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走向的转变

在我的印象中，当代文学真正走上自觉，是在1985年。1985年之前的文学虽然也是一步步在发展，但那时候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创作按照国家的主旋律走，为主旋律唱赞歌。比如在改革开放时期，一大批作家就以改革开放为题材，像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等等，当时都非常有影响，深受读者欢迎，但现在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这样的情况很普遍，再比如80年代初拨乱反正、清算“”，所以就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那些文学作品基本上是按照主旋律来写的。主旋律要求批判“”，伤痕文学就开始批判“”。紧接着光是批判“”不够，需要重新审视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运动等等，于是一批反思文学出现了：王蒙、从维熙、高晓声、张贤亮等就是代表作家。到农村实施分田到户，高晓声就创作了《陈奂生上城》、何士光创作了《乡场上》、张弦写了《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等，通过各方面来歌颂当时的农业政策。当时文学的目标很清楚，就是为主旋律唱赞歌，歌颂、支持改革开放的路线，反对保守倒退，要思想解放。

为主旋律而创作的状况在1985年以后发生变化。当时出现了一批新作家。这批作家基本上是30出头，被称为“知青作家”。但他们的写作开始慢慢地从知青题材、或现实题材中走出来，转向了文化批判。这集中出现在1983、1984年。第一个出现的是贾平凹，当时写的一组短篇小说《商州初录》，写商洛山的风土人情，写农民的故事。我记得一个场景：一个人在农民家里借宿，席子下发现一条蛇，随手扔了出去，倒头又睡。这细节写得很自然，没有看到一条蛇就大惊小怪。蛇与人共处一床，只是因为它影响了人的睡觉，人就把它从窗口丢出去。我看了就觉得很新鲜。再如张承志《北方的河》，他写一个青年学生去考察北方的种种河流，一直到黄河口（壶口），对中国北方人情风土进行考核。1984年阿城《棋王》出现了。《棋王》写的是知青下乡的生活琐事，下棋呀、吃蛇肉呀，这篇小说把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结合起来，描写了一场围棋大赛。这些作品都给人打开了思路，原来小说可以不写改革开放，不写上山下乡的苦难、不写国家政策主旋律，就是实实在在写老百姓的民间生活，这就是民间的转变。

1985年以后蔚然成风，出现了“寻根”文学。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阿城的《树王》《孩子王》，王安忆的《小鲍庄》等就发表出来了。我们都奇怪文学为什么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思考：文学是为了什么？文学是为了表现一种文化的底蕴，文化的美，一种生命的寄托。

这个美学观念的转变，影响了1990年代文学走向民间的趋势。在90年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能够坚持批判立场，并写出了好作品的，基本上是当年的寻根作家，有人称之为“后寻根”现象，也可以说，寻根文学影响了文学史的走向。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