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走向及其原因

[关键词]帝制消亡，军阀政治，党治，重建国家

[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7）05―0003―06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个“天崩地解”然后又重新“天下一统”的时代。既然“天崩地解”，说明传统政治模式已无法维持。而回归“天下一统”，说明中国内部蕴含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使中国不会瓦解或一直四分五裂，也不会被各列强肢解或被某一列强独占。但是，以什么模式或方式重建“天下一统”，却是历经徘徊曲折。所以，在这短短几十年里，多种政治模式曾被拿来一试。另一方面，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政治变动，也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文化传统、现实各种政治力量、国际格局，都会对中国政治模式的选择产生复杂的影响，而更强有力的模式会在现实竞争中胜出。重建“天下一统”类似中国传统的兴衰分和演变，中国历史经历了多次这样的演变，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则主要是中国应对“变局”的产物。

本文主要就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发展、政治走向及其原因作一初步解析，以图深入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

一、传统帝制的弱点及其覆亡

1911年以前的国家体制，仍是魍尘主制，不是现代国家体制。

中国传统的专制君主制，如果从秦始皇开始算起，已经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这种政治模式以君主为核心，以官僚机构为辅佐，并有三纲五常等理论为支撑。漫长的中古时代，朝代虽多次更迭，但此种政治模式大体不变，足见其在中国有相当强的适应能力。换一个角度看，在传统社会里，君主制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经济文化的繁荣、大一统的局面，以及庞大的疆域，应与专制君主制有密切关系。

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运转却失灵了，在列强的冲击下，中国反应迟钝，一再被动挨打，割地赔款，丧失，甚至面临被瓜分的境地。这些又都和传统君主制有关。传统君主制或帝制有如下一些弱点或特点：

1.最高权力垄断封闭带来领导人能力萎缩。

君主之位，必在家族内继承，这是君主制的根本。但是，一个家庭或家族内，绝不可能代代都适合做政治领导人。我们观察中国历史上的朝代，第一第二代君主往往雄才大略，既牢牢控御权力，又把国家治理得比较好。但到后来则每况愈下。鲁迅笔下九斤老太的口头禅，叫“一代不如一代”，这用来描述历代历朝君主们，再形象不过。何以如此？第一第二代君主，往往起自民间，或曾任官员，他们知晓民间疾苦，明了人情世故，有残酷政治斗争的历练，有能力、有手段。但是，君位继承出自封闭的一家一姓，后代君主长在深宫，平日接触的无非是太监、宫女，那是变形了的社会，与丰富的姿态万千的真正的社会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即使有授读师傅的教导，那也往往是纸上谈兵。后代君主的能力、政治智慧萎缩是必然的，是哪个朝代也逃脱不了的。处在权力顶峰的君主能力的萎缩，必然会对政治运行带来深深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人的性情多种多样，有的人有才华，却对政治对权力不感兴趣，如果生在帝王家，就要被迫从事自己并不喜欢不擅长的掌控权力的职业，其后果往往不妙，中国历史上这种例子很多。近代中国反应的迟钝，固然有多种多样的原因，而君主能力、视野、政治智慧和进取精神的萎缩，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君主制在近代暴露的问题，所以其他特征如思想控制、统治者与精英的结盟，笔者就不再讨论了。

2.国家与社会的分离。

传统君主制虽被今人称为“专制”，但与现代国家体制比，其实是一种很松散的统治。因为历代王朝都是靠武力而不是契约建立，王朝政治与百姓意愿及日常生活是相对分离的。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与社会近于不相干，老百姓完粮纳税之后，几乎与国家（或官方、政府）不再有关系；反过来，君主只要保证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转和社会的大体安定，也不再需要做什么，所以中国自古有“皇权不下县”的说法。此种体制社会动员能力极低。对于百姓来说，王朝的兴衰或更换，和他自身的生活没有多少关系。“朝”不是百姓的“朝”，“国”也不是百姓的“国”，或者“国”只是朝廷和大臣们的“国”，百姓既无权利，也无义务，更没有我们现在说的国家观念。正因为如此，对一般百姓来说，鸦片战争以来的对外战争只是朝廷的事，因此大多对战争漠不关心，朝廷无法动员民众支援战争，再加上中国经济落后，军队落后，所以总是遭人侵略，在对外战争中一再失败。

