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的方式面对死亡

1975年，被公认为“当代最重要的理论批评家之一”的美国作家、著名女权主义者桑塔格发现自己罹患乳腺癌，医生告诉她活下去的几率只有百分之十，她选择了极端的治疗方案――根治性切除术，结果奇迹般地幸存下来；1998年，她第二次罹患癌症，这回是子宫癌，却再次生还。一般人连一次幸免的可能也没有，桑塔格却接连两回从鬼门关逃了出来，这让她总觉得自己“与众不同”。凡事度得过是节，度不过则是劫。两回将劫变成节的桑塔格，第三回却失掉了免死金牌。2004年，她患上了特别严重的血癌，类似白血病，需要做骨髓移植才能求得生路。不过，对已经71岁的桑塔格而言，“这并非一条充满希望的途径”。不知是否巧合，多年前桑塔格为撰写《作为疾病的隐喻》时给白血病做了这样一条注释――癌症中唯一一种干净的死法、唯一一类能被浪漫化的死亡。

被告知罹患血癌其实意味着被告知死亡。困难不在于人如何面对死亡，而在于如何面对死亡前的生活。换句话说，如果活着的意义已然失去，如果自己的名字已然被列入死亡名单，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又该怎样将剩余时光打发掉？是讷讷无言地静候还是哀嚎啼哭地挣扎？是终于知道我们真的没什么与众不同还是仍旧盲信自己能死里逃生？生命的本质当此暴露无遗，而人性的本质也随之无所遁形。在桑塔格的儿子、作家戴维・里夫记录母亲最后岁月的回忆录《死海搏击》中，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暴露，也读到了这样的本质。

“要正视癌症，就当它只是一种病而已――尽管是一种重病，但也不过是一种病而已。它不是上苍降下的一种灾祸，不是老天抛下的一项惩罚，不是羞于启齿的一种东西。它没有‘意义’。”这是早年桑塔格吐出的顽强言辞。与其说她揭露了癌症的本质，毋宁说它凸显出这样一句潜台词――癌症只是一种病，而病是可以治愈的。但如果癌症成为死亡的别名呢？我们还能坦然认为这只是“一种病”吗？它真的没有“意义”吗？

因此，戴维《死海搏击》的最大意义在于让我们看到那个早先仅仅视癌症为“一种病”的桑塔格，这回终于俯首确认自己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而是与芸芸众生一样恐惧死亡。

我们看到她在身体检查前“一遍又一遍地说很可能什么事都没有”，戴维也空洞地重复着这句话，互相给予廉价的安慰。等到医生不加修饰地告知真相时，她所能做的只是“沉默”，唯一的反应只是不断地叹气。忽而极度狂躁地失眠、紧张，忽而蓬头垢面地昏昏欲睡，公寓里仿佛“有死产儿的鬼魂在凄厉地尖叫”。向来对体育赛事不感兴趣的桑塔格，在诊断出血癌之后，却对同样身患癌症的环法自行车赛冠军阿姆斯特朗的故事热衷不已。咄咄逼人的桑塔格即便挑战死亡也绝不坐以待毙，从不满足于仅仅接受提供给她的治疗方案，而是四处寻找能够改变状况、让她获得更大存活几率的专家，即便只是徒劳，却仍然如此。她虔诚地相信科学能给予她缓刑的可能。我们可以将这理解为对死亡的恐惧，不过我更愿意将其看作对生活的眷恋――她还有那么多东西要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