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权力的另一面

限制自己的权力，反而可以增加自己在博弈中的影响力，这可能是很多决策者没有意识到的

明嘉靖时，严嵩的儿子严世藩是个臭名昭著的大奸臣，后来失去嘉靖皇帝的宠信而被免职，并被投入狱中。御史邹应龙和林润等人历数其罪状，把严氏父子陷害杨继盛、沈炼二位忠臣的事情大肆渲染。他们把奏折给首辅徐阶看，徐阶看过奏折后问众人：“诸位，你们是想救严公子呢，还是想杀他？”

众人愕然，齐声回答：“当然是要杀他！”

徐阶一笑：“可若依照你们所上诉状，必定会让他活得更自在。杨继盛、沈炼受诬被杀，天下痛心。但是，这两人被逮都是出自当今皇上的旨意。你们在案中牵涉此事，正触到了皇上的忌讳。如果奏疏上达，皇上看了，必定认为我们是借严氏父子这件案子影射他圣裁不公。皇上震怒之下，肯定要翻案。到时候，严公子不仅无罪，还会款款轻骑出都门，日后说不定又能重新得以大用！”

众人一听，惊立当堂，良久才说：“看来要重新拟状了。”

徐阶从袖中掏出自己早已写好的状疏，说：“立即按此抄一遍上奏即可。如果你们回去反复集议，消息泄露，朝中严党必有所备，那样，大事就不好办了。”

此时，在狱中的严世藩早已打探到大臣们奏折的内容，但不知道奏折已经被徐阶改掉了。他对亲信扬言：“你们不必担忧，过不了几天我就会出去。”过了几天，御批的奏折下来，所列罪状中无一字提及他陷害忠良，而是指控他与倭寇头子汪直阴通，准备勾结日本岛寇，同时引诱北边蒙古人侵边，意在倾覆大明王朝。

听说奏折内容有此变化，曾经放言“任他燎原火，自有倒海水”的严世藩顿时大惊失色，连呼“完了，完了”。

因为嘉靖年间正是倭寇祸害东南最为严重的时期，汪直之流与倭寇等内外勾结，使福建、浙江沿海地区生灵涂炭，剿灭倭寇是皇帝的头等大事。而严氏党羽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倭寇暗中勾通，自然是绝对不会为皇帝所容忍的。嘉靖四十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严世藩以“交通倭虏，潜谋叛逆”的罪名被处斩。曾经权倾朝野的奸相严嵩也被免职，不久即在困顿孤独中死去。

严世藩恶贯满盈，但说他私通倭寇和蒙古人，却是一点也不靠谱。连徐阶的门生张居正都不以为然：严世藩该杀，但罪名不应该是反贼，而是奸党。后人评价这件事，也批评徐阶使用严嵩常用的栽赃陷害的办法来除掉严世藩，是用恶的手段来实现善的目标，是对善的玷污。

但是公允地说起来，很多善只能用效果来验证，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原则。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徐阶和历史上所有的实用主义者一样，都是不应被苛责的。而且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徐阶的策略可以说是深刻地把握住了与嘉靖皇帝过招的关键所在。 能用真实的罪名让严世藩伏法，是徐阶等大臣所喜欢的，但却是嘉靖皇帝不喜欢的。而杀掉“私通倭寇”的严世藩，则是嘉靖皇帝喜欢的，但同时会让徐阶等人背负上道德的压力。这里，皇帝和徐阶在一点上是一致的，那就是都希望除掉严世藩。

我们已经知道，单独上奏严世藩陷害忠良肯定是行不通的，那么换一种方式，把陷害忠良和私通倭寇一起罗列到奏折中，效果又会如何呢？嘉靖皇帝会不会驳回第一条罪名，而以第二条罪名处决严世藩呢？

很遗憾，正如徐阶所意识到的，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嘉靖皇帝毕竟不是现代社会中的国家元首，有逐项否决的空间。对他来说，只有全盘通过和全盘否决奏折的选择。但其实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使得嘉靖皇帝在这场博弈中能够占得优势。因为皇帝的决策空间有限，因此徐阶等就只能妥协，选择一个能够让嘉靖皇帝接受的上奏策略。

在美国博弈论学者阿维纳什·迪克西特等所著《妙趣横生博弈论》一书中，曾经以美国总统的否决权为例，说明如何从博弈的角度来看待逐项否决权。

美国宪法规定，法案经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后应送交总统，总统应于10天内（星期日不计在内）就法案作出决定：签署法案使其生效，或者将其退回国会复议。如该法案经国会两院以2/3的多数通过，即行生效。但是因为总统一般会得到国会1/3以上的支持，因此退回也就意味着否决。除了以退回的方式否决，总统还有一种所谓的“口袋否决权”，又称搁置否决权。也就是说，如果国会在总统作出决定的规定期限届满之前休会，总统就可以把法案搁置不理，装进自己的口袋，使法案自行无效。

尽管有如上两种否决权，但是美国总统最想要的还是逐项否决权。美国国会曾在1996年立法赋予总统此项权力，但此法案在1998年的克林顿诉纽约市案中被美国最高法院认定为违宪。2006年，乔治·W·布什总统再次提出总统应该拥有此项权力，但因为有1998年的判例，布什的愿望没有实现。

逐项否决权对总统来说真的如此美妙吗？迪克西特的观点认为：总统没有这个权力可能会更好。原因在于，逐项否决权的存在会影响到国会通过法案时的策略。

他举了一个例子，假设1987年有两个支出项目正在考虑中：城市重建（U）和反弹道导弹系统（M）。国会喜欢前者，而总统喜欢后者。但相对于维持现状来说，双方更喜欢让两个法案都通过。

当总统没有逐项否决权时，他会签署同时包括U和M的法案，或者只包括M的法案，而否决只包括U的法案。国会清楚这一点，所以会通过两个项目都包括的法案。国会通过倒后推理，其实际行动将深受其作出选择后总统将如何行动的预见的影响。双方的妥协使U+M方案得到通过。

但假设总统有逐项否决权，国会预见到如果自己让两个法案都通过，则总统就会选择否决项目U，而只留下项目M。因此，国会的最佳行动是，要么只通过项目U，要么哪个项目也不通过。这两种选择的最后结果并无差异，那就是U和M都无法通过。对总统而言，他得到的结果也会因其拥有的额外选择空间而变得更糟。

无论是嘉靖皇帝还是美国总统，都是时刻处于对手的分析算计之下的。在他们单独决策时，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可能没有坏处，但是在博弈中，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却有可能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美妙，这是因为一方的选择空间会影响到对手的行动。

要增强自己的影响力，有时并不是通过增加自己的否决权来达到的。限制自己的权力，反而可以增加自己在博弈中的影响力，这可能是很多决策者没有意识到的。这一点也许算是对“欲取先予”和“欲擒故纵”等传统智慧的理性发挥吧。

（摘自《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