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底有没有最悲哀的日子?

5月9日，淮安再现大头娃娃的消息传来，我又问自己，我们有没有最悲哀的日子？

这是―个困扰我已久的问题，我把它放到现实中去求解，结果却迅即被各种灾难、悲剧、孽根所淹没了。灾难发生，我们的口号是化悲痛为力量；马加爵制造凶案，我们的表情是化仇恨为力量；毒食品泛滥，我们的心理是化批评为力量……悲哀，在我看来，从不曾远离我们。悲哀，就是在车祸后亡者家属那种哭到木然的无形之悲，像把利剑，把我们的心切开来，切成细细的悲哀感受器。也许，每一个人都有最悲哀的时候，但“我们”没有，在混沌般的人际面前，在无法打破一个缺口的现实面前，我发现，作为个体的人的最悲哀已然消形为“我们”这个肌体上的一发。

我们没有最悲哀的日子。

或者，我们奇缺表达最悲哀心情的时机和场合。但是，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快乐的日子，却从来不会缺席，在总结教训的前提下，某地某单位化悲痛为力量地办出了“庆功会”。这真是天大的奇迹。

4月28日，一辆推土机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附近撞上―辆接送学生的大客车，导致车上的21名学生和两名工作人员死亡，另有36名小学生受伤。媒体形容称，这是哥伦比亚最悲哀的日子。波哥大市进行着和我们相差不多的救援程序，不同的是，我没有听到“化悲痛为力量”之类的语言，我所听到的是市长卡尔松很“消极”的话：“这是一场悲剧，一场令人扼腕的悲剧。”他还宣布波哥大市将举行3无的悼念活动，衰悼事故中的遇难人员。

很多年以前，我们在劝一个伤心族时，爱用这样的语言，“你要坚强。”“不要流泪，想开些。”现在，这样有违人性的铿锵土壤已有些松动，越来越多的人这样说：“想哭就哭出来。”这是一个进步。这是改变“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的社会冷漠状的必需力量之一。在卡尔松所倡导的最悲哀的日子里，社会恰恰实现了温情之状。

我们应该有最悲哀的日子。

如果这个日子多到值得挑选的地步，那么，我选择的是上一次大头娃娃的死和此次淮安大头娃娃的“再现”。现在，罪恶之手已经向人类最前―块乐土和最后一块阵地举起了屠刀。随着这块阵地的失陷（拿什么来保卫，例行公事的检查，还是险查出来的“成果”？）――我们终将被冷漠彻底覆盖。

这是我们最悲哀的日子。我们有没有察觉到？！

寿桃面渐渐上市的那些天，我“读”出的是企业人土特别是销售人员的一种急迫心，他们几乎是哀求超市人员恢复进货。某个有质量悬疑的奶粉厂家同样急着在媒体上“辟谣”。

他们急于摆渡的是被其伤害过或没有伤害过的人们可能的最悲哀时刻。这是一种国民心态。

昔徐根宝倡导“摆渡足球”，因为中场是最虚弱的，解决问题的球门又太远，太不能等待，最好的结果是守门员一脚洞穿黄龙府。

这个中场就是我所谓的最悲哀的日子。

在这种指导思想的作用下，在多个领域，我们可以迅速翻过那些最不爱看的页码，我们可以自欺欺人地获得“复活”后的利润、化悲痛得到的力量，但是我们的代价是牺牲了人性和这个世界最基本的规律，比如“以人为本”。

我们没有正视过“最悲哀”的创造力和张力，那种自我救赎的创造力和张力！所以我们不会说“化力量去悲哀”。问题是，这才是“化悲哀为力量”的真正前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