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的抉择: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

摘要：2007年至今，资本主义国家陆续上演的两场危机让全球经济陷入低谷的同时，也引发了对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主流指导思想的争论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讲，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失败，而欧洲债务危机则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失效。而对目前由凯恩斯主义思想主导的危机救助方案进行评述，得出结论：后危机时代，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无法使经济政策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都无法对危机免疫。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金融管制；美国金融危机；欧债危机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3）06-0021-05

一、引言

2007年伊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连续发生了两场声势浩大的危机，一场是由美国次级房贷危机（以下简称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另一场是发生在欧洲的欧洲债务危机（以下简称欧债危机）。席卷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为一场肆掠全球的金融危机，标志着美国自前总统里根上台以来奉行的新自由主义失败；而受金融危机影响引发的欧债危机，则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在欧元区的穷途末路。美国和欧元区都是当今世界上影响力较大的经济体，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不仅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也颠覆了主流意识形态及其主导下的经济政策。目前的焦点在于后危机时代①美国和欧元区，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复苏，应该以哪一种思想作为指导（吴易风，2010）。本文旨在厘清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的区别和联系，试图从后危机时代如何对危机进行防范和治理，以及如何促进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分析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作为主流思想更有说服力。

二、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产生的背景、内容以及交锋

（一）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给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造成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它全面否定了萨伊定律，从而颠覆了西方经济学长期坚持的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基础。“无形的手”无法合理地解释以及有效地应对危机，于是主张以扩大政府支出创造需求和通过政府干预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1936）在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指出政府应该采取积极措施干预经济，而后罗斯福新政的有效性凸显了凯恩斯主义的时代合理性，进而使之上升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思想，二战后带领资本主义国家走出“大萧条”、进入到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主导资本主义世界的宏观经济运行长达40年。2O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两次石油危机爆发引发的供给冲击，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的困境，凯恩斯主义对此一筹莫展。于是，1981年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出台终结了凯恩斯主义的统治时代（陈宝森，1988）。

（二）新自由主义的替代与繁盛

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再次出现经济衰退，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失效，自由主义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但这时的自由主义已经不是原来的古典自由主义，而是修正的古典自由主义，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王宏伟，2003）。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作为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分别于1974年和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进一步推动了新自由主义的风靡。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开始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以摆脱财政状况恶化的窘境，新自由主义由此上升至主流地位（弗里德曼，1982；勒帕日，1985；哈耶克，1989）。1990年“华盛顿共识”的达成标志着新自由主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直至今日，主宰资本主义国家三十余年的新自由主义仍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正统地位。

（三）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和融合

新凯恩斯主义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是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交锋过程中出现的产物，也是凯恩斯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自我发展，标志着凯恩斯主义一定程度上的复兴。它一方面批判地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的精华，另一方面在承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固有缺陷需要政府调节的同时，也吸收了新自由主义的部分成果，在分析方法和理论观点上作了改进。20世纪90年代之后，新凯恩斯主义也成为主流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际上，新自由主义占据主流的近三十年里，新凯恩斯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分得了一杯羹，新自由主义并非一统天下（Harvey，2005）。美国前总统里根根据供给学派的理论思想实施政策方针，但是其错配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最终使美国经济陷入了危机。因此里根之后的几任总统，包括布什、克林顿、小布什，虽然步调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但是也奉行着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主义。在这一时期凯恩斯主义继续坚持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坚持只有通过政府干预才能加快经济的恢复均衡，但与此同时吸收了理性预期学派和货币主义的观点，使凯恩斯主义逐渐演变为新凯恩斯主义。2008年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接手次贷危机的烂摊子，运用凯恩斯主义来应对危机；后来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蔓延、欧债危机的引爆、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越来越捉襟见肘，面临债务危机的风险，奥巴马逐渐调整战略，为了减少赤字，开始奉行较为紧缩的财政政策。

