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产权、社会保障与失地农民权益保护

摘 要：失地农民权益保护问题是当前的社会问题之一。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不清晰、征地补偿制度不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是失地农民权益受损的直接原因。规范政府的征地行为，保护被征地农民的权益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必须进一步明确农村集体土地财产权，完善征地补偿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长效机制。

关键词：失地农民；权益保障；制度选择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5-0047-03

土地征收引发的农地产权和失地农民权益保障问题，较长时间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尽管中国对土地征收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但仍暴露出诸多不足。其中，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产权残缺、权力界定模糊、“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清和补偿机制不完善是其核心问题。从制度安排视角考察农民失地的根源，探索保障农民权益之道，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安排缺陷分析

（一）集体所有的土地产权界定不清楚

现行的法律和政策规定土地归集体所有，但究竟指哪一级集体，由什么样的集体经济组织行使所有权主体的职责却不明确。所谓农地集体所有，实际上是乡、村和村民小组三级所有的格局，且各自的权利和边界很不清晰，由此导致了土地所有权主体含糊、权能不清。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委托―关系完全脱节，进而产生了“委托―悖论”，无法避免其机会主义行为和“道德风险”的发生。由于所有权主体不明确，势必导致补偿收益主体不明确，各级政府、村委会以及集体经济组织相互争当农地所有权的主体，通过各种名义克扣征地款，使得农民不能享受到应有的利益。

（二）农民集体所有权是一种受限制的产权

事实上，中国集体土地所有权受到国家的限制。在使用方面，集体土地所有人无权对使用权进行出让、转让或出租。在收益方面，集体土地所有人无权对土地农转非的增值收益主张权利；在土地处分方面，集体土地不能进行交易，也不能转让，集体土地只有被征收后方可进入土地市场。按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村组织和农户基本上只有土地所有权中的使用权，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租让权、交易权和抵押权。农民不是农地产权的直接主体，仅仅是土地使用权的直接主体，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农民的排他使用权和自由转让权，以及从土地中获得的收益权，因此在农产品的生产、投资、收益分配方面缺乏足够的激励，丧失了市场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的权利和增长收益的机会。

（三）农民处于农地产权中的弱势地位

一方面，由于农地所有权主体在法律上界定不明确，在现实生活中呈现虚位的状况，导致广大农民在实际生活中缺少一个能够代表自身利益的组织机构，在自身利益受到各级政府和集体组织的侵害时，没有自己的代表为自己的利益说话；另一方面，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集体成员与集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事实上导致农民处于权力结构的最底层，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甚至缺位。总之，在各个利益集团参与公共选择的社会博弈中，农民既无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与其他利益主体较量，也无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对侵权行为加以抗争。正是这种弱势决定了农民无力成为自身权益的维护者。

（四）农民土地处置权的缺乏，使农民在征地过程中无法成为有力的参与者和决策者

在中国，国家是农地产权的实际控制者，在现行农地制度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中，国家始终是这一制度的设计者，法律法规处处都体现着国家的意志与利益，农民在该过程中没有任何的参与权、发言权和决策权。中国法律法规虽然规定农民集体是法律上的农地所有权主体，但其却没有对土地的处分权，而国家作为农村土地的终极所有者，掌握着农村土地的最终处分权。这样一来，土地开发商在土地的征收和买卖中不用与农民集体和单个的农民打交道，而是直接面对国家，作为国家代表的各级政府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介于开发商和农民之间的卖方的真正主角。结果是土地征收与否、土地征收的价格、土地征收后对农民的补偿标准和补偿范围等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各项内容，往往不是由征地单位和农民集体、农民进行协商，而是由各级政府与他们进行，最后，这一切问题就变成了政府的行政行为，农民在土地征收中本该享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被剥夺殆尽。一旦农民的权利被架空，其利益的维护也无从谈起。

二、现行征地制度安排缺陷分析

国家所有权和政府行政权力对集体和农民土地权益的侵犯，主要表现在国家对集体所有土地的征收制度上。

（一）“公共利益”缺乏明确界定，征地范围过宽

中国《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对土地实行征收”，《土地管理法》也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土地实行征收”。但什么是公共利益的需要，现行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界定，这就为“权利寻租”提供了可能。现实中表现为土地征收权以及政府相关行政权利的极度滥用，其直接后果是导致不少地方政府凭借征地权不断扩大征地范围，侵害了农民切身利益。

（二）征地程序忽视农民意愿，侵害了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申诉权

中国《土地管理法》第48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但在实践中，“公告”是在征地被批准后才告知于众，失地农民的知情权没有得到充分体现。虽然法律规定农民如对征地有任何异议，都可向当地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申述，但是，《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关于“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农民对土地征用有争议的不影响征地进程”的规定，实际上变相剥夺了农民的谈判权。由于征地程序不透明，相关的信息不公开，农民无法参与征地费用补偿的决策过程，致使农民丧失了应有的参与权和决策权。由于农民缺乏自己的组织代表，没有形成有组织的利益集团，阻碍了他们的利益表达，再加之征地过程又缺乏畅通的申诉渠道，当自身利益受到各级政府和集体组织的侵害时，往往投诉无门。

