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冲突到融合

摘 要：近年，少数族裔尤其是亚裔文学跨越国界受广大研究者关注，其中华裔作家和印度裔作家的作品引起很大反响。谭恩美因《喜福会》而闻名;基兰・德赛的小说《继承失落的人》成功反映了跨越三代人的后殖民时代失落感。两部小说的相似、关联之处为比较提供了前提。本文将依据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的“第三空间”和“文化翻译”理论，探究两部作品中主要人物，即移民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对于异国文化的态度从冲突到融合的过程，反映他们在后殖民时代影响下移民身份的失落与重构。

关键词：《喜福会》 《继承失落的人》 后殖民理论 霍米・巴巴 冲突与融合

印度裔美国女作家基兰・德赛的《继承失落的人》掀起了世界对有第三世界背景的作家作品的关注。德赛生于印度，后居欧美，她将小说的背景设置在印度，通过书写祖国的故事来反应后殖民社会人们生活的现状。她描述了生活在印度边陲噶伦堡的几家人，并突出了法官一家;围绕关于旅行的回忆展开，穿插对目前生活状态的描写，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叙事结构。在散乱的叙事中，后殖民社会中的每个人都生存在各不相同的失落中。

谭恩美生于加州，父亲是牧师，母亲信佛，她横跨两种文化、宗教，这种特色也显现在创作中。《喜福会》描述1949年前移民到美国的四个华人家庭母女间的冲突。母亲们到美国后迷失了自己;而女儿们则在中西文化夹缝中痛苦挣扎并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作品“提供了华裔母亲和女儿在宿主国与故国之间建构并重构自我的机会，揭示了华裔母女在美国霸权社会、历史和政治现实中所面对的矛盾和困惑（付明端，4）。”

两部小说具有较高的可比性，体现在主题和形式两方面。两部描写的都是来自亚洲的人们在西方国家的生活经历，及后殖民主义对他们的影响;在呈现形式上也很相像，都是运用回忆赋予叙事以力量，并且试图通过散漫的叙事策略来反映后殖民社会中人们的失落。

一、霍米・巴巴理论介绍

西方国家中的少数族裔由于与西方人存在各种差异，常被刻板化为 “他者”。这样的环境下，少数族裔的人们如何更好地生存呢？后殖民理论为此提出解决的可能性。霍米・巴巴认为在不同的文化交融之间存在一种所谓的“第三空间”：当两种或多种文化碰撞交融的时候，在不同文化之间会产生一种中间状态。处在西方社会中的少数族裔的人们由于脱离自己的故国来到新的文化氛围中，很容易迷失自己;但与此同时他们又与新的文化产生某种交流碰撞。因此，这些人实际上就是处在一种第三空间当中，这种第三空间是既与故国有差异，又不与新的文化氛围完全一样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下的少数族裔人们利用此种“居间”优势，构建出一种独特的身份。虽然在此构建过程中会有矛盾和冲突，但最终的结果是文化的交融。霍米・巴巴的理论强调的不是文化之间的反抗，而是融合。

本文以后殖民主义为观照分析两部小说的异同。两部小说都描述了第一代移民文化身份的迷失，以及第二代身份的重构与融合;不同的是《喜福会》的结局是一个中国式的大团圆，子代重新找回自己的中国身份，能够在今后的生活中更好地认识和构建自己，而印度的赛伊则刚开始她的发现自我之旅。

二、移民文化身份的迷失

赛义德（Edward W Said）指出，“流亡生活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家园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它那极大的哀伤是永远无法克服的。”（赛义德，173）亚裔人在西方总被定义为刻板的模糊形象，这对他们来说是巨大伤害。

《继承失落的人》中，法官经历了在英国遭受种族歧视的悲惨经历。法官杰姆拜伊出身印度一个不富裕的家庭。他获得去剑桥大学的机会，但在这期间饱受种族歧视的痛苦。他好不容易找到房东安顿下来，却发现自己与英式生活格格不入。为了逃避，他每天“连续十二小时不间断地学习，直到深夜”（德赛，41）。在退缩状态下，他无法适时地做出任何大胆举动，于是“怯懦和孤独找到了肥沃的土壤”。偶尔外出时他也会被公交车上的人嫌弃，哪怕是那些“上了年纪的”、“最不幸的”女人，都会对他避之唯恐不及，嘲笑他的“臭咖喱味”。渐渐地，杰姆的思想也开始变得扭曲，开始觉得自己“肤色怪异，口音奇特”（德赛，42）。他每天都多次用力洗刷自己的身体;不敢露出身体的任何部分，唯恐冒犯了他人。后殖民主义的思想不仅直接迫害少数族裔人群，也常被少数族裔内化：他们接受了西方的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方式，觉得西方的一切都是高尚的，就不免对自己的族群产生贬低之情。这种思想毒害了法官的后半生，使他回到印度后仍然执着于英式生活，离不开粉扑、英式下午茶点心、自我标榜的英国背景。当妻子出于对粉扑的喜爱将它“偷走”，他竟会为此将妻子毒打。这不是意外，因为粉扑已成为他英国身份的一种标示，不容任何人侵犯。法官“妒忌英国人，仇恨印度人。他努力使自己变成英国人，而事实是他成为人人厌憎的对象，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德赛，126）。这生动地反映了被后殖民主义思想严重扭曲的少数族裔人群。他们由于闯入了西方社会并在其中生活，渐渐地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影响，而模糊了自己原有的身份。

如果说老法官的身份迷失表现为一种扭曲，那么《喜福会》中，作为第一代移民的母亲则表现为一种沉默。母亲们并不能适应美国的生活，而语言的陌生感就首当其冲。吴素云直到死，也无法以流利的英文把来美国前的故事完整地讲给女儿。在新的环境中，母亲们失去了自我，成为一个难以与人交流的无声幽灵。

吴素云刚踏上美国土地的时候，移民局将她从中国带来的白天鹅夺走。这象征着她在未来的生活中，将遭受来自美国社会的种族和性别歧视。映映・圣克莱尔在入境时更名换姓，并且由于种族歧视，她只有使用难民的身份才能入境。这对于出身于大家闺秀的映映来说无疑是一种侮辱。因此，即使最终进入了美国社会，映映却从此觉得生活毫无意义，每日神思恍惚。她感到“把自己给丢了，”无数次对“月亮娘娘”祈求希望自己“能被找回”（谭恩美，66）。不同于映映，龚琳达深刻地意识到了内心的挣扎。她明白多年来，她自己身上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以至于有时连她自己也弄不明白她的思想和行为到底是“中国式的”还是“美国式的”。（谭恩美，238）。母亲这代人，自始至终也没能将自己的身份完全融合在美国社会中，始终存在与西方价值准则的冲突。但她们又与之前在中国时有了不同的身份，就像龚琳达曾告诉要去中国度蜜月的女儿说，她根本不用向别人解释自己来自美国，因为虽然拥有中国人的外表，但她的举手投足已足以让中国人看出她其实并不是属于他们当中的一员。这样的变化无疑体现了一种双重认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