3.追求稳定变易难。

传统君主制追求的是社会的和谐稳定，现存统治的稳固，大一统，而不是社会的发展，不是和别的国家竞争，当然更不是近代西方国家强调的保障人民自由。无论其政治架构、军事体制还是意识形态，都是如此，而且越是中古晚近越是如此。这种体制，造成了我们民族的惰性，就是偏于守成，不愿改变。一般来说，每个朝代建立之初定的规矩、制度，在这个朝代中后期很难被打破，而社会问题逐渐积聚无法解决，最后只好改朝换代，而新的朝代又会走前代的老路。虽然大《易》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说法，但统治者和绝大多数精英秉持的原则实是“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研究晚清史，“祖宗之法不可变”“只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是最常见的陈词滥调，这正是近代中国改革难、发展难的主要原因。所以鲁迅才说我们这个民族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甚至流血也未必办得到。正是这样的原因，君主制下无法解决“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带来的问题，君主制没落是必然的，除非其自身能有大的改变。

4.政治组织的原始性。

这里的政治组织，主要指政府架构。比如，其行政机构的设置，常常不是为了更好地管理社会，而是为了保证皇权，所以让各机构之间互相牵制很重要，哪怕牺牲管理效率。现代国家机构设置的原则，需要分工明确，权责清晰，一机构一职责权限，机构内部也是如此，即所谓科层制。但是中国传统政府机构，常一事务两机构或多机构负责，互相牵掣推诿为常态，这样才能保证皇权。另外，有不少现代国家事务却未设机构管理。这样的事例太多了。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国家体制无力应付新的挑战，无力应付此种变局。我们看改革之所以一再拖后，除了精英阶层思想的保守和迟钝外，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中国传统的政治架构。而精英阶层的保守，其实也和传统的政治架构息息相关。这里暂不讨论这个更复杂的问题了。由于改革的迟延，中国面临的问题愈来愈重，最后君主制只能退出历史舞台。可以说，是列强的到来提早结束了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和国家体制。

也许有人会质疑，传统国家体制不是延续了两千年吗，不是有相当强的生命力吗？其实，即使在传统社会，也有王朝体制解决不了的问题。现实不是改变这种体制，而是通过改朝换代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即换一批执政者。而根本问题没有解决，过一段时间就会再改朝换代。

正因为传统君主制的问题，自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接受西方影响的知识人提出了种种办法以“修正”传统君主制，“君民共主”即仿效立宪君主制是最常见的说法。直到日俄战争后，“立宪”模式被提上日程。如果最高统治者认清世界大势并且具有雄才大略和政治智慧，如果官僚机构生气勃勃有进取心，如果社会精英有足够的耐心，也许君主制度可以蜕变而度过危机，可是晚清最后几年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君主制连同清王朝一起永远地结束了。

需要注意的是，在当时中国大多数人的眼里，之所以要君主制，不是因为君主制不合理，而是因为君主制解决不了中国面临的问题，即李鸿章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所以，在专制、君主制、民主、共和、等问题远未讨论辨析清楚的情况下，君主制匆匆收场，这影响到君主制终结后对国家体制的选择。

二、昙花一现的军阀政治

如果说，传统君主制的极其迅速，现代中国的诞生却是难产。

前面说过，君主制倾覆以后，应该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程，也是国家重新统一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很艰难，而且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都不一样。这个历程经历了三个转换，即军阀政治、的党治、中共的党的领导体制。

清帝退位、君主制消亡后，民初同盟会一曾试图推行《临时约法》架构下的民主和多党政治，这就是宋教仁等致力的政治模式：实行政党政治，政党由具有共同政治理念的人士组成，并具有一定的组织体系，党的领导者完全由党内选举产生；共和政府实行政党内阁制，选举胜利的党执政，失败的作为在野党监督政府。这种体制，需要妥协精神，需要社会精英乃至民众的民主意识，更需要各派政治力量遵循游戏规则（宪法）和程序，也即法制意识，但民初这些条件都不存在，所以所谓的只不过是昙花一现。

