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冲的困境:杨争光的互文

17岁的少年张冲,背负着难以负荷的“望子成龙”之重,从灵光飞扬的男孩在铁房子般难以突围的教育困境中沦落为少年犯,杨争光以互文性的叙述在《少年张冲六章》(作家出版社2010年3月出版)里为我们讲述了一种中国少年成长的生命轨迹。

作为一个有英雄情怀的孩子,张冲很有生命力,聪明,有情义,并葆有自己的原则,比如面对苗苗、孙丽雯;而作为一个异质化的孩子,他有主见却叛逆,反感于“听话和服从”,他告诉班主任李勤勤说“不让做的偏要做”,他只想从生长的既定土壤中脱胎而去。于是,他在生活的夹缝和教育体制的桎梏中挣扎,直至成为问题少年。张冲的悲剧不仅仅是“一个”孩子的问题,而是所有中国孩子都在面对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还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问题,“我想写的是我们共同的困境。”杨争光如是说。在张冲的故事中,制度有制度的困境,父母有父母的困境,老师也有老师的困境,每个人都在困境的铁房子中生活,谁也逃不出,甚至谁也不愿和不敢逃出。那么,敢于逃出的张冲必然长不大,必然陷入困境――我们共同的困境。

互文,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在此杨争光把它发展成了一种结构形式并以此讲诉张冲的故事。小说六章 “参互成文,含而见文”。六章六件事,看似各说其事,实则是互相呼应,互相阐发,互相补充,说的都是张冲的故事。第一章《他爸他妈》,第二章《两个老师》,第三章《几个同学》,第四章《姨父一家》,第五章《课文》,第六章《他》,前五章都是张冲身边最亲近的人,由他们讲述张冲的故事,最后一章才是作者的视角。杨争光互文性地结构着张冲的故事,六章六个视角讲述了六遍。同样的情节,在不同的章节里以不同的面目重现,相生相应。而且这种互文不仅是章与章之间,还贯穿在章节内部。如第二章《两个教师》一雅一俗的互文,既反映了教师队伍的复杂性,又相映成趣,异曲同工。有雅名字的小学代课教师上官英文,却是一位粗俗的、常以惩罚为乐的乡村教师;而有个通俗名字的初中教师李勤勤,却是一位县城里清高善良的敬业雅正的教师。前者为暴力男教师,体罚惨烈,过度行使“教师”的权力;后者是美善女教师,对学生关爱有加,包括她退休教师的父亲关于“善待学习不好学生”的教诲。二者两两相照,互为对应,互为补充。而在他们背后的教师包括校长,尽管本着教书育人的终极目标,却都是在应试教育的怪圈困境中,自觉与不自觉地扼杀着孩子们的个性与创造性,在互文间他们成了中国教育的化身。尤其语文课堂,只能一种答案,对个体表达与创造性思维的否定的种种描述和反讽,令人忍俊不禁中,更多的是发人深省:在如此单一标准下,张冲这样异质化的孩子终难规范,他在反叛之路只会越走越远。而学校与社会与老师的教育方式,张冲父母望子成龙的焦虑,在一定程度上不也是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吗?那么,鲁迅先生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以及如何掀开铁房子“救救孩子”便富于现实意义了。

这种章节内部的互文性最为典型的是《课文》一章,这也是全书意蕴丰富、内力阔大的一章。作者按照一个普通中国孩子受教育的时间顺序选了33篇语文课文,相对这33篇课文,一是张冲的相关作业或日记(尽管有的日记有欠少儿本位叙述,有成人化之嫌。比如张冲的“自我总结”),二是张冲父亲意想不到的解读,三是老师遵循教学大纲的教学,四者四个角度的解读使四种意义互相交错、互相渗透、互相补充。互文性的叙述,使我们从众人解读课文的角度看到一个孩子戏剧性的成长过程,以及我们教育的缺失。同时,一篇篇作秀般的课文与作者活泼泼的方言口语相形,也令我们看到被公式化后的现代汉语的呆滞虚伪,并为此忧虑。互文性叙述在这一章颇具艺术魅力。

我们在杨争光互文性的笔锋下,看到一枚原本汁液饱满的青果一天天坠落的过程,而杨争光就像《罗生门》里那个最后说出真相的杂工,他告诉我们导致青果过早落地的,是树根枝叶,更是土壤空气,它们全部难逃其责。这便是张冲的困境,也是我们的困境;这是杨争光的反思与追问,也是他的信念与情怀。当然,树根、枝叶、土壤、空气是生存的根本,而社会、学校、家长和同学等等也自有其合理性,其间是否有更理想的生长空间?这是阅读这部作品后催人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