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白话文化研究论文

一、话语言述方式的流变

中国的报纸和杂志过去没有区分，统称为报刊。早期的近代报刊一般也采用书本式装帧，每期几十页或上百页不等，定期（个别不定期）出版。到19世纪60年代后，报纸才开始同书本式的杂志有了区别，报纸采用单面或双面印刷，并开始使用新闻标题。本文所阐述的近代报刊包括报纸和杂志，而两者的言述话语状态都经历了由佶屈聱牙的文言文向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渐进式演变。

1.中西冲突中报刊话语生存状态（1815年—1895年）。鸦片战争以前，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图谋打开中国大门的过程中，第一批近代中文报刊产生，由基督教新教派传教士创办。最先有《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该刊文体品种繁多，有诗歌、对话体、小故事、长篇记事等等，写作上大量采用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形式。该刊主编米怜提出了写作的三条原则：一是要短，二是要通俗易懂，三是要流畅生动。但对于传教士报刊，总体来看，它们无论是宣传基督教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在形式上经常引用孔孟程朱的言论和《四书五经》中的用语，从文章标题、内容到刊物封面，都深深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随着1861年《上海新报》的创刊和后来《申报》的崛起，商业报纸竞争异常激烈，当时的新闻文体尚处在初级发展阶段，但社会新闻成为了报业竞争的重要砝码。所以注重写作手法的运用，叙中有议，叙中有情，重情节和描绘，吸引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如1876年《申报》为迎合小市民的阅读需要，曾出版通俗报《民报》（和下文提到的革命报纸《民报》不同），该报“专门民间所设，字句俱如寻常说话”。但这时期的报纸本质上仍没有摆脱传统文体和话语方式对新闻作品的束缚，以致后来的商业报纸在新闻言论改革上仍流于形式主义。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思想文化促使国人办报热潮的兴起，其中以王韬于1874年1月5日创办的《循环日报》最为显著。而该报的盛行，主要原因在于王韬政风的突破。他的政论立论鲜明，通俗易懂。正如他自称：“老民于诗文无所师承，喜即为之下笔”，“文章贵乎记事叙情，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斯即佳文。”所以其文章无刻意雕琢，文不华丽，意却清晰，并对后来戊戌前后的报章体产生了重要影响。

2.维新改良运动中的报刊论坛（1895年—1905年）。戊戌维新时期的改良派报刊主要以缙绅、士大夫和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知识分子为对象。改良派的报刊活动家们为了扩大其报刊宣传的影响，已经注意到了报刊文字通俗化问题。试办过一些白话报纸，一般报纸上的文字也力求通俗易懂。在国人办报第一次高潮中最有影响的报纸是1896年8月9日创办的《时务报》，后来陆续出现《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报》，其典型代表人物是梁启超，他在长期办报中形成了一种文体，人称“时务体”。这种文体打破传统格式，摒弃陈词套语，采用或文或白，或中或外，时杂以俚语、韵语等报刊语言，对读者具有极强的感染力。他的散文虽有时用典，但一般说来明白晓畅，属于浅近的文白参半的通俗文体。他在《清议报》上发表的为大家熟知的《少年中国说》，其语言节奏明快，叙事论理糅合着作者丰富的情感，旨意通俗明朗。

但直到1897年裘廷梁在《苏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正式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这才标志近代白话文进入一个自觉而非自发的新阶段。同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的通俗小报，它们的语言风格更加注重普通读者易于接受的白话文。如创刊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十三日《演义白话报》，在第一号《白话报小引》中写道“目下我们中国读书人中，略有几个，把外国书翻做中国文理，细心讲究外洋情形。但是通文既不容易，看书也费心思，必须把文理讲做白话，看下便不吃力。而且还有一层，中西各种书本，价钱都是贵的，若然用白话做在报上，一天一张，便觉所费不多……”又说：“中国人要想发愤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势。要想讲究外洋情形，天下大势，必须看报。要想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①《演义白话报》的内容，主要是新闻、笔记、小说，语言通俗易懂。此外还有《消闲报》、《采风报》、《趣报》、《通俗报》、《笑林报》、《寓言报》、《苏州白话报》、《上海白话报》等各类小报，也具有相似的语言风格。