随着宋教仁被暗杀，随着“二次革命”的终结，宋教仁理想的以来建构中国政治乃至现代国家的努力完全失败了。取而代之的是军阀政治。那么军阀政治有何特点呢？

1.军阀集团主要靠个人间的关系维系。

军阀是政治军事集团，但它与现代政党及一般所谓代表某个阶层的利益集团不同，没有系统的组织体系，不靠政治理念和信仰联结在一起，维系其集团的主要是个人关系。在北洋系，袁世凯是核心，北洋系的人要么是袁世凯一手提拔的心腹、老部下，要么是他的朋友。袁世凯就依赖这些人，在民国初这个旧的已去、真正新的又没来的时候建立了个人专权的统治。袁之后北洋各派系也大体如此。

依赖私人关系结成政治集团，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之一。从君主政治过渡到军阀政治，是顺理成章的，自然的。与宋教仁和民初坚持的民主政治不同，不需要特别的设计，也基本不需要一致的政治信仰。中国多个朝代行将灭亡之时，群雄并起争夺政权，而每个集团，也大体是靠人际关系维系。而最能吸引人才、武力最强悍、政策能吸引精英和民众的，往往是胜利者。

军阀集团没有现代政党的组织体系，权力私相授受是其最大的特点。与以及后来的共产党相比，此一特点造成其突出的脆弱性。

在君主制下，前一个核心人物也即君主去世后，正常情况下，接任的是其子嗣，除非想这个王朝取而代之，旁姓任何人无法觊觎君位，因此政局相对稳定。进入民国后，权力一般不能再父子相传（奉系例外），而由于军阀集团的私人关系特点，一旦核心人物亡故或出现问题，短时间内不太容易出现下一个核心人物，其所建立的派系极可能分裂内斗，这种争夺又极可能削弱此集团的力量。北洋系便是如此。袁世凯死后，无论是段祺瑞、冯国璋，还是曹锟、吴佩孚，没有人能够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北洋系首领，在厮杀与争斗中，极大削弱了北洋系，这也是国共的北伐战争能迅速击败北洋系的原因之一。

2.缺少政治信仰和意识形态的支撑。

君主制时代，中国政治上有“三纲”等历代逐渐发展“完善”的理论，这些理论以君主为核心并维护其地位，但也给官僚机构发挥作用的空间。一旦一个王朝建立并初步巩固，这些理论就会发挥作用，最大限度地维护此王朝的统治。

在意识形态上，北洋系一直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因为是民国，维护君主地位和权力的传统理论失去了效用，袁世凯维护个人权力时，所宣称的常常是“本大总统受人民付托之重”，也即强调他的统治符合民众的利益和愿望。即使在其推行帝制之时，也是强调君主制符合中国国情，并制造出人民拥护帝制的假象，而很难重弹以往的“三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以及百姓“食毛践土”须感恩戴德之类的陈词。另一方面，也因为是共和，北洋系不得不常常利用和强调共和这个招牌，议会、内阁这些共和国所拥有的形式，北京政府只能利用，p易不敢废除，这与其现实的专制和军人统治构成了无法摆脱的矛盾。

当然，说军阀没有政治信仰和缺少意识形态，并不等于军人集团没有一点政治理念。袁世凯就是个机会主义者，他愿意实行一些军事的、经济的、教育的改革，晚清时期他就是这样做的，而且比大多数地方官员做得好。在民初北洋系统治时期，鼓励和支持企业发展的措施也没有停止。但是，袁世凯也好，后来的军阀也好，更相信权力和传统的政治手段。换句话说，军阀集团是靠个人关系走到一起，而不是共同的政治理念。

