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精神损害之保护

【摘 要】《民法通则》第2条明确指出，我国民法的调整范围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两两之间的财产、人身关系。尽管，法人与作为公民的自然人所享有的具体权利差别较大，但立法确认了法人的主体资格，也就承认了其维护自身合法权利与利益的正当性。因此，在法律愈发注重对个人合法权益保护的今天，着眼于完善对法人的保护也就理所应当了。

【关键词】非财产损害；精神损害；法人；权益保护

“损害即赔偿”，是法律对侵权责任承担的一般态度，损害作为侵权成立的核心构成要件，如何定义损害的范围，则直接影响侵权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之范围。生活中的损害与法律上的损害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前者称之为损害却亦未能全然成为法律所定义之不利益，故，无法得到司法的救济。然而，随着经济活动交互的繁盛，一些未被侵权法明文规定予以保护的边际损害开始强有力地敲击侵权法保护之大门，渴求公平的对待。“法人精神损害”作为此类损害之一，诚然值得我们探究其法律本质，树立正确的立法及司法态度。

一、问题成因

任何一个法律争点的出现，必然产生于具体诉求与司法实践相冲突的累积，两者投影于理论则体现为利益保护之需求与相关法律之规定的矛盾，且这一类法律往往以“空白”或“否认”的内容予以呈现，而法人精神损害赔偿的阻碍则来自法律对其的直接否定。然而，随着现实需求的增长与精神损害赔偿理论的发展，要求法人精神损害可以赔偿的呼声，正同否定的法律规定成分庭抗礼之势。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雄厚的资金实力不再是企业长盛不衰的唯一武器，企业的信用、信誉和社会责任感等因素逐步成为一种隐形的资产，并助力于未来的经济活动。侵害企业的名称权、商业秘密权即是对法人人格权利的直接侵犯，会降低其社会评价，减少其盈利的商业机会。但这一类损害“并不会表现为直接的财产损害，更不会马上在财产损益中体现出来”，因此，当时无法依据财产损害赔偿的原理申请救济。然而，待损害结果出现后，往往与侵权行为之发生相去甚远，因果关系的举证变得更为复杂，最终难以获赔。此外，诸如事业单位、公益组织一类的法人，其人身权利被侵犯后总会造成资金来源的困难，或工作开展的艰辛，但其本身不以盈利为目的，故终究无法以货币形式计算出近似于公司法人所遭受的不利益，可见，这类法人连将来提起具体财产损害赔偿的可能性都不具备。故而，在确实存在损害缺口的现实下，确认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势在必行。

我国的法律规范对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并非一开始便持否定态度。1986年的《民法通则》在第120条规定到：“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尽管法条中并未使用“精神损害”一词，但是可以看出，该法事实上赋予了法人以相同于自然人的、维护其人身权的权利，即以非财产性质的“精神抚慰方式”（赔礼道歉等）和具有财产性质的“精神损害赔偿”作为救济人身权的手段。

此后，1991年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之第36、37条确认了“死亡补偿费”，以财产形式慰藉受害人亲属的精神伤痛。两年后，最高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首次使用“精神损害赔偿”一词来确认公民的权利，但法人是否适用，却并未做任何说明。这种不置可否的态度一直持续到2001年。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文中，最高院直接表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人格权利遭受侵害为由，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这一指导意见一直影响着各级法院的司法活动，但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又回避了这一问题，仅表明公民的人身权利被侵害，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方可提起精神损害赔偿。

总的来看，在法人是否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问题上，目前我国存在着：《民法通则》给予响应，而其他法律不置可否，司法实践又不予承认的尴尬局面。

二、“精神损害”之提法与内涵

除了法律规范对法人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的模糊规定外，有关“精神损害”提法本身的贴切与否之争也促成了该问题的发酵。

精神损害本身就是损害的一种，而所谓之损害则是指，任何物质利益或者精神利益的非自愿丧失，且这一种损害是侵权人侵害受害人的民事权益所致，并具有可赔偿性。对损害的一般分类是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这一分类基本上可以囊括生活中的各种损害，故被广泛使用。