综上所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特定时期为解决特定问题而应运产生和获得发展，他们此消彼长，轮流坐庄。纵观20世纪初到21世纪初这两大思潮在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美国，他国基本以其马首是瞻）的几次交锋，不难看出主张政府权力扩张的凯恩斯主义是政府的宠儿；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经济自由让国家走出滞涨更有效，是市场的宠儿；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民主超载”的因素，凯恩斯主义所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更为可能被用于应对危机，但赤字的增加会带来债务的风险；新凯恩斯主义实际上表现为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一定程度上的融合，近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施政思想基本都是在国家干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就最后一点来讲，这个平衡点位置的选择将当今资本主义世界划分为两种模式：即美式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和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莱茵模式）（丁纯，2007）。前者的代表是美国，主要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崇尚极端自由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大市场小政府；而后者形成于莱茵河流域的欧洲大陆国家，主要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重视福利、强调政府积极干预。

三、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与美国金融危机

（一）克林顿政府埋下危机的祸根

美国次贷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克林顿政府。奉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克林顿政府在两方面为后来的危机埋下了伏笔：一是在1994年，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签署了一项法令，鼓励银行向穷人提供抵押贷款；二是在1999年，撤销了对商业银行业务和投资银行业务做出严格区分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Wallison，2009）。前者导致了房地产业的虚假繁荣，银行开始累积呆账坏账；后者则使金融业扩张的幅度明显加大，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发展，并且由于金融监管的缺失，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加入到金融衍生品的集体盛宴中，使隐患一步步扩大。

（二）金融业的疯狂扩张和金融管制的放松

二战后，美国的制造业优势逐步丧失，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而大量逆差导致的黄金外流削弱了美国自身的经济基础，于是政府发掘出了服务贸易来缓解经济的失衡，后来金融服务业逐渐成为了美国的支柱产业。但是美国通过国际金融业获得的顺差并不足以弥补其庞大的商品贸易逆差，因此美国最大限度利用了其具有优势的金融业，打开并攻占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从而达到了维持其世界经济地位的目的（江涌、黄莺，2009）。事实上，如果美国金融业的扩张能够配以较为谨慎的监管，此轮金融危机即使发生，其破坏性和传染性也不至于那么强。但是美国为了更大程度地扩张金融业，贪欲无限升级，于是人为放松了金融监管；同时，不断松绑的金融监管扫清了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华尔街的想象力被无限激发，仅考虑单个产品风险的各种金融衍生工具被制造出来，构成了金融产业内错综复杂、环环相扣的链条。与此同时，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却在悄然累积，链条上任意一处的断裂都可能导致整个市场的万劫不复。再加上源源不断的国际资本流入美国，为金融市场的兴旺加油添火，于是美国在通过其发达的金融业把控其他国家资金命脉、维持其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的同时，也为日后这些金融产品在危机一旦爆发时就必然会作为传导工具迅速将危机复制到世界各地埋下了隐患。

由此看来，在美国金融业发展的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思想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内，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金融行业的诸多监管被削弱甚至被取消；对外，美国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号要求其他国家进行“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的改革，而这一切都是为美国国际金融业的无限扩张服务。新自由主义思想在美国占据主流的30余年中，受益最大的是美国金融业，同时，随着美国金融霸权的建立，新自由主义思想也成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普世价值观（吴易风，2005）。可以说，新自由主义和美国金融业互相促进，共同为美国的经济利益及地位服务。但是这种疯狂的扩充带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当房地产泡沫破裂，多重的委托关系链条断裂产生骨牌效应，危机便爆发了。

四、以凯恩斯主义为主导的“莱茵模式”与欧洲债务危机

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就业理论、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理论、经济危机理论以及政府干预理论。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会导致非充分就业，甚至会引发经济危机，因此必须扩大政府职能、加大国家干预、预防危机的发生。而有效需求不足由三个心理规律引发：资本边际效率递减、流动性偏好以及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克鲁格曼，2009），正是在这三个心理规律的共同作用下，一些国家陷入了一发不可收拾的财政赤字漩涡，资不抵债，最终爆发了危机。