因为缺乏政治信仰，军阀集团中人极容易被金钱、权力、地位收买，从一个集团跳入另一个集团，这也造成了袁世凯之后北洋政治极不稳定。

3.军阀主要靠武力维系其统治。

因为缺少政治信仰，没有现代政党的组织体系，也没有现代法治精神，武力和个人关系是其维系统治的主要手段。关于武力维系统治，以往谈论已多，此处不再赘述。

4.社会基础薄弱。

表面上，在被动应战的“二次革命”中，袁世凯的确得到大部分精英和民众的支持，至少是对他统治的默认，所以袁世凯能迅速取得胜利。但是这种支持是来自“非袁不可”和只有袁世凯才能控驭动荡局势的心理，不等于北洋系的统治就完全符合他们的要求和利益。民初新型绅士对袁和北洋系的支持，属于一种“准平等”的合作，正如晚清最后几年新绅士对清政府的要求一样，即一定程度上由主要是新绅士组成的国会控制政治。这样，袁世凯和他的部下，与暂时支持他的新绅士，有一种微妙的、脆弱的平衡。这种平衡支持他维持一种独裁统治，但是一旦他要打破这个平衡，比如要建立君主制，完全独享政权，就会失败。而经过晚清十年和民国十年两个十年新教育的发展，新知识人正逐步取代传统绅士成为新的精英阶层。北洋系无力吸引数量日多且政治能量愈益增加的新知识人，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新知识人或加入或加入共产党，成为“国民革命”的主体力量。

还有，在军阀政治这种体制下，社会动员和控制能力，比清政府的时候强不了多少，在对外问题上仍然是软弱无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军事政治集团的独裁政治，与君主制不同。君主制可以把一个推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宝座，军事独裁制不能。但是军事独裁制缺乏以往君主制那样的正统观念，所以政局更不稳定。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失去了核心，即使靠个人关系也难维持统一。很快便自相残杀，最后在国民革命军的打击下迅速失败。

王奇生教授曾言政权是弱势独裁统治，‘啪比而言，北洋军阀政治是更为弱势的独裁统治，甚至有的时候独裁都难以做到。

三、党一国体制，的以党治国

取代北洋系建立统治的政权，号称“党治”，曾被概括为“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与北洋系的军阀政治及中国传统的皇权政治相比，“党治”有如下一些特点：

1.有现代政治组织――统一的政党。

与北洋集团严重依赖个人关系组成集团不同，是一个具有一定组织体系的统一的党，由这个党实行“党治”。

党治党治，首先是如何建党，建什么样的党。同盟会及民初时期，都比较松散。同盟会是个革命党，在国外半公开，国内只能秘密活动，目标就是清政府。民初是按西方模式建立的公开政党，以竞选政权推行自己的治国理想为主要目的。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实际上变成了一个小团体，后来只能恢复为。20世纪20年代，按照孙中山在世时的设想，是仿效苏俄的建党方式，把建成一个战斗力极强的党，这个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信仰一致、行动统一，党魁独裁，党员朝气蓬勃，能适应革命和国家建设的需要。军队也要在党的领导下，建立党代表制，保证军队为党的主义而战。

但是实际上的比孙中山的理想打了折扣。有相当的组织机构，有一定的纪律，比之北洋系依赖个人关系维系，更有力量，也较能维系内部的统一。加上国民革命以后获得了正统地位，所以即使严重内斗甚至兵戎相见时，各方也还是打着的旗号。在这个旗帜下，军队也相对统一，社会动员能力也远比北洋系强。这也是为什么抗日战争经历这么多年，牺牲那么惨重，却能坚持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仍有严重的以个人关系为纽带维系团体的特点，这使得内部存在不同派系，派系之间互相斗争，争权夺利，严重削弱了的力量。

2.有一定的政治信仰――三民主义。

这个政治信仰便是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要打倒帝国主义，统一国家；民权主义要逐步过渡到现代民主政治体制；民生主义要谋求全体国民共同富裕，反对垄断。这些都胜过没有什么理论体系的北洋系。当然孙中山去世后，胡汉民、戴季陶、等对三民主义有不同的阐释。虽然孙中山之后三民主义某种意义上可能是个符号、标签、口号，但却有大量信仰者追随，甚至为此不惜流血牺牲。政治信仰的存在远比北洋系能吸引新知识人。有党，有政治信仰，造就20世纪20年代以后，有着远比北洋系高的凝聚力和对知识人的吸引力。

3.一党领导国家的体制。

这是党治最关键的地方，即如何实现党治。我们今天以后见之明观察，可以是党的组织治国，党的最高领袖治国，也可以只是党的主义或纲领引导国家。在1927年以后的政治实践中，这几条可以说是，又不是。

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在革命发生之后，应实行一段时间的“军法之治”“约法之治”，也即“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再过渡到“宪法之治”或“时期”。故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之后不久，就开始了“训政时期”，或党治时期，也就是垄断政权时期。

