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记者:新中国60年来,我国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更是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那么,能否简要地给我们概括一下这60年来我国社会巨变的主要表现?

石仲泉:我认为,新中国60年是神州大地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60年。这种巨变可以从12个方面来认识:一是由一个受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势力控制的半殖民地国家,变成完全独立、拥有完整和民族尊严的自主国家。二是由一个充满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而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全国大陆(含港澳)实现空前统一的国家。三是由一个反动专制的封建半封建国家,变成人民群众做主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不断健全的国家。四是由一个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深重的国家,变成各民族间平等互助、团结和睦的国家。五是由一个近代工业十分落后的贫弱国家,变成国民经济得到巨大发展、正在走向富强的国家。六是由一个被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掌控的统制经济的国家,变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七是由一个被帝国主义列强“门户洞开”的国家,变成对外全面开放的国家。八是由一个充斥文盲、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国家,变成教育、科学、文化、体育、卫生事业得到巨大发展的国家。九是由一个广大民众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难以聊生的国家,变成全国人民大都丰衣足食、整体生活水平达到小康程度的国家。十是由一个没有组织、被视为一盘散沙的国家,变成城乡基层组织健全、社会管理渐趋完善,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国家。十一是由一个有国无防、屡受外国侵略和欺凌的国家,变成拥有强大国防力量、国家安全有充分保障的国家。十二是由一个没有独立外交和国际地位的国家,变成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威望的国家。

新中国的巨大变化说明,中国人民经过艰苦探索而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的光明大道、幸福大道。

记者:60年来注重以理论创新推动实践创新是我们党执政的一条基本经验和基本特点。60年来我们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创新的理论来指导发展着的中国实践。那么,如何认识这60年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呢?

石仲泉:我国自1919年到现在这90年历史大体分为三个“30年”――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可视为一个“30年”;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9年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可视为第二个“3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2年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可视为第三个“30年”。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来说,第一个“30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二个“30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和第二历史性飞跃的准备。第三个“30年”,则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记者:为什么说新中国的前“30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呢?

石仲泉: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与党领导的第一次伟大革命的两个概念之间,其所指的历史下限有一个时间差。前者是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后者是到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说新中国前“30年”是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伸,就是延伸到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经过这段延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获得两方面成果。就实践成果言,有两大成就:一是按照《共同纲领》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延伸;二是在过渡时期中开辟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就理论成果而言,是思想在建国后的丰富和发展。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此作了新的概括,并对思想体系作了新的建构。这个新论述包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正确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和国际问题等诸多方面,在总体上回答了在中国如何革命、夺取革命胜利和实现革命转变,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标志着党对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

记者:那么,怎样理解新中国的前“30年”是后“30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准备?

石仲泉: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党在这个时期已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问题。1956年4月,指出: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吴冷西:《十年论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又提出:“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828～829页。)这就是说,党要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任务,在那时已经提出。事实上,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在党的前后已有良好开端。如果探索成功,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就应该从那时算起。但有谁能料到,接踵而至的历史大曲折,出现像“”和“”那样全局性的严重失误,这个理论的起点没能变成历史的现实,即没能践行“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不过,从1956年党的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无论取得的成功还是经历的挫折,都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作了重要准备。这个准备,从总体上看,最重要的是:

――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在前“30年”,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政权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四项基本原则思想的孕育,国防安全的坚强,以及国际外交事务的成就等都使党在后“30年”继续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了根本的政治基础。1976年10月粉碎“”的胜利,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政治前提。

――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石。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这为后“30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奠定了基础。同时,社会主义改造使公有制成为国家唯一经济基础的弊端,又成为后“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发端。没有前“30年”的制度根基,不可能有后“30年”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包括建立和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各种经济制度的改革。此外,建立起来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也成为后“30年”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物质技术基础。

――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夯实了社会发展的其他制度根基。这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某些基本制度和基本方针政策。同上述政治、经济制度一样,这些方面的制度既是后“30年”赖以发展的基础,也是后“30年”需要改革的基础。没有这些制度,后“30年”不能发展。不对其进行改革,使之不断健全和完善起来,也不可能有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局面。

――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1957年后探索方向的偏离和“”的迷误,首先是思想路线发生偏离和迷误。那时不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往往从本本出发乃至个人意志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探索陷入歧途。“”的灾难,促进广大人民群众觉醒,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实现历史的伟大转折准备了重要的思想条件和群众基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成为后“30年”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思想基础。

――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丰富的历史参照。前“30年”开始的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探索,提出过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积累了深刻的实践经验,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前的还是“”中的,都是继续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实践基础。

――为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宝贵的干部资源。前“30年”培养了许多优秀干部。在20年“左”的错误期间,尽管许多干部受到迫害,但他们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冤假错案,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使后“30年”进行第二次伟大革命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有重要的领导力量和组织基础。

这诸多方面的准备,对于后“30年”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无论哪一点都是不可缺少的。没有这样的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实现是难以想象的。历史的发展犹如环环相扣的链条,不管每个历史环节所起的作用如何,但没有这个环节就不可能形成历史之链。

记者:去年年底,同志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30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那么,60年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积累了哪些基本经验呢?