财产损害，意指被侵权人因其财产或人身受到侵害损害而遭受的经济损失，并可以用金钱的具体数额加以计算，是实际物质财富的损失。而财产损害又可分为积极损失和消极损失。前者是由于加害行为直接作用于权利客体而造成其价值的实际减少，以及受害人以补救损害为目的的先行支出；后者则指侵权行为所导致的受害人可得利益的丧失（如工资、孳息等）。

非财产损害，则包含了除财产损害以外的损害。该损害并没有直接造成他人财产、收入的减少，而是一种损害人身权的后果，且不能以一定数额的货币予以计算和衡量。它应当包含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损失两方面（广义说）。其中，精神痛苦只针对自然人而言，体现为身体或精神受侵害后的不良状态与结果；而精神利益的损失则包括公民、法人维护自身人格利益或身份利益的活动受到了破坏，从而导致其人格利益或身份利益受到损害。这类侵害一般体现为名誉受到毁损、荣誉权受到侵害等。

我国民法学界将“非财产损害”亦称作“精神损害”，但对精神损害却做了狭义的理解：非财产损害被缩限为“精神痛苦”，故，以“精神损害”作为同义词，进而推导出法人因非精神主体，最终，顺理成章地认定法人不存在精神损害。该推理看似缜密合理，然而，它却忽略了一点，即“非财产损害赔偿制度应当大于精神损害赔偿”。非财产损害赔偿中的“精神痛苦”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提炼出自然人因人身权被侵害而表现出的一种绝望、苦痛、恐惧的精神状态。同时，它也是法律专用词汇“精神损害”的内涵之一。然而，人们往往基于个人朴素的生活认知，对“精神损害”采取望文生义的方式去解读，主观地将其内涵禁锢于自然人的精神状态，削弱了该词汇的法律属性，直接导致其本身所包含的“精神利益的损失”这一方面被忽略。

法人非为生命实体，其精神损害自然无法体现为精神痛苦，但存在维护人身权益而付出的努力，也就必然包含了精神利益的损失。如果以法人不存在精神损害为由，进而否认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则陷入一种以偏概全、“将生物学的精神损害与法律上的精神损害混为一谈”的逆境，终将导致法人的非财产权益无法得到保护，这与《民法通则》的精神是不符的。因此，精神损害不应以给权利人造成精神上或肉体上的痛苦为必要，也不应以民事主体是否具有生物形态而有所不同。可见，为减少对制度的曲解，加强对民事主体人身权益的保护，使用“非财产损害赔偿”以代替“精神损害赔偿”则显得更恰当合理。

三、主要理论观点

针对法人是否应当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存在司法实践否定，而学术观点争鸣的现状，分为肯定说和否定说。

肯定说认为，法人作为民事主体，拥有独立的人格，当然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从“非财产损害”的内涵出发，非财产之损害应视为一切无形损害，“精神痛苦”是其下位概念，所以，精神损害赔偿包含却不等于精神痛苦。既然法律没有明文限制精神损害的内容，则法人作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民事主体，因人格权遭受侵害所生的无形损害理应与自然人一样得以请求赔偿。否则，是对其人格的否认。

第二，作为民事主体，法人具有独立的人格，其表现为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行为能力的享有，以及独立地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但本质上是一定的人和财产的集合。因此，同自然人一样，法人也有自己的以自然人的思维能力和心理状态为基础的法人意志。“只不过受法人支配的行为能力是由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及其工作人员实现。这个道理有如‘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一样毋庸质疑”。故，法人理应享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第三，赋予法人以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具备实践经验的。1978年的《匈牙利民法典》指出，如果一个侵权行为使一个法人在经济上受不利影响，侵权行为人还应对非财产权上的侵害负责赔偿。可见，确立法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既是现实所需，也具有实践的可行性。

而否认说则主要提出以下反驳意见：

第一，法人作为民事主体之一，虽然被法律赋予民事权利能力，但其终究不具备公民固有的思想或心理活动，自然无法似公民般地感知生理、心理上的悲伤、苦痛或者恐惧。既然无精神痛苦可言，自然不可能存在精神损害，便无所谓之赔偿。

第二，在市场经济的客观环境下，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及荣誉权遭受侵害后，诚然会导致利润的减少。但是，这一种损害在本质上属于财产性损害，能于未来被确定，却无法体现出精神特性。故而，对于该损失，全然可以运用财产损害赔偿的方式予以弥补。可见，不支持法人具有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与否认法人的人格权之间并没有逻辑必然性。

