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群体上访事件交流

20年以来，群体上访事件急剧增多，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从社会学角度看，群体上访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成员集体焦虑引发的社会冲突现象。由于社会中的不确定因素而使民众产生了压抑、烦躁、不满、非理性冲动等紧张心理。当这一紧张心理聚集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形成社会张力（socialtension），最终以群体上访等社会冲突方式释放出来。也有学者称此为“社会紧张”或“社会挫折感”。

社会成员集体焦虑的形成一般要经历两个阶段，一是部分焦虑阶段；二是普遍焦虑阶段。区分两个阶段的唯一标准要看是否形成了社会张力，即个人或集团之间几乎不能控制的敌意或紧张局势。部分焦虑在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因为社会总是变动不居的，总有一部分人会落伍于时代的步伐，因而会感觉到紧张。部分焦虑有增加社会活力，淘汰后进者的正功能。普遍焦虑的状态通常发生在社会环境急剧变化时，大量人群承受焦虑的精神压力，形成社会张力，从而对社会稳定造成影响。为什么普遍焦虑情绪的存在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呢？美国社会学家默顿提出了一种“紧张理论”。他假定社会上所有经济阶层的人都持有基本相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目标，但是取得这种目标的能力对每个人来说并不都一样，而是因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中高阶层，取得成功标志的受教育程度、体面而高薪的职业、物质财富等是较为容易的；然而对于下层阶层来说，由于不利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几乎所有通向成功的正常道路都被堵死了，因此他们感到紧张，即社会焦虑。如果没有合法的途径使他们获得成功，这些人常常会通过越轨的方法（典型的是群体上访）去寻求实现他们的目标，进而破坏社会稳定。

一般而言，在我国，普遍焦虑的情绪较易发生在失业者、复员退伍军人、进城农民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中。他们由于经济上贫困，发展机会匮乏，主观承受能力较弱，因而比较容易感染焦虑情绪。但现在的情形是在社会的中间群体和精英群体中，焦虑的情绪也普遍存在，并正成为值得密切关注的社会问题。大学生担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退役军官、青年公务员担心买房子、结婚、孩子上学、老人生病等一系列问题；工人担心下岗；离退休人员担心养老金不能兑现等。就“社会精英”而言，由于社会竞争激烈，他们也在忧虑着如何维持现有的精英地位。政治精英忧虑如何晋升；经济精英忧虑如何获利；知识精英忧虑学术压力。总之，社会各个阶层都在承受着程度不同的精神压力。

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是社会忧虑迅速蔓延的重要原因。我国的现代化将经历三个阶段：侵蚀、转型和重建。目前步入了转型后期，即市场经济体制全面确立的时期。强烈、高速的社会转型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大规模变动，社会群体利益的大幅度调整，不断的分化组合触动了生活于其中的每一个成员。新事物、新观念、新的行为方式和新的规则大量出现，而人们对于这些事物的认同与适应需要经历一个时期（吴忠民，2002，《重视社会焦虑》，《南方周末》1月31日第16版）。社会发展与公众认同心理发展间的不同步性必将造成心理失衡，导致“手足无措”、“无所适从”的局面在人群中大量出现，进而引发普遍的社会焦虑。

社会转型中不确定的因素过多是普遍的社会焦虑生成的又一原因。我国的社会改革目前虽然有明确的目标模式和整体战略，但在具体措施上尚缺乏深思熟虑，提出了要“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这种社会发展的“试错法”导致了民众对切身的改革取向缺乏清晰的认识，无法确定下一步的改革措施会对个人造成何种影响。

市场经济本身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是普遍的社会焦虑生成的第三个原因。这个原因不是中国独有的，“置身于市场经济中的民众无人能预测社会制度中的各种动力，以及伴随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总是惶惶不可终日”（卡尔·曼海姆，1990，《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此外，导致社会焦虑的因素还有犯罪率的上升和民众职业心态的变化。社会治安恶化使人们的基本安全需要也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职业心态。比如，随时可能下岗的压力带来的精神压力倍增，对个体未来的职业发展难以把握，竞争无处不在等。虽然这种种压力可能是发达国家的民众已经习以为常的，但我国的民众毕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稳定惯了，对比产生的“相对剥夺感”强烈袭击着置身其中的每一个人，普遍的社会焦虑引发上访也就不难理解了。

