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放民间社会

一个社会就像洪水一样，无论如何一定会流到一个平衡的地方。你越管它，形成的落差越大，就越危险。对待社会的态度，应该就是不管它，让它慢慢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1895年之后，中国走向维新之路，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是民间社团风起云涌，一年之内就出现了几千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认为，“最大限度释放民间社会”能给中国带来新的活力，据他研究历史发现，在晚清新政时期，特别是预备立宪时期，民间团体的功能巨大，成为各地政府与民间的中介，在社会稳定和社会动员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回顾历史或许能给今天的改革带来借鉴。

“维新”释放民间

Q：我们注意到您有一个观点是说，决定中国改革前景的重要因素并非在于启智，而是要“最大限度释放民间社会”。您能从历史的角度为我们阐释一下吗？

A：我们总结“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为什么失败，不是抽象地归纳，而是要研究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出现了哪些改变？

其中最直接的一个改变就是自动“释放社会”。1895年之后，民间社团像春笋一样出现，一年之内涌现出来的社团组织大概有几千个。马关条约还没有签订的时候，北京就开始出现“强学会”，它带有明显的政治性色彩，但是紧接着出现的就不是政治性的组织了，而是类似“湘学会”、“闽学会”这种以地域名字命名的新社会组织，接下来是更细分化的“化学学会”、“物理学会”等等。

Q：为什么单单在1895年之后，社会上出现了这么多民间社团？

A：因为甲午战争打了败仗，当时全国的大势所趋是要“维新”。维新时期发展的事情都是洋务时期所缺少的，所谓“洋务失败，维新转轨”，中国有知耻而后勇的传统。

甲午战争后，中国人痛定思痛有几个反省，一是中日两国现代化几乎同时起步，日本比中国还要迟几年，为什么日本这样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能够打败中国？二是中国在此之前一再强调中体西用，强调中国不能像日本那样全盘西化，但日本的成功让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了沉痛反省，认为中国过去是太盲目乐观了，自信太过了。

通过反省，尤其是看到了日本过去三十年的经验，1895年之后中国的维新并没有想像中的那样困难―几乎没有争论，大家都觉得只要照着日本人的经验做就是了。日本人在那之前注重地方自治，中国人也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实验；日本人过去注意释放社会，有自治的团体，也有独立的媒体，所以中国人在这个时候也就允准人们自由结社探讨学问和政治，也允准民间办报传播知识、议论政治、批评政府。中国在释放了社会空间之后，很自然地向常态社会转型，资产阶级，也就是后来说的中产阶级也就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萌生了。

Q：但民间社会在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仍然是需要政府的引导？

A：政府当然得提供政策支持。从1896年开始，朝廷制定法律法令，让民间创办企业完全合法化。因为清政府没有禁止结社，所以出现了很多民间组织。

最初的时候，清政府还没有社团管理条例，但也没要求组织去登记。政府对于新组织的出现是乐观其成，最大限度地鼓励和支持。朝中大臣也都比较热衷于参与这些新组织的创办和活动，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自组织，才能真正实现创办人的理想，才能按照创办人的设想去进行。

比如那个时候在上海由中国知识分子创办的女学、慈善机构，都是先前所没有的，但政府尤其是政府中具有新思想的人，都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一切，没有朝野共识，仅仅凭借社会自身是很难运动起来的。

重建社会，移风易俗

Q：1895年之后民间组织的出现，对当时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

A：当然是形成了良性循环。当时各地的实验不一样，比如湖南的南学会，目标是办成地方议会制，监督政府。再比如，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都比较缺乏算术能力，类似算学会、地图公会、译书公会、医学会、蒙学会、女学会等这种推广科学精神的组织在1895年之后多得不得了。从晚清到民国，民间社会自由发展的空间非常大，县及其以下的政权，政府不介入，党派不介入，它靠什么？就是依靠各种民间组织把握社会的稳定，不需要你动不动就派警察和军队去。

到了民国，不论各派，其实都注意运用民间社会自身的力量去管理社会，重建社会，有意识地培植民间自治的能力，并且提供自治的机会。许多下乡帮助老百姓的知识分子也有这样的自觉认识，不是将一切事情都替老百姓代劳，而是帮助老百姓去学习自治，学习自己管理自己。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如果看看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等人的传记以及金陵农学院的乡村建设运动，就会很清楚地发现，他们的奋斗，让老百姓进步很快。西方意义上的信用合作、技术合作，在20世纪30年代的山东农村相当普遍，中国当时的社会面貌其实已经与传统农业社会渐行渐远了。