3.资产阶级革命派报刊的通俗化（1905年—1911年）。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报刊的对象除了士大夫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外，还包括国内识字不多的新军、会党、手工业工人和华侨中的小贩、农业工人和个体劳动者。所以，办报者努力使报刊文字通俗化。著名报人林獬在《中国白话报》发刊词中说道：“深的文法，列位们又看不懂；就是说把你听，列位们又是听不来的。……我为着这事，足足和朋友们商量了十几天，大家都道没有别的法子，只好做白话报罢，内中用那刮刮叫的官话，一句一句说出来，明明白白，要好玩些，有要叫人容易懂些。倘使这报馆一直开下去，不上三年包管各位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孩子们、妇女们，个个明白，个个增进学问，增进见识，那中国自强就着实有望了。……”于是，他们创办一些完全用口语编写的报纸，其品种、数量和编辑水平也比戊戌时期有显著提高，有的还使用了少数民族文字。如1905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创刊的《民报》，其宣传的内容主要是三民主义革命思想以及西方进步文化和各种新思潮的介绍。宣传形式是通过论说、时评、译丛、谭丛等栏来进行的，这些栏目上的一般政章，比戊戌时期流行的时务文体更为浅近直截，但基本上还只是通俗化了的文言文，和五四以后流行的白话文还有很大距离。后来，《民报》在章太炎的主持下，尽管为树立民族文化自尊心做出了贡献，其过度的国粹主义主张“今天所有的东西都是古已有之，都应该以古代为典范：不仅政治经济制度需要从古代得到借鉴，就连婚丧祭祀的礼节和冠服、音乐、舞蹈乃至语言文字等各方面，也必须‘一返皇古’。”②从而助长了复古主义的逆流。但总体来说，革命派报刊的多数政论都采用了半文半白的文体，为五四后语体化政的大量出现做了准备。同时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通俗化的“图画”栏目较为常见，表现形式有宣传民族民主革命者的照片、画像和时事漫画作品，从不同侧面与政章相配合。

这时期的妇女报刊通俗化程度更为明显，如秋瑾创办的《白话》和《中国女报》，考虑到多数妇女缺少文化教育、阅读有困难的现实，采取了“文俗之笔墨并行”的办法，“以便于不甚通文理者，亦得浏览”（《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秋瑾在《中国女报》第1期《敬告姊妹们》中写道：“我的最亲爱的诸位姊姊妹妹呀！……二万万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万万女同胞，还依然黑暗沉沦在十八层地狱，一层也爬不上来。足儿缠得小小的，头儿梳得光光的；花儿、朵儿，扎的、镶的，戴着；稠儿、缎儿，滚的、盘的，穿着；粉儿白白，脂儿红红的涂抹着。一生只晓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身儿是柔柔顺顺的媚着，气虐儿是闷闷的受着，泪珠儿是常常的流着，生活儿是巴巴结结的做着：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马。试问诸位姊妹，为人一世，曾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这种口语化而又如行云流水的文采，如泣如诉，强烈的感染力征服了读者，也使传播者的思想更加浅显明了。同一时期，全国各地还涌现了一批白话报刊，如广州的《广东白话报》《岭南白话杂志》、湖北的《武昌白话报》、四川的《白话报》、新疆的《伊犁白话报》、安徽的《安徽俗话报》《通俗报》、山东的《济南白话报》、山西的《晋阳白话报》、直隶的《直隶白话报》等革命性质的白话报刊，它们主要以下层市民为对象，向广大民众进行了广泛的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如1906年10月28日在上海创刊的《竞业旬报》，就是全部用白话文写作，把革命思想“传布于小学校之青年国民”。提倡文学改良著名的“白话大师”胡适在该刊上发表《地理学》、《真如岛》等通俗的科学小品和白话小说。

4.新文化运动报刊的白话文趋势（1911年—1915年）。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明确提出：反对封建的特权政治，要求政治民主；反对封建旧道德，提倡民主主义新道德；反对封建的旧文学，提倡为民主主义服务的新文学。这一时期的报刊以主张民主、科学，提倡新文学和白话文的资产阶级民主报刊为主体，其中以1915年9月15日于上海创刊的《新青年》杂志为标志，该杂志也成为领导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新青年》创刊初期，仍采用文言文形式发稿，但在它编辑部迁移至北京后，思想更加勇猛精进，向僵死的封建文学和阻碍新思想传播的文言文发起攻击。《新青年》刊载了许多运用自然科学驳斥鬼神迷信的文章，积极宣传无神论，传播自然科学。新文化运动影响逐渐扩大，新文学运动也随之兴起，并且鲜明地提出以资产阶级新文学代替封建主义旧文学的主张。胡适较早提出文学改革的主张，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和一些文学形式上的改革，主张“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须讲求文法之结构”。在文学内容上也提出“不作无病、不摹仿古人”，“须言之有物”。陈独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于1917年发表《文学革命论》，号召打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当然也有绝对主义者，如钱玄同为反孔而主张“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高阁”，甚至要“剿灭”中国文化，“废灭汉文”汉语（采用世界语）。《新青年》的诞生中国报刊史由近代向现代过渡的标志，其白话文形式便于新思想的传播和普及，使读者耳目一新，也促进了报刊传媒大众文化的兴起。1918年1月，《新青年》改用完全白话文后，《每周评论》《新潮》杂志《晨报副刊》《湘江评论》等一批在五四高潮中诞生的早期中国现代报刊，普遍采用白话文，为中国现代报刊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二、话语大众化趋势的内驱力