（一） 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引发过度的财政赤字

凯恩斯主义认为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有限，承认市场失灵是常态，仅仅依靠市场不能保证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失业和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客观存在。而要避免危机，就必须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在引发有效需求不足的三个心理规律中，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规律是造成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干预经济的主要理论依据。另外，在有效需求中，消费需求相对投资需求更加稳定，所以刺激后者对提高有效需求效果更好。因此，自凯恩斯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二战后，公共债务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一项传统工具，赤字财政演变为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发展模式。尤其各国在面临危机风险时，政府通过扩张的财政政策增加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已成为惯例。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欧元区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打击，各国外需型的支柱产业和金融业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政府为了救市增加了财政预算，注资到私人部门，特别是在金融业方面，政府的“杠杆化”导致公共开支水平急剧攀升（戴金平等，2012）。金融危机使欧元区各国以赤字财政和公共债务来应对危机的方式达到极致，各国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公债规模持续扩大，受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的影响，救助的速度始终赶不上危机蔓延的速度，资不抵债的状况最终出现，希腊最先宣布政府破产，随之危机迅速蔓延到其他几个经济较为薄弱的国家。

（二）流动性陷阱导致货币政策的失效

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假说指出，利率下降到一定的水平之后，由于对利率上升和债券价格下降的强烈预期，货币需求弹性无限大，即货币政策失效。欧央行（ECB）曾经将基准利率从金融危机之前的4.25%一路下调为最低点的0.75%，这是二战以来欧元区国家的最低利率水平，但是受流动性陷阱的影响，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改变市场利率。低利率水平虽然为银行业注入了流动性，但是各银行仍然将多余的流动性通过存款便利保留在央行，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不畅，无法作用于实体经济。

除此之外，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各国分散的财政政策，致使危机国家失去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因而货币政策的辅助作用是缺失的，这就引发了两个后果：一是一旦政府资不抵债，就必然出现债务危机，因为区内各国不能像其他国家一样通过发行货币来偿还债务；二是各国政府在干预经济的过程中，容易出现“道德风险”，有无限制扩大财政赤字的倾向。因此，普通国家货币政策的功能放至欧元区危机国家来说，实际上仍然是由不断膨胀的赤字财政来完成。

（三）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造就刚性的福利制度

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认为，随着收入的增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如果消费的增加跟不上收入的增加，就会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因此政府应当承担公共事业投资和社会福利责任，以及设置社会保险和救济，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升消费倾向，从而扩大有效消费需求，进而增加全社会的就业水平。这就是凯恩斯关于建立“福利国家”的基本思想，这在战后西方福利国家②的各项福利政策中均得到体现，可见凯恩斯以政府干预为基本理念，为二战后欧洲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战后欧洲各国分别建立起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福利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与经济发展水平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完备的福利体系必须以经济的稳定增长为基础。20世纪70年代之前，欧洲经济增速稳定，福利制度在各国逐渐固定下来，完善的福利制度也免除了人们的后顾之忧，扩大了消费需求，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动力。但后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陷入了滞涨，各国财政收入下降，高福利政策反过来又拖累了经济发展。欧元区成立之后，各国福利开支占GDP的平均比重一直保持在27%以上。2008年金融危机给欧洲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使本身经济增长乏力的欧元区雪上加霜，各国财政收入锐减，高福利政策的包袱越来越重，因此各国不得不加快举债度日的步伐，于是防线在欧元区最薄弱的环节（希腊）被突破，欧债危机爆发。

可见，欧洲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欧债危机并且成为了对危机救助的障碍，其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其一，从制度本身来看，福利制度具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并且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其二，从制度的效果来看，越来越膨胀的福利制度必然导致社会“搭便车”者增加，最终使整个国家越来越丧失“生产性”，演变为“公地悲剧”，从而经济被福利制度拉垮。

