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维映:一个迟来的故事(二)

新的战斗

两个月后，在金荣贵的努力下金维映被释放出狱。金维映出狱后，住在相对安全的镇海老家。不久，她的伤渐渐养好了，然而，她与组织失去了联络，所以觉得自己是一只失群的孤雁，心里空洞一片。

看着她日不甘味夜不能寐的模样，她的爹娘深为担忧，但又不便多劝慰。老人知道，此刻女儿沉浸在悲愤之中，她心中的痛苦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更不是劝慰就能减轻的。

这样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晚上洗完饭碗后，金维映对父亲说：“爹，女儿要去上海了。”

“做什么去?”爹不安地问她。

“朋友介绍我去做家庭教师，我想去挣点钱。”金维映平静地回答。

“怕不是为这事去的吧?”金荣贵说。

“爹，女儿这条命是拣回来的，我应该让它变得更加有用，这么多同志为革命牺牲了，我怎能躲在家里过太平日子?不实现他们的理想，他们地下有知能安息吗?女儿的心能安宁吗?”

听了女儿的话，深明大义的父亲只是猛烈地吸着老烟不再说什么。自女儿参加革命后，金荣贵也接触了革命道理，定海公民招待所里常住共产党人，金荣贵总是想方设法保护他们，为他们守门望风，知冷知暖地像父亲一样对待大家。金荣贵知道，只有共产党才是穷人的救星，所以当敌人把他逮捕后他什么都没有说，宁可死了也坚持着不说一句话。

然而他已是一个老人，金维映又是她惟一的女儿，他不舍得她走呀。但是他还是哽咽地说了一句话：“你放心走吧。什么时候动身?”

金维映要上路了，父亲送她出门。

打开门，门外漫天大雨。

“爹，多保重。”她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就一头扎进风雨中。她没有回头，她怕父亲看到她脸上的泪水。

到上海那天深夜，天还下着雨。金维映冒着雨穿街过巷寻找党组织，几经辗转终于找到了。后来，她又在岳州路一家小学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以小学教师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同时也以此职业来维持生活。这时她又起用了上小学时用过的名字“志成”，但大家都喜欢叫她“阿金”。

1928年6月，金维映接替蔡畅，成为江苏省妇女委员会书记。

此时的阿金，经历过大革命的锻炼和大革命失败后的严峻考验，已成为一个更成熟更坚强的革命者，机智能干，富有经验。他认为要发动妇女起来斗争，首先要做她们的思想工作，为此她担任了女工夜校的女教员，利用晚上天黑到党在闸北区办的平民夜校讲课。

平民夜校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就创办起来了，当时主要是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1920年还在上海纱厂比较集中的地方办了面向女工的劳动补习夜校，旨在组织工会。

“四一二”前女工夜校的活动，除了上课，还开展很多社会活动，如上街讲演、唱歌。即使是上课，也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宣传进步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1928年是革命的低潮，一切都必须秘密进行。

天黑后阿金去女工夜校讲课，路过女工居住的低矮草棚，她低下头躬着身到里面去，一看，心都缩了起来：这是什么地方呀!

这是破草席和破篾片搭的窝棚，一个紧挨着一个。上海人称这种窄小的窝棚为“滚地龙”。窝棚八面透风，潮湿阴暗，连身体都站不直。“滚地龙”集中的地方就是棚户区，是最下层劳动人民住的区域。当时棚户区流行着这样的一首歌谣：

我伲穷人真伤心，

住么住格滚龙厅，

关么关格芦芭门，

门闩用格茅草绳，

门搭用格布条筋。

借着昏暗的灯光，阿金再俯身看看桌上吃的东西，都是些烂咸菜，霉米粥。营养不良使女工们一个个面色蜡黄。金维映拿出一些钱塞到她们的手里，叫她们买些好吃的来吃。

就像在舟山看到盐民老婆一样，责任感让阿金吃不下饭，睡不稳觉，她暗下决心一定要进一步唤起她们的觉悟，领导妇女们为争取切身利益而斗争。

金维映柔美的外表和富有亲和力的性格，让女工们非常喜欢。每当听说她来上课，大家就不顾多远多累都会来听课。第一天见到阿金，她们问：“金先生，你是哪里人啊?”

金维映回答说：“我是舟山人呀。”

“听说舟山鱼很多，是吗?”

“是呀，有好多鱼呢。我给大家来唱一段鱼名谣，好吗?”