近代的中国有学者认为，推动白话文大众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小说形式的近代化。应该说，不少近代小说，如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等等，确实都开始采用了白话文，逐渐向现代小说过渡。它们的传播载体一般是通过小说类杂志，但有的报刊副刊也大量刊登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然而，文化的大众化，需要传播大众文化的载体，需要培育能接受且有机会接受通俗文化的大量的受众群体，要做到这一点，就只能主要借助报刊这种大众媒介。事实上，白话文的推行，近代报刊是先行者。近代小说采用白话，间接因素是缘于西方小说叙事手法的影响，其直接原因是中国近代报刊的白话趋势，促使小说章回体市场锐缩，转而积极与报刊白话文化融合，以适应一般读者的审美习惯和阅读需求。后来兴起的“诗界革命”也是如此，第一次明确提出诗歌向西方学习以及面向大众和通俗化的问题，并且于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刊登文风比较清新的外国诗歌，借助报刊倡导白话诗文。所以说，真正推动白话文化的大众化潮流的主体是中国近代报刊。

近代中国报刊白话文的演变是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近代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它有几个特点：一是表现形式的变化，即“阳春白雪”的特权式话语体系的解构，“下里巴人”通俗式话语言述大量见诸报刊并为大众所接受和喜爱；二是受众群体的扩大，即由特权阶层向普通大众延伸，信息接受主体拓展为文化的大众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三是促使时代文化的内核发生变化，即文化的大众化趋势日益明显，并成为一种流行文化。而这种报刊话语大众化的渐进趋势，有其内在的驱动力。

1.传播观念转变机制。随着新闻传播从一项社会活动发展为一项专门的社会事业，人类的传播理念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这种转变是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革命和民主化进程而推移的。在近代中国报业出现之时，国家政权建立在封建集权主义原则之上。这样，以集权主义基本原则作为集权主义报业理论基础，决定了中国近代新闻传播的具体模式。报纸作为一种通讯工具，被视为政府的一项垄断权利，未经政府特许，一般人不得经营，并且新闻传播必须服从社会统一的价值观念。由此，限制人民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成为封建君王维护绝对权威的强有力手段。而封建正统文化采用的是古典话语言述方式来传承，也成为特权阶层的专利权，广大民众只能是文化的“旁落者”。在华传教士的办报，宣传西方文明，首先为国内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带来了新思想和新观念；维新改良运动，西学中用，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民主思想的萌芽；而辛亥革命了封建王朝，逐步使资产阶级民主观念深入民心。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中，民主与科学成为两面旗帜，追求科学与人权（这里所说的“人权”在一定程度上指民众受教育的权利）是新民主主义的目标，民主化进程逐渐深入。“近代大众报业以新闻自由为基础，而新闻自由又以民主政治为前提。所以民主的政治秩序实乃近代大众报业发展的先决条件。”③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西方报刊理论的兴起和渗透促使国内报人的传播理念发生变化，他们主张言论自由，解除报禁，追求新文化新思想多元化。而科学文化和多元思想的普及与接受主体（包括广大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密切相关，传播的三个主要环节“传播者、信息符号、受众”要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在当时民众文化教育匮乏的现实情况下，使信息符号话语通俗化，则是实现文化大众化的中介手段。特权文化是一种文化暴力，而白话文的逐渐通用打破了这种文化暴力的话语垄断。产生这一效果一方面是历史发展使然，但同时也是报业传播理念转变的结果。