当前，群体的社会焦虑表现出以下特点：一，指向的明确性。处于焦虑状态的民众担忧的事情总是一定的。对个体而言，他担忧的事情才有意义。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种模糊的情绪，而是针对一定的事情发生的，是清晰可辩的。虽然各个阶层的个体可能有不同内容的担忧，但是某一特定阶层（指相似的教育程度、年龄段、职业等个体属性）内部，个体间的焦虑有相似的趋向。二，指向的差别性。虽然民众的焦虑指向明确，层内指向的差异较小，但层间的差异非常大。公务员、转业军官和下岗职工的社会焦虑的指向一般而言是迥异的。三，指向的交织性。各种引起忧虑的事物往往交织在一起，接踵而至。例如，刚退役的士兵可能既担忧个人的工作，又忧虑结婚与购房问题，还要考虑是不是想办法留在城市安置。总之，各种令人焦虑的东西好像在赴一个共同的约定似的。四，焦虑的解决指向是寻求外部的正式庇护。大部分民众在寻求解决方案时，不是依靠个人自身的努力，而是寄希望于外部的援助。“组织”、“政府”是两种普遍的民众外部诉求的力量。如服过兵役的国企职工下岗后，往往不是想着和企业其他职工一样，在政府的再就业政策扶持下通过自身努力实现再就业，而是上访到各级政府，要求政府重新予以指令性安置。这大概与我国的公共领域发展不充分、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力量过于强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一些本来应该由政府履行的职能却没有履行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薄弱有关。五，问题的隐蔽性。由于社会焦虑主要是民众内心的不安定感，是未付诸行动的心理感受，因此容易受到社会的忽视。虽然它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了，但尚未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往往当某类社会成员的集体焦虑以群体上访等社会冲突形式爆发出来时，才想起亡羊补牢。如当前复员退伍军人群体上访问题，从总体上看大多数属于经济利益方面的问题，其中不少涉及到“还历史旧账”。

普遍的社会焦虑情绪除了给社会稳定带来影响外，还会造成下列的负效应：首先，它可能降低社会凝聚力和民族凝聚力。在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的特殊状态下，凝聚力对于保持这种状态的平稳发展至关重要。这尤其需要获得民众广泛的参与和支持，然而社会焦虑情绪的大量存在造成了离心力的增强和内聚力的下降，特别是在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情况下。专家普遍认为，反映收入分配差距的指数――基尼系数我国已超过0.45，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水平，有些困难群体的生活十分艰难，从而使一些人心理严重失衡。可以想像，社会改革在失去广泛支持的情况下会出现混乱。其次，它可能对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造成冲击。如果社会焦虑处理不当，会爆发对现存政治系统合法性的冲击。尽管目前我国现存的政治系统仍然有着有效性，即可以带来经济的增长。但一旦经济增长低迷，往往会引发大的动荡。当经济增长的面纱被吹去后，可能会带来合法性与有效性的双重危机，最终对社会的价值系统和评判机制造成损伤。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公正、平等、民主、进步等理念成为社会的价值系统和评判机制。但当现实一次又一次地违背了上述发展理念时，民众的不满就会积聚起来，从而对公正、平等、民主、进步等理念丧失信心。特别是极少数干部腐败问题严重，官商结合，甚至执法犯法，严重侵害群众利益，加剧了部分群众的不满情绪，有的到了非常尖锐的程度，工作中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大的事端。

如何缓解社会紧张，消除社会焦虑，维护社会和谐？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安全阀。安全阀的功能就在于以制度渠道减弱社会焦虑的程度，以促进社会稳定。安全阀机制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保障机制。加快建立完善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障制度，扩大覆盖率。（2）第三方调停机制。没有第三方参与调停的冲突，双方容易采取极端态度与行动。第三方的调停有利于降低不合理性，排除非理性，试探解决方法，体面退让等。政企分开可以使政府避免或减少成为冲突对象的可能性。（3）冲突处置规范化机制。即通过法律等手段，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容忍冲突的发生，并建立起处置冲突的规则，减少其造成的损失。依法行政，并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履行职责、行使权力，可以为化解、疏导、处理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提供规范的、稳定的、有力的依据和手段。特别是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运用法律手段，坚持依法办事，既有利于缓解矛盾、维护稳定的大局，又可以避免政府与群众的对立，对于极少数蓄意破坏社会稳定且触犯法律的人，可以依法予以打击和制裁。（4）分配调节机制。经济发展的同时，还需要改善分配，保证大多数人受益。（5）情绪宣泄机制。如体育活动，甚至可以允许小规模的游行、集会以释放焦虑情绪。

二、中间层。中产阶级阶层被认为是社会的缓冲带，是最稳定的社会力量，他们遵守行为规范与交易原则，创建并引导社会潮流，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由于他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均处于中间状态，他们一旦获得合法性地位，便有可能发挥该阶层的“中间价值”――预留社会政策调整空间，以缓解上、下两层的紧张冲突。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培育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阶层，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促进合理的阶层结构的形成。

三、代言人。我国已形成具有不同利益的群体，虽然界限还不够明确，但他们已有各自不同的利益需要，这种利益不仅指经济利益，还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情感的、政治的利益。针对利益群体的分化，建议建立体制内、制度化的“代言人”制度，让真正代表各个利益群体的人在国家各项政策的制定上有话语权，尤其是要保证社会贫困群体的声音。各群体的代言人的发言权要受到法律和制度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