第三，纵然法人是由独立的自然人之个体所组成，但侵权行为作用于法人人身权而间接造成其内部成员（领导或职工）的精神损害，并不能直接转换为法人的精神感受。此时的救济，只能由受害人以个人之名义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予以解决。

第四，确立精神损害并予以赔偿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从逻辑上来看，自然人与法人尽管社会价值相似，但人文内涵不同。作为一种价值选择，精神损害的概念强调的恰好是自然人人格权中的人文内涵，强调自然人人格权中具有“人权”属性的精神价值，这是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所具有的人文关怀的一面。把法人人格权受到侵害时发生的非财产损害与自然人的精神损害等量齐观，显然不恰当。

四、结语

笔者认为，承认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既是现实所需，也拥有法理的支持。

首先，法人与公民平等地作为民事主体是被民法所承认的，尽管二者所享有的民事权利并非一一对应，但《民法通则》第120条从原则上表达了对公民和法人之人身权给予保护的意向，这是一种平等的保护，在保护的机会、范围以及力度层面都应当平等。《侵权责任法》赋予公民就救济个人人身权利的方式有二：当通过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精神抚慰方式无法补偿公民的精神损害时，提起精神损害赔偿即成为补充手段。而在司法实践中，有关法人名誉权案件的判决却不能显示出对法人的全面保护。（见表1）

表1

时间跨度 原告胜诉

案件总数 精神抚慰

形式责任 名誉损失赔偿

（精神损害赔偿）

1980.3.10-2001.3.10 22 请求22 请求2

支持22 支持0

2001.3.10-2012.3.10 16 请求16 请求3

支持16 支持0

据上表可知，司法机关已然认识到法人存在精神损害，并于实际支持以精神抚慰的方式给予救济，然而，其又明确反对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刻意造成平等的两主体在权利救济方式上存在差异，这是对《民法通则》原则的公然违反。一言以蔽之，法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否可行，如今已不在于其是否具备法理上的支持，而在于司法机关是否愿意踏出实践的一步。

其次，否定说桎梏于以结果推论目的，颠倒制度设计的因果关系，是其无法理解法人之精神损害的重要原因。公民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民法为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利这一目的而设计的一种制度的结果，制度是达至目的的一种手段，却不能全然代表或取代目的。判定某一新制度是否具有生命力，关键在于判别其是否有利于特定目的的实现。法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完善法人权利保障之必须，亦是维护民事主体间平等性的重要手段。故而，以公民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为标准，反推出法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无益于公民权利的保护，从而加以否定，是明显错误的。

再次，否定说除了没有认识到精神损害中应当包含“精神利益的损失”这一点外，还对“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存在误解。人的健康的精神状态是非物质性的，是不可量化、不可买卖的。精神损害赔偿作为一定数额的货币的集合而存在，其本身不是用来买断自然人受伤害的精神状态（如恐惧、痛苦等），而旨在弥补不良精神状态产生后所带来的未来生活上的不利益（如工作效率低下造成个人收入减少）。法人纵然不存在生理上的精神痛苦，但必然存在人格权（如名称权）被侵害后而导致的未来生产上的不利益（这种不利益非为对固有财产的直接侵害）。但是，同样是面对未来状态下的不利益，自然人能得以物质赔偿，而法人却只能争取精神慰藉，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最后，否定说认为，尽管根据德国的“渗透理论”，法人所遭受的精神上的不利益会达至自然人，造成其内部员工的精神损害，但该损害只应由自然人于将来独立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以救济。这种观点看似走出了理论的瓶颈，实则走入了实践的悬崖。法人内部员工精神损害之不利益往往出现于侵权行为结束后的一段时间，且侵权行为侵犯的客体是法人的人身权利，而非直接涉及自然人，因此，员工提起精神损害赔偿之诉最大的障碍便在于侵权因果关系的举证，而这本身近似于“纯粹经济损失”问题，尚悬而未决。此外，众多的员工若均提起侵权之诉，势必造成司法资源的短缺。

综合观之，以承认法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来救济法人甚至于员工的精神损害之不利益，是现阶段最为便捷且高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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