Q：甲午战争之后，在民间社会中兴起的各种力量中，哪股力量曾经发生过最大的影响？

A：最早期有影响的是康有为和梁启超成立的强学会，它是全国性的组织，在全国各地设有分会，但是它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强学会当然传播了新思想，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牟求了私利。比如康有为募了很多捐款，但是没有真正记录在案，有把柄被朝廷抓住，所以很快也就被解散了。

在晚清新政时期，特别是预备立宪时期，民间的团体比如各省普遍存在的公会功能巨大，成为了各地政府与民间社会的中介，在社会稳定和社会动员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到了民国时期，因为民国的法律允许自由结社，最有影响力的是工人团体。工会的功能就是如果工人遇到问题，工会组织作为谈判主体出现，代表工人出面去跟资本家交涉。同时，工会也可以起到抚慰工人的功能，缓和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

Q：其中的哪些人在历史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A：1895年3月份，孙中山就率先发起成立农学会，要拯救当时被西方工业冲击的农村。还有罗振玉，他于1896年在上海成立农学会，1897年又创办了《农学报》，这份报纸被称作当时农业的“百科全书”，内容涉及了中外农林牧副渔等多方面，罗振玉本人也在上面发表了近四十篇有关农业技术的专业性文章。所以，罗振玉被认为是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

再稍后，像盛宣怀、郑观应、汪康年、张謇、经元善，特别是传教士李提摩太、林乐知等，都对中国民间社会发育，对新团体的创建都做出不同的贡献，他们在女学、慈善、社会改造、移风易俗等方面都做了开创性的工作。

Q：但这些运动都是由知识分子引导的，并不是由农民或市民自发组织的？

A：1895年到1898年之间，社会刚刚释放，确实主要是依靠知识分子引导。但是1898年之后，出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间自发组织，就是“义和团”。我们过去把义和团妖魔化了，但如果仔细追究义和拳、大刀会、梅花拳等各个教门教派的情形，剔除其宗教的、神秘的内容，必须承认，他们成立这些组织其实只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本能。他们就是要用团体的力量拯救自己、保护自己，义和团成立的原因是一群人要一起维护自己非常小的权益，是非常可怜的一拨人。到了1898年的时候，山东的官府说与其让这些人在民间乱来，不如把他们收归政府，这就是义和团研究中说的“化拳为团”，让这些自然生成的团体官方化。

Q：也就是说，义和团其实是弱势群体成立的民间组织，被朝廷给利用了，所以这样一来，它就没有得到好的结果？

A：1895年之后，外国资本大幅度进入中国，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肯定侵害了农民也就是弱势群体的利益。

比如，修胶济铁路的时候，按照中德双方达成的谅解，德国人在山东修筑铁路、开采矿山，需要占用民田民房的，都会给予相应补偿甚至优待。但实际上，被占用的民田民房根本得不到补偿，或者得到的补偿非常少，这势必引起土地被占的大量农民的强烈不满。这同时也跟中国社会经济转型有关，外国资本投资中国的铁路，铁路很快成为了经济大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物流渠道，外国资本控制的沿海航运业也是一个新兴的价格低廉的物流管道，传统的物流运输即南北大运河日趋衰落，原先凭借运河谋生的船夫、挑夫、搬运工，甚至相关的餐饮、旅馆、色情场所、等都受到极大影响，大批人失业，四处流浪。就是这样的弱势群体慢慢形成了民间自组织。

当初在成立时，他们是想抱团取暖、习拳练武、兼习法术，目的是强身健体，在经济困难时期自我保护而已，原本并没有多少政治诉求。但是山东政府将他们纳入体制，交给地方官严加管理，目的是将义和团变成官方可以动员的一种力量和对外交涉中的一个筹码。他们没有想到后来义和团越闹越大，所谓请神容易送神难，这就是把民间组织官方化或者半官方化的危险之处。

Q：到了民国时期，社会一直都处于动荡的状态。民间组织对于维持社会稳定能起到什么作用，有具体的例子吗？

A：当时上海是中国的国际港，外国人很多，舞场生意都十分兴盛。据资料显示，1946年六七月间，上海警察局曾办理过一次登记，职业已达3300余人，年龄一般在16岁至24岁之间。1947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厉行节约消费办法纲要》，其中要求全国各地限期关闭所有舞厅。因为上海营业的舞厅最多，受到的影响也最大，这样就导致了非常多的一下子陷入了失业的境地。因为舞厅从业者们有自己的组织，比如舞厅业同业公会、舞厅业职业工会、职业音乐师协会与联谊会。于是他们召开自己的大会，向上海参议院请愿，政府同意采取分期查禁的方式：各个舞厅先行登记，然后逐步停止营业。