石仲泉:主要有四条基本经验。

其一,关于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本来属于常识性问题。怎么会成为改革开放30年和新中国60年发展的基本经验呢?一是因为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都有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二是回顾过去走过的历史道路,无论胜利或挫折、成功或失误,都与是否正确回答这个问题有密切关系。邓小平说: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经济十分混乱。但很快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在谈到党的工作失误时又说:“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从新中国60年历史来看,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经历了曲折发展。新中国成立至1957年反斗争前,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总体上是清醒的、正确的。1957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20年间,犯“左”的错误时是不清醒、不正确的。“”的指导思想则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30年”,不仅清醒、正确,而且有创造性发展。

从总结历史经验角度言,新中国60年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探索和回答,主要有三条:一是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强调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早在延安时期,就把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归结为“实事求是”,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2页。)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语破的,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二是强调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三是强调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60年来,我们党丰富和发展了思想。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既强调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又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当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这个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其二,关于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理想,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相当长时间不完全清楚。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定势,认为社会主义至少有五大要素: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等。邓小平说:建国以来,一方面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初步基础;另一方面,“确实犯过不少错误,包括严重的错误,其间几经折腾,使人民受到了不少损失”。总结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56页;第3卷第137页,第116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继承过去的历史经验,不断总结新鲜经验,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等,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有一系列创造性的探索和回答。其中最具创造性的,有四条:一是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最核心的是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过去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归根结底就是对社会主义本质没有完全搞清楚。从上世纪80年代初始,邓小平就在思索这个问题,后来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这个界定纠正了过去长期的偏颇思维定势,特别是忽视生产力的错误观念,为明确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奠定了理论基础。这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回答。二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还包括没有认识到我们国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说:过去犯“左”的错误,就是“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9页。)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就在考虑我国的历史方位,重新认识基本国情。1981年的《历史决议》首先提出这个问题。党的十三大,阐发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十五大进一步丰富了这个理论的内涵。三是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一条主要是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十七大指出:“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四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这是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最具创造性的探索和回答。

其三,关于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党的建设历来是我们党十分重视的问题。邓小平说:“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4页。)正因为这样,党的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因此,这里讲的党的建设,准确地说,是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问题。应当指出,建国之后,对由革命党变为在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所面临的挑战是有思想准备的,并一直在为加强执政党建设作不懈努力。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中央,都在积极探索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和怎样建设执政党问题。邓小平强调: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就是讲的执政党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由治党及至治国的理论。在十七大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中国60年来,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很丰富。对这个问题最富积极意义的创造性的探索,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关于党的性质和宗旨。二是关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三是关于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四是关于反腐倡廉建设。

其四,关于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问题。新中国60年来,不仅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对发展的认识也在不断地走向全面和科学。在将“四个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作为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基本经验提出时,经常有这样的提问,为什么将发展问题同前三个问题并列提出呢?我以为,首先要明确这里讲的发展不是作为哲学范畴的具有“形而上”意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发展”,那是同辩证唯物论的“物质”一样是指高度抽象的客观存在。所谓“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问题,乃经济社会的实实在在的发展问题。它同前三个问题在同一个认识平台上。马克思主义问题是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改变中国,社会主义问题是改变中国走什么道路,党的问题是由什么样的政治力量来改变中国,发展问题是要改变中国成什么样子,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提出这四个问题是相匹配的。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就肩负着振兴中华、强国富民的历史使命。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执政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说到底就是为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艰辛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包括对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的方针政策在内。此后,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神州大地发生历史性变化。但是,由于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在前进中仍面临着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这包括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协调,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适应,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与日益增长的人民精神需求和人们思想活动的差异性还有差距等。为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改变将发展仅仅看成是经济增长的陈旧观念,创造新的发展模式,确立社会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理念。党中央在总结新中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发展理论有益成果,提出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丰富和发展。

总之,新中国60年,成就巨大,经验丰富。但这仅仅是一个“甲子”。说:我们的伟大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继续推进改革开放,这个目标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