2.传媒技术革新机制。外文报刊宣传西方文明，商业报纸争夺读者，改良派报刊鼓吹维新，资产阶级报刊宣传革命，这一切促使新闻业务不断改革，如版式由竖排进化为横排，政论、副刊等栏目的创新，它们也推动了现代新闻纸和书刊铅印技术的发展，从而适应报刊话语通俗化趋势。我国早期的报刊并无专门用纸，而是和书籍一样采用民间手工生产的连史纸、毛太纸、赛连纸印刷。清末报纸多用土法制造的纸张印刷，纸张小，字体大，单面印刷。直到1861年11月，《上海新报》率先在中国大陆采用了白报纸两面印刷的做法，开创了现代报纸印刷方法的先例，到20世纪初，中国报纸开始采用活字铅印。白话文的逐步普及不仅对信息需求量增大，从物质层面来说，对新闻纸需求量也明显增大，这就要求技术革新，印刷生产摆脱了传统的手工业模式，实现了工业化生产，显著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当然这主要是由经济实力雄厚的商业报纸来实现。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新闻报》运用东借西还的资金运转手段，不断添置新式印刷设备，赢得出版时间，及时刊登重大新闻，并在有限的范围内发表过一些顺乎民意的消息和报道，因此销量激增。由于《新闻报》商业信息灵通，许多商店柜台都摆着《新闻报》，素有“柜台报”之称，是一张有影响的大众化报纸。在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期间，印刷机械开始作为民族工业出现，这从很大程度上使近代报刊成为大众化的新闻纸。民报以近代机器印刷业为技术支撑，使文化复制更加方便、快捷，从而在速度与数量上使文化的广泛传播成为可能，而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民间行销网络的建立，又将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所以说，这一时期的报业技术不断革新就成了近代报刊大众文化逐渐兴起的基本动力。

3.文化观念进化机制。随着近代办报热潮的涌起，数量众多、性质各异的民办报刊的存在，对既有政治权威提出了挑战，也促进了社会民众参与意识的提高。由于政治文化思潮的演进以及人们对报刊传媒社会功能认识的深化，无论是绅商、资本家以及知识分子等“中等社会”抑或是下层民众，都很注重利用报刊来发表意见、通报消息。以1901年3月的两次张园拒俄集会为例，集会前，《中外日报》等报刊是集会者用来刊载传单、告启的传播工具。集会后，报刊又成为他们传递消息、函电、发表评论的舆论媒介。事实上，近代报刊在历次大规模民众运动中每次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着无可替代的舆论组织和社会动员功能。而这些功能的成功实现的重要原因是人们转变了文化观念，积极推广白话文，为宣传普及信息服务，认识到古典文化并非权威和实用的启蒙精英，现代通俗的大众文化并非低贱和空谈。“时至二十世纪初年，随着报刊传媒的民间化，不仅信息来源趋于多元化、信息量成倍增加、信息传输形成民间网络系统和广阔的空间覆盖面，而且受众人数大量增加、构成日趋丰富。由此，信息交流的规模迅速拓展、频度加快，并在水平方向上大为拓展，从而形成一个以传媒为中心、以受众为周边的具有平等与开放特性的圆形网络状辐射结构。”④大众传媒覆盖范围广阔、形式新颖灵活，刺激了普通民众对知识和信息的需求，促成了大众文化逐渐普及。

4.近代白话文的倡导者大多将语言分为两个层次：视文言为“雅文”，而白话为“俗文”（专供街头小市民和村野百姓）。尤其是在“五四”运动以前，倡导者们对于白话文语言形式、对象和内涵存在严重的误解，所以这段时期白话文发展有很大的局限。其实文言文与白话文作为两种语言形式，并无雅俗贵贱之分，文言文受众群体的确主要是特权阶层，但白话文的对象不仅是“村竖野叟妇孺”，也有高等文化知识分子，“五四”以后知识分子就对白话文大大予以推崇。后来白话文学的大量涌现和读者群体的拓展延伸，就是文化观念的进化，也是对白话文化内涵的诠释，这种观念的解放大大促进了白话文的推广。这样，由于文化传播技术手段的提高与民众需求相结合，使传统文化难以成为少数知识精英的独占品。(紧转第23页）

（紧接第31页）事实上，白话文不能仅仅当作文学的语言表现载体，它更是社会发展到近代末期一种普遍的文化样式——大众文化，这才是中国近代报刊白话文的真正内涵。

注释

①转引自杨光辉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新华出版社，

1986年，第124页至125页。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下），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58页。

张昆编著：《简明世界新闻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4页。

方平：《清末上海民间报刊与公众舆论的表达模式》，《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1年2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第71页。

摘要中国近代报刊话语言述方式由文言文转向白话文，是近代中国纸质传媒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过渡的表现，主要经历了四个时期，其演变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传播理念的转变、印刷技术的革新和文化观念的突破，是推动中国近代报刊白话文化大众化趋势的内驱力。

关键词白话文化内驱机制言述方式大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