（三）征地补偿费用偏低，征地补偿费的测算办法偏离市场经济规律

现行征地制度规定的征地补偿费，是按照土地原用途的年产值倍数来进行测算。这种测算办法，没有体现土地的潜在收益和利用价值，没有考虑土地对农民承担的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也没有考虑失地农民的间接损失，更没有体现土地市场的供求状况，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不符合国际惯例。失地农民失掉的绝不仅仅是土地，而是与土地密切相关的一系列权益，土地能给农民提供基本养老保障和就业保障。失去土地意味着农民失去了原来由土地提供的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和土地提供的就业保障。农民因失地而被迫成为市民，这种身份转变包含着高昂的成本。失去土地后，农民所需的生活资料必须依靠市场，而市场又存在许多不确定的风险。失去土地意味着农民原有的农业生产技能无用武之地，不得不从事非农产业，而农民又缺乏这方面的技能。这就意味着农民在向市民的转变过程将承担更高的生存风险和职业转化成本。而现行的征地补偿中根本没有考虑到失地带来的这些风险成本。

（四）征地补偿费用分配不合理，失地农民权益受到侵犯

征地利益分配中对集体和农民利益造成损害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在征地补偿上对集体和农民利益的侵蚀。在征地过程中，农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分享农地转非引起的增值，是由农地的产权安排，特别是产权的转让制度决定的。谁拥有转让权，谁就能有利地分享土地增值。政府借助公权设置土地征用制度，以极低的补偿从集体和农民手中取得土地，再以高于对农民补偿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价格出让土地，地方政府以征地为名，行“经营土地”之实，存在巨大的牟利空间。二是乡村集体在利益分配上对农民利益的损害。在征地补偿费的分配和使用上，由于农地所有权主体的虚化，乡镇政府、村级组织都以所有者、集体财产管理者的身份参与利益分配。村集体还以投资兴办企业、发展集体经济等名义，尽量降低对农民的补偿标准，使真正落实到农民手中的补偿费更不合理。

三、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缺陷分析

对农民来说，土地不仅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同时还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目前，中国大多数失地农民还没有获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在城镇，基本上建立面向绝大多数劳动者和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劳动者根据现行政策规定，可以享受养老、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待遇，部分城镇困难群体还享受城镇低保待遇。而在农村，农民基本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生活处于无保障或低保障状态。失地农民是一个介于农民和城市居民的特殊的中间群体。其特殊性在于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身份，但同时又没有完全融入城市并享受城市居民应有的一切权利。农民从失去土地开始，身份、职业、住房、养老等一切社会、经济关系都发生彻底改变，在承受社会风险上已经和城市居民没有本质的区别了。对于农民而言，失去土地后重新择业还面临着文化水平偏低、劳动技能较差，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等一系列难题。保障制度的缺位已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要保证失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降低，关键就是要实现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现城乡居民的平等权。

四、保障失地农民权益的制度安排

（一）确认农民集体土地的财产权

首先，明确界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将乡镇、村、村民小组三级土地所有权主体统一为村农民集体一种，以村民委员会作为人格化代表，给予其独立完整的法人产权性质，由其产权代表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对土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其次，健全农民承包经营权权能。一是完善农民的土地使用权。赋予农民长久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权，允许农民自主经营土地。二是切实保障农民的土地收益权。当承包地被依法征收、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赋予农民对土地增值收益索取的权力，使农民在征地过程中获得土地的部分增值收益，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好处。三是加强农民的土地处分权。在土地承包的有效期内，农户有权处置产品，有权决定对承包地进行转让、转包、出租、入股、抵押、赠予、继承等。

（二）规范政府行为，慎用征地权

首先对征地权的行使进行法律规制，对征地的“公共利益”做出进一步的界定。可采取国外对“公共利益”的做法，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对“公共利益”进行列举加概括条款的立法形式，提高其在法律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其次对征地权运行的程序做出严格的规制，征地程序是政府行使征地权所必须经过的步骤。在中国，土地征用程序应在限制征用主体和给予被征用者更多的申诉、抗辩渠道等方面发挥其对征地权的规制。再次是法律应该对征用土地的赔偿标准做出合理的界定，合理的赔偿是限制政府滥用征地权的有效途径。

（三）按市场经济规律进行征地补偿

首先，依据地租和地价规律的要求，完善合理的农村土地购买价格的形成机制，使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有权让渡价格的构成逐步合理化、科学化，以使农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得以充分而合理的实现。其次，在统一征地中逐步推行土地“片区综合价”。坚持市场化方向，将城市土地划分成若干个区片，每一区片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基准地价，在统一征地时，实行统一的补偿标准。最后，是征地补偿市场化。允许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同征地主体平等协商谈判，让农民在所征土地的增值收益中分享利益；对开发性项目用地，引入谈判机制，让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作为市场主体一方，逐步直接地参与市场交易。

（四）赋予农民应有的权利，建立公开、公正的征地程序

在农地征收的过程中应当允许公民参与进来，保证失地农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实现征地过程公开、公平、公正。政府要保证相关信息及时公开、履行告知义务，广泛听取农民的意见，并应当举行听证，以保障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完善征地听证程序，一是征地目的听证程序，二是征地补偿标准听证程序，三是征地司法救济听证程序。同时，还要建立健全征地监督机制，加强对征地费使用情况的监督，跟踪检查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实施情况，确保征地补偿安置措施真实、合法。建立健全征地纠纷协调和裁决制度，保证征地工作公平、公正、公开和高效。

（五）着眼长远生计，将安置被征地农民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一是逐步建立起完善的、多层次的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互助以及完善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逐步弱化土地的福利和社会保险功能，为土地转出者解决后顾之忧。二是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专项基金。采取“政府出一块、集体补一块、个人缴一块”的办法筹集。地方政府要再从土地出让金中拿出一定比例作为专项基金，被征地的集体经济组织也应从本集体的积累资金或土地补偿费用中抽调一定的资金注入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让失地农民也能从土地的增值和城市的发展中得到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