” in the 1930s’，Gender & History, Vol.18 No.3 November 2006∶546-573.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上海对外贸易学院讲师）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