五、凯恩斯主义引领下的后危机时代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加速了美国次贷危机以及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以凯恩斯主义为主导的莱茵模式则导致了欧债危机的爆发。目前看来，美国和欧洲不约而同地放弃了新自由主义。对美国来说，新自由主义将造成危机的反复；而对欧洲而言，新自由主义则必然加剧区内银行业之间的传染效应。因此，尽管这两次危机爆发的渊源不同，我们都不难在政府经济刺激的种种方案背后窥见凯恩斯主义的身影。

（一）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

依照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应对危机应该使用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美国在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政府已经消耗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于托市、救市。截至2012年9月30日，2012财年美国的公共债务总额占GDP比重约为102.8%，其财政赤字占GDP比重为7%，这两个数字均高于同期欧元区的数据③，这足以说明美国同样也面临着债务的风险。更为严重的是，尽管奥巴马政府目前已经解决8 000亿美元的财政悬崖，但是美国未来经济仍然将低于其潜在增产率，失业率也将高于正常水平，因此美国政府债务继续膨胀的可能性非常大。假如美国再继续通过赤字财政来治理危机，国际评级机构对其债务评级可能会不断下降④，引发“羊群效应”，很难保证其不会爆发债务危机。基于以上原因，美国目前刺激经济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货币政策来实现。

量化宽松政策（QE）在危机肆虐时向经济体注入大量流动性，能够避免金融体系的崩溃，短期内确实可以刺激经济走出通缩（Dupuy和Lacueille，2013）。一方面，低利率有利于企业将成本维持在低位的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消费；另一方面，充足的资金还可以使银行业无需担忧流动性问题，主动化解不良贷款，进而推动金融业乃至其他产业的结构重组。但是，美联储实行QE有两大难以避免的难题：即量化宽松的力度如何把握以及何时退出。力度太小或退出太早，流动性注入不够，会导致政策效果不好；力度太大或退出不及时，注入流动性过多，又可能引发反作用。当经济逐渐恢复之后，先前注入的流动性会在货币乘数增加的情况下大量积聚，这些过剩的流动性将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因此，从长期来看，量化宽松政策的弊端可能会更加明显。美国前三轮QE已经给经济体注入了大量的流动性，但是美国经济的复苏却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于是QE4又在一片争议中开始实施。可以预见的是，量化宽松的政策效力可能将越来越弱。更为糟糕的是，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独一无二的地位，QE的实施还会产生国际“溢出”效应，美元本币贬值，外币对美元升值，导致两大后果：一是导致美国的贸易伙伴国贸易受损以及其债权国利益受损；二是他国为避免贸易受损，竞相仿效美国量化宽松，则美国QE的实施将最终为全球通货膨胀埋下恶果。

可见，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只是一种饮鸩止渴、以邻为壑的办法，最坏的结果可能是非但不能解决当前问题，还可能捅出更大的篓子，这无异于慢性自杀，并且全球经济都得陪葬。量化宽松政策可能是凯恩斯主义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其失败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黔驴技穷。

（二）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

欧债危机救助至今，情势暂时得到了控制，这得益于欧盟（EU）、欧央行（EC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各国政府的不懈努力，短期内再次失控的几率较小。纵观危机的救助过程，凸显了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从财政政策上看，欧债危机本质上是政府财政赤字过大，导致资不抵债的危机，因此救治危机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各国采取财政紧缩计划，通过增加税收和减少政府支出来削减赤字。从货币政策来看，ECB主要推出了非常规货币政策（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债券购买计划SMP、以及直接货币交易OMT）以强化信贷支持，其中 LTRO的作用是最大的，两次三年期的LTRO已经为欧元区提供了上万亿欧元的流动性。