但1948年1月31日，上海市社会局原本宣布要在那天下午3点进行抽签，分两批实施禁舞，并保证所有大舞厅均不在首批禁舞之列，以免失业过多，造成社会问题。不料社会局言而无信，不仅突然提前抽签，而且在首批停业舞厅中一流大舞厅近半数。、舞厅工作人员原本在南京西路的新仙林舞厅集会，想对社会局的抽签施加压力，没想到马上传来社会局提前抽签的消息。有4000多名立刻组织起来去社会局里闹事，逼着政府改变了以前的政策。到了当年3月份，上海不禁舞了，所有舞厅照常营业。类似这种弱势群体维权的案例在民国时期有很多。

最重要的是，政府不要过多干涉

Q：您为什么会觉得现在非常需要“释放社会”？

A：我感到现在人与人之间很冷漠，关系很紧张，这个社会缺乏善意，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现在这种状况。理想的社会是爱在空气中弥漫。

Q：怎么样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

A：让一个社会觉醒，不光是精英阶层要觉醒，最重要的不是启发的智慧，最重要的是，政府不要过多干涉，一个社会就像洪水一样，无论如何一定会流到一个平衡的地方。你越管它，形成的落差越大，就越危险。对待社会的态度，应该就是不管它，它慢慢会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Q：其实如何树立民间群体内部的规则也很重要吧，比如现在业主维权，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业主之间互相不信任，或者大家都是等着别人出头。

A：这就是因为社会没有真正释放，没有让民众在实践中去锻炼。权力系统很容易瓦解维权组织，让维权者互相之间不信任。他们会各个击破，对单个人许诺好处，因为每个人都有人性的弱点。当年有的工会组织为了抵挡瓦解，是采取发毒誓的方式。

但是，首先是要允许你可以自发组织成团体，权力机构要允许公民自觉抉择，这对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社会如果都靠公家组织起来，这个社会非常脆弱。事实上，这也是不可能的。从乌坎村选举的故事，广东过去几年断断续续发生的维权故事里，我们都能看到，只要稍微释放一下社会，成熟的，甚至不比任何成熟社会弱的维权团体立马就能出现。这说明中国社会有能力像其他社会一样走向自治，一样可以利用民间的，或者说非政府的力量治理好这个社会。

Q：现在有很多民间组织是以公司的形式出现，这是否说明它们是绕了另外一条路在走。

A：这个社会不坦然。我认为要求民间组织挂靠在一个公家单位就是一种“懒汉政策”，我对你没把握，不敢正面面对你，但是我能找你的担保人。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公家单位并不愿意增加责任，比如社会科学院20年多来，一直负责108个社团，一个都不愿意增加。政府积极的管理是制定政策，比如登记的政策和管理的政策等等，要让一切希望成立自组织的人都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且很容易实现自己的理想。不要让民众养成绕道的习惯，什么在北京无法成立，跑到深圳可以成立，其实这就是一个懒政，是政府该作为时而不作为。

Q：怎么样才能引导民间社会理性和善意地发展呢？

A：我认为首先要从高层释放社会开始，我在很多场合都表达过这个意见，你把社会管得跟高压锅一样，完全没有排泄的可能性了，那最后可能就会爆炸。

管理社会不是管死，而是要管活。早几年，连李连杰的壹基金都必须挂靠在红十字会之下，不能注册成公募基金会，这就是体制有问题。怎么能够让人家绕开中央管理体制跑到深圳这个地方去登记（2006年起，深圳就已经开始对行业协会、商会实行由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的体制。2009年7月，民政部与深圳市政府签署“部市合作协议”，“探索建立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的制度”），你应该修改这个社团管理条例，允许它在中央登记，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

最近，我看到一条新闻，说“红十字会成立社会监督委员会，白岩松等17人任委员”，但我认为红会信誉的重建不是依靠这些技术末节，它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与各国一致，同党政脱钩，重回民间。党政有权利也有义务去给红会筹资、集资、拨款，但不能干预其事务，尤其是人事。中国的所有民间组织，一定要重新回到民间去。

Q：回头来看1895年到1911年之间，民间社团的兴起对清政权有多大的影响？

A：民间社团并没有冲击清政府，他们是帮助消除社会冲突，实现社会的稳固，清政府的不能叫，清政府叫作很有尊严的退出。而且社团组织在促进政府改革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没有这些民间组织，清政府不可能在慈禧死了之后还继续在改革的路上往前走这么远。

我们其实应该改变一个看法，不要将社会团体看作是与政府作对的一极。我们不否认有相当一部分人有自己的政治意图，有时时刻刻监督政府，甚至改造政府、政府的想法。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整个社会来说，这样的人是少数。更多的人想成立一个机构，可能就是想做点善事，做点公益。这样的事情，政府应该积极帮助，大力鼓励。假如这样的组织多了，社会才能真稳定，人心也不会这么浮躁、互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