“好呀，金先生快快唱给我们听。”

金维映就唱了起来：

“镘鱼长、昌鱼扁，

梅童头大身体短。

飞鱼飞，锱鱼跳，

带鱼贪吃容易钓。

墨鱼黑来带鱼亮，

鳓鱼肚皮像快刀。

乌贼乌，头上两根须，

背着砧板游江湖。

黄鱼头大，白鳊嘴小，

海蜇呒眼水上漂。

琵琶鱼懒，海鲢鱼唱，

箬鳎眼睛单边生。

金维映一口气唱完。听了她唱的鱼名谣，女工们都兴奋起来。接着她又讲了一些鱼的吃法，比如带鱼吃肚皮，黄鱼吃下巴等。

金维映随后说，可是渔民抓鱼生命没有保障，他们风里浪里抓得的鱼都被渔霸霸占，自己吃的都是些臭鱼烂虾。他们的老婆呀实在苦，我们那边是这样唱渔民老婆的：

鹁鸪咕，咕咕咕：

渔民老婆实在苦。

头戴青蓝布，

破裤露屁股。

喝喝臭鱼卤，

吃吃六谷糊。

脚踏黄泥路，

困困板凳铺。

女工们听后感叹道：“原来渔民的老婆也这么苦呀。唉，做女人真苦!”

金维映接着说，女人是最苦的人，女人没有任何权利，只有做牛做马的份，这个世界是因为有了女人才有的，但是社会却看不起女人，女人生了女婴后却要把女婴溺死，女人不值钱，给人家做小老婆，女人有一点越规就要被沉塘。

“咱们再看看，纱是女人纺的，衣是女人做的，人人都要穿衣穿鞋。可是我们得到了什么?所以我们要为自己争权利求解放。”

金维映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妇女受几千年封建政权、封建礼教的束缚，妇女们应当觉醒，团结起来打烂旧体制、旧礼教，争取解放自己，争取自己的利益，建立起妇女的尊严，而妇女要解放首先要学习，有了知识才能懂更多的道理，更加坚定反对不平等的决心。”

她本是一个从事教育的人，因而讲起课来非常生动，富有条理，句句话说到大家的心坎上。“有钱有势的人，不愿意无钱无势的人有知识，男子不愿意女子有知识。因为穷人如果有了知识，就会觉悟到自身所处的现实而要发起反抗运动，就要脱离有钱人的掠夺和压迫；女子如果有了知识，就觉悟到自身所处的苦痛，生出反抗行为，不甘心做男子的奴隶和牛马。所以有钱有势的人对穷人实行愚民政策，男子对女子实行愚弄政策。”

听了金维映的这番话，女工们异口同声地说：“金先生说得对极了。”

金维映接着说：“数千年来，所有一切教育权都掌握在有钱有势的人手中，都掌握在男子的手里，穷人和女子们受到法律、社会、经济的种种限制，不能取得读书的机会。所以教育变成了特权阶级的特权，学校变成了他们压迫和欺骗民众的工具。所以说，开创平民学校是实现新社会的第一步，在中国是一个破天荒的大事。过去社会只为贵族女子设学校，不为平民女子设学校，现在的夜校则完全是免费义务为你们提供教育的。”

她还向女工讲解了妇女运动的发端，介绍女权参政运动和基督教妇女运动的局限，然后意味深长地说：“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才能成为妇女运动的主导。”

女工们听了她的话，对前途和斗争充满了信心。她们说：我们一向只叹自己的命苦，现在听了金先生的一席话，说明命不是一成不变的。幸福是要靠我们自己去争取的，我们跟着金先生，去争取自己的合法权利，向资本家展开斗争。

来夜校读书的大多数人是丝厂女工，有许多人都秘密加入了共产党，金维映和上海总工会干部徐大妹等，又发展了许多女工入党，为在上海丝织厂的总罢工作了组织准备。

发动女工

上海的女工以丝厂的女工人数最多，丝厂女工受的剥削比男工更为惨重。

在此之前，随着工人阶级运动的兴起，上海曾爆发过多次丝厂工人罢工运动。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中，1922年8月，泰来丝厂工人首先起来罢工，有38家丝厂女工参加罢工斗争，向厂方提出减少工时、增加工资的要求。附近各丝厂女工纷纷响应，但是由于女工当时斗争经验不足，罢工领导权被一个叫穆志英的女工把持了，以她为首挂牌成立了一个黄色工会。工会的人坐在办公室里谈谈笑笑，和资本家串通一气欺骗工人。穆志英等被中外资本家所收买后，勾结在一起对付罢工的女工，后来她还和警察勾结，派来大批军警镇压女工，致使罢工以失败告终。

以后的丝厂女工的罢工运动由向警予领导。1924年6月的大罢工中，有14家丝厂女工参加，这次罢工取得了胜利。

这次领导104家丝厂工人总罢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丝厂罢工，这是一项非常艰苦复杂危险的工作。金维映尊敬向警予，唾弃穆志英，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和坚定的革命性进行忘我的工作，领导女工们向穆志英展开斗争，取得了胜利。

当时丝委的成员只有5个人，金维映是书记，委员有留学生娄曼云、女工朱秀英和另外一位女知识分子，还有一位是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陈修良。陈修良和金维映是宁波竺洲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友。

在领导丝厂工人的罢工运动中，金维映与工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她走门串户，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在低矮的草屋里和大家一起唱《女工苦》的歌：