QE和LTRO都类似于我国中央银行的逆回购操作，并且都是通过扩张央行资产的方式化解流动性风险（戴金平等，2012）。两者的区别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两者的期限不同，QE是永久性的逆回购，而LTRO则是三年期的逆回购。其二，两者的效果存在较大差异，LTRO的效果远不如QE。如前文所指，欧元区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缺乏统一的财政同盟来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所以LTRO本质上只是一个为危机赢得了三年缓冲时间的工具，对国家的偿付能力的影响有限。另外，LTRO确实能够缓解欧元区银行短期流动性短缺，但与美国银行在流动性解决后能够承担风险和再杠杆不同，欧元区银行必须经历去杠杆和补充资本金的过程（Pisani-Ferry和Wolff，2012）。

LTRO的实施有效缓解了银行流动性短缺，降低了引发大规模金融危机的尾部风险，更多的意义则是为欧元区的结构性改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但是，据ECB资产负债表数据显示，LTRO推出后，超额储备和存款工具大量堆积，这说明LTRO尽管作为信贷支持计划推出，但银行得到流动性之后，仍然不愿承担风险放贷给实体经济，反而将流动性重新存回央行，因此LTRO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大打折扣。

综上所述，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经济刺激方案，不论是美国的QE还是欧元区的LTRO，从长期来看，作用可能都不容乐观。经济的危机，实质上也是经济理论的危机。要走出危机，归根结底尚须重振经济，而在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失效的今天，亟待新的理论框架出台，创新防范、应对和治理危机的政策，在当前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的形势下挽救美国、欧元区乃至世界于水火之中。

注释：

①这里的危机既指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指欧债危机。

②实际上，美国也一定程度上受到凯恩斯福利思想的影响，但远不如瑞典、英国等西方国家受影响的程度深。与欧洲各国建立起了重公平、高保障的的福利型社会保障体制相比，美国仅仅建立了有限保障的保障型社会福利体系，属于保险型的社会保障体制，因此严格讲并不属于“福利国家”的行列。

③欧元区目前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大约为87.2%，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大约是4.1%。

④2011年8月，标普将美国信用评级由3A降至AA+。目前，惠誉和穆迪虽仍然将评级维持3A，但展望为负面。

参考文献：

[1]吴易风.当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西方经济思潮的新动向[J].经济学动态，2010，（4）：34-47.

[2]保罗·戴维森.凯恩斯方案：通向全球经济复苏与繁荣之路[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3]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M].北京：世界经济出版社，1988.

[4]王宏伟.关于新自由主义的三篇短论[J].理论经济学，2003，（2）：10-12.

[5]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6]亨利·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7]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8]Harvey D.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9]丁纯.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的比较——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法和英、美经济表现和成因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4）：41-48.

[10]江涌，黄莺.负隅顽抗的新自由主义[J].国有资产管理，2009，（11）：11-17.

[11]吴易风.经济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思潮[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12]保罗·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

[13]戴金平，张素芹，邓郁凡.债务危机：国家信用神话的破产[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14]陶永谊.主流经济学理论的九大缺陷[J].经济学动态，2012，（12）：56-61.

[15]Wallison，P.J.The True Origins of Financial Crisis[R].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 Working，2009：23894.

[16]Dupuy，M.& S.Lacueille. The Effects of US and UK Quantitative Easing Policies on Exchange Rates：A Time Series Analysis[J]. International Research Journal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2013，（103）：61-74.

[17]Fawley，B.W.Four Stories of Quantitative Easing[J].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Louis Review，2013，（1）：51-88.

[18]Smith，T.Beyond the“Keynes Solution”[J]. Rethinking Marxism：A Journal of Economics，Culture，and Society，2013，（1）：70-86.

[19]Fuchita，Y.Tightening Financial Regulation While Loosening Monetary Policy：A Risky Policy Mix[J]. Nomura Institute of Capital Markets，2012，（1）：1-14.

[20]Pisani-Ferry，J.& G.Wolff“Is LTRO QE in Disguise？”，，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