但是，对政权的垄断并不彻底，尤其是地方。在地方特别是县一级，党是党，政府是政府，党无力甚至不想控制地方政府。军队如何呢？党组织不能有效控制军队，尤其是非嫡系的军队。

对政权最大的麻烦是，在现实政治中它要坚持党治，一党独占政权，也即“训政”，但未来目标却指向。这造成了几乎无法解决的矛盾。不垄断基层政权，因为那是彻底的专制；相当多的时候不得不一定程度容忍异见的存在；当敌对的共产h、中间势力都要求结束训政，实行时，很难从理论上予以应对。

是否允许其他的党存在，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在统治的20多年里，政策有过很大变化。1931年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14条规定“人民有结社集会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但这个结社，指的是一般团体如商会、工会、学生会以及学术性团体，还是包括政治性的政党？民初时国民政府是不准其他政党存在的，但抗战时既然曾血战近十年的国共都合作了，其他的党自然也就被允许。可见执行上也是存在很大矛盾。

的政治运作，一直有两个指向或传统。一个是1912年宋教仁组织的传统，即以民主为目的，这样的党是比较松散的类似美国、英国的政党，能够聚拢党员的，主要是政见，这个党也不能垄断政权；另一个是学苏俄共产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格，思想一致，党魁专权。1927年以后的的运作，是个四不像。这样，比起中共，不能不处于弱势。

4.不稳定的一个领袖。

谁担任的领袖，也经过不少曲折。当开始试图按照苏俄模式改造的时候，也即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始时，孙中山是当然的领袖，因为同盟会时代能和孙中山的声望接近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都已去世。但是孙中山很快就去世，内论资格、声望，应以、胡汉民为较高，还有廖仲恺等。但、胡汉民两人都是书生性格，尤其，又都不掌握军事实权。有一定军事实权，但资格较浅，且领导军队方面也排在资格更老的许崇智之后。经历了一系列包括廖仲恺被刺等驮邮录后，崛起，但不服他的人很多。经十余年争持，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前才基本胜出。但并没有使嫡系之外复杂的各派系彻底臣服，直到败退台湾，挑战者、阳奉阴违者、形势不利时背弃者大有人在。

相比北洋系的强势，使其能够在国民革命中迅速战胜力量已衰的北洋系；但是其固有的弱势，又使其在与中共的决战中迅速失败。

四、中国共产党的胜利

凡学过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中共有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格的纪律、高度统一的信仰和坚强的领导核心。但其实中共的政治模式也有一个艰难的发展和转换历程。

1.从松散到严密。

中共系学习苏俄党而建立，但刚建立的中共还远非俄共那样的政党。就组织体系来说，中共成立时，组织还相当松散，且不说一大所代表的50多个党员后来去向多种多样，即使一大的13位代表也去向不同，有的人并没有参加后来中共的革命，甚至有人后来站到了敌对方面。

不过，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开始了向苏俄党的模式的发展和转变，其关键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如果说，曾努力学习苏俄共产党模式，以增强自己的动员能力、战斗能力，那么在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也经历了这样的转变，但中国共产党的转变远比彻底。经过1927年国共分离的考验，再经过近十年国内战争的锤炼，中共已发展成为组织严密、个人服从组织的革命政党。

2.从“国际的中国共产党”到“中国的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事事听命共产国际。此后一直到红军长征，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更换事实上都是共产国际决定的。连中共六大都是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进行革命斗争的策略，自然也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的。所以，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某种意义上是“国际的中国共产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听命共产国际是自然的。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这样一个大国，在外来力量的指挥下取得革命的胜利是极其困难的，甚至不可能。但是，1934年以后，出现了转折。经过长征的考验，经过遵义会议，，到中共七大，中共已经完全独立地处理自己在革命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复杂问题，而且比共产国际的指挥做得更好。最重要的是，这一系列变动，最终形成了为首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与这样的转换是分不开的。经过20多年的发展和转换，中共成为组织严密、纪律严格、信仰坚定、领导核心坚强、行动统一的党。中共实现了充分的有效的社会动员，这种社会动员能力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没有达到的，也是较为松散的所无法比拟的。所以在1946年以后的战争中，仅以三年时间，就击败了貌似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