踏进工厂门，

自由被剥尽。

老板心太狠，

我伲像犯人。

黑心领班女工头，

凶暴又残忍。

做工稍不慎，

打骂重罚甚至赶出门。

女工告诉金维映说：“我们每天早晨三点钟起来梳好头，饭也来不及吃，就急急忙忙往厂里跑，有的时候因为小孩要吃奶，或者路远，进厂稍稍迟一步，厂门就关上了。一天不能工作，就被扣掉一天工资，所以我们在路上听到厂里汽笛一叫，好像魂也丢失了。”

另一个女工接上说：“我们这样早去，直到晚上六点半才放工，吃中饭的时候不过几分钟，不管天冷天热，总是吃冷饭，烧茧的污水拿来淘米，饭还在嘴里嚼着没咽下就又开始缫丝了。”

在大革命的高潮时，丝厂女工非常希望有知识的人为她们作主。

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金维映在虹口区租了两间厢房作为机关，每天在这里开会接头，研究工作。根据“机关要群众化和负责干部职业化、住机关不要革命化”的指示，女同志便梳髻子、穿绣花鞋以麻痹敌人。

当时和邓颖超也在上海，金维映和他们经常往来。

为了便于化装，金维映留了一头长长的头发，根据工作需要来梳理各种发型，有时她是长波浪披肩的阔太太，有时是挽了发髻的平民女子。衣着也经常变换，有时穿华丽的旗袍，有时穿朴素的短衣裳，金维映精于化装又能应付敌人，深为同志们所佩服。

为了安全起见，金维映又特意在闹市区找了一个旅馆，开了一个房间作为委员们更换衣服化装的地方。因为大家都住在各处，各人穿的衣服又不相同，多半不是工人的服装，例如委员娄曼云的公开身份是电器公司的老板娘，平时穿着高档时髦，所以要去工厂进行工作，必须以女工打扮。

为了工作，金维映又把母亲虞阿英接到上海。她的母亲来后，帮助她工作，除了为大家煮饭烧茶外，还看门放哨。

金维映的母亲虞阿英心地善良，深明大义，在家乡时经常照顾接济贫苦乡人，她虽没有文化却足智多谋，办事机敏果敢。贫苦乡人有什么疑难急事，或者碰到委屈找她商量，她总是尽全力出谋划策，抱打不平，天长日久便成为贫苦人家的主心骨，以致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师爷婆婆”。

在金维映心里，她的母亲很不平凡，母亲不但心地宽厚而且有本事，胆大心细。金维映自小就耳染目濡母亲的品性。

母亲看到女儿进进出出，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很是心疼，但是她又知道，女儿的身和心早已给了共产党，她的一切和共产党血肉相溶了。所以在为女儿担心的同时，她经常情不自禁地问陈修良的母亲：“革命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呀?”

陈修良的母亲陈馥和虞阿英在宁波时已经认识，一样有住革命机关的经验。她也像虞阿英一样，把革命同志视为子女一样关怀爱护。听了虞阿英的话，她也说，是啊，但愿孩子们都顺顺利利。

这个时候，在上海和女儿住在一起的还有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这些革命者的母亲为了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的牺牲。

女工徐大妹是总工会和女工部负责人。她是丝厂女工出身，熟悉丝厂情况，阿金经常和她混在一群群丝厂女工中间，到一家家丝厂去，在工人积极分子的掩护下考察女工的劳动情况。

当时正值盛夏，一进车间，衣服马上被汗水湿透。夏天是缫丝的旺季，可是这里的劳动条件极为恶劣，没有通风设备，又无劳动保护，车间里的温度达到40度以上。金维映看到在这闷热的工作环境中不时有人昏倒，但工头还是没有人性地对女工进行打骂。特别是一些不足10岁的童工站在开水锅前用竹刷子不停地搅拌蚕茧，手上脸上都烫起了水泡。等下班后再看看女工们的手，都被烫得惨不忍睹。她难过极了。

金维映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一阵阵发酸，眼泪忍不住落下来，她哽咽着对徐大妹说：“工人的生活不如牛马，这话一点不假，工人实在太苦了。”接着她又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发动她们起来与资本家斗争，要争取改善劳动条件，不准打骂童工。”

从茅盾所著小说《子夜》中可以看出，金维映在领导丝厂的斗争中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对立三路线是持反对态度的。小说写了女共产党员玛金(其原型即金维映)在地下斗争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思考，对她的上级蔡真和克左夫在发动丝厂工人罢工，特别是采取的策略上有不同看法。在经过几次斗争，工人处于劣势，不断有女工被逮捕时，她更与“左”倾领人导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作为玛金艺术原型的金维映是立三“左”倾路线的怀疑者和反对者，在党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她总是站出来阻止。

1930年以后，由于李立三的错误路线，使相当程度恢复的白区革命力量再次受到很大损失，使刚刚开始勃兴的革命力量又遭到重大挫折。(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