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中国封建地主制

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发生相当早，封建地主制度时期商品货币关系已相当发达，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却迟迟发展不起来，而且直到现代，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形的自然经济观念还常常困扰着人们。如何理解和解释这种现象，商品经济在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起了什么作用。它和商品经济之间形成什么样的关系？自然经济在中国封建地主制下是否仍占主要地位，它和商品经济之间形成什么样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杂志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的初步看法是：中国封建地主制下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但它已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比之典型的封建领主制，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要发达的多；但它基础虚弱，带有浓厚的封建性，主要还是服务于封建地主经济的，新的生产方式很难在这个基础上获得发展。本文是笔者学习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心得，是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分析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的尝试。为了说明问题，文章不能不涉及更广泛的方面，基本上采取了从一般到特殊的研究与叙述方式。

一

什么是自然经济？在当前讨论中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对“自然经济”使用了各不相同的概念；大叶家跃?渥骷业穆凼鑫?谰荩??斫飧鞑幌嗤?N颐堑奶致劬痛诱飧鑫侍馑灯稹?BR>

自然经济是商品经济相对而言的，这对范畴是对人类历史上社会经济运行方式的一种抽象，它们从生产要素的不同运行方式着眼来揭示社会再生产的性质。马克思说：

……自然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条件中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资本论》第三卷第896页）

这是对自然经济实质最基本的经典性表述，其它表述都是由此派生的。所谓“经济条件”，应即马克思经常谈到的“生产要素”，不是单指生产资料而言，而是包括了生产资料（物的要素）和劳动者（人的要素）在内。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任何社会中都是生产的要素，二者相结合才能进行生产；它们结合的特殊方式，是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根本标志。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区别的依据，不是生产要素的结合方式，而是它们在再生产中的运行方式。二者之间既有区别，也有一定的联系。在典型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用货币从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与自由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使之相结合进行生产，其产品全部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换取货币；这些货币（除资本家用以消费的外）用来再购买生产资料与劳动力，进入下一轮生产过程。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小商品生产者从市场购买生产资料和维持自身生存延续所需的生活资料。这两种商品生产，都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资本论》第二卷第226页）。自然经济下生产要素再生产方式与此不同。不但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不是从市场上购买的商品，而且维持生产者生存与延续所需的物质资料。基本上是本经济单位的产品；同时，生产资料也是基本上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从本单位产品中获得补偿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经济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这正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根本区别所在。人们常说自然经济的本质特征是自给自足，也应该主要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是就一个经济单位而言的[1] 。但自然经济可以在不同层次（如不同经济单位，不同经济部门，不同地区，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时代等）上表现出来；如果一个社会的基本经济部门中多数的经济单位都具有自然经济性质，使用价值基本上支配着社会再生产，这个社会的经济就属于自然经济。

自然经济既然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自然具有排斥交换和流通的一面，但它并不是绝对地排斥交换和流通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同一经济单位内部和不同经济单位之间的换工互助和物物交换可以包容于自然经济之中（参看《马恩选集》第四卷第298—299页）；不但如此，即使一个经济单位部分产品进入流通，只要这部分较小（例如是自用有余的部分），也不妨碍其为“真正的自然经济”（《资本论》第三卷第886页）。马克思还说过：“即使绝大多数产品直接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没有形成商品，从而社会生产过程按其广度和深度来说还远没有为交换价值所控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仍然能够产生。”（《资本论》第一卷第192页）因而，孤立地考察流通领域是不可能真正提示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本质的。马克思批评有人把人类社会的经济运动形式划分为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三种互相对立的形式，这不但因为“信用经济”只是货币经济的一种形式，不能构成与自然经济对等发展阶段，而且因为“人们在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这两个范畴上强调的并且作为特征提出的，不是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而是不同生产当事人或生产者之间的同经济相适应的交易方式”（〈资本论〉第二卷第133页）。交易方式之所以不足以作为区分经济运动形式的本质特征，是因为在社会经济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生产方式，而不是交易方式；后者是由前者产生的。因而，虽然确实有产品不进入流通过程的自然经济，但从根本上说，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区别，不在于产品之有无进入流通过程，而在于流通是否直接成为生产过程的要素对生产起支配作用。马克思在谈到自然经济中流通的特点时说：

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部门（按即自然经济性质的部门）起中介作用。流通过程使各生产部门通过一个第三者相互结合起来，流通过程这种独立化表明两个情况。一方面，流通还没有支配生产，而是把生产当作已经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还没有把流通作为单纯的要素吸收进来。（《资本论》第三卷第367页）

如前所述，在商品经济中，生产过程要经历货币转化为商品（用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或维持劳动力生存与延续所需的生活资料）和商品转化为货币（出卖商品，换取货币）这样两个流通环节，生产依赖于流通，流通已直接成为生产过程中的要素；如果从整个社会进行考察，在商品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在各个部门中的分配比例，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的。所谓“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就是指这种情况，在自然经济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基本上不是从市场上购买的，产品的大部分供自身消费（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在一般情况下，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只是自用有余的部分，因而流通是独立于生产之外的，并没有成为生产过程的要素；即使已有部分产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在这种情况下流通已是生产过程不可缺少的环节（如我国封建地主制经济下的自然经济，详后），但这只具有局部性质，流通远没有支配整个生产，因而在总体上不能改变其自我完成的再生产之性质；若从整个社会进行考察，在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条件下，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在各个部门的分配比例，基本上不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的。

由此可见，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之有无和多寡，对区别自然经济虽有一定意义，但两者更本质的区别在于：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中，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采取了不同的运动方式。就决定事物性质的基本方面而言，自然经济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因而是使用价值占优势的生产，使用价值不仅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且是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形式。商品经济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因而是交换价值所控制的生产，交换价值不但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且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在自然经济或商品经济统治的社会中，价值规律作用的形式与范围差别很大；后者价值规律起了支配作用。在生产过程中，不但人与自然发生了关系，人与人之间也发生了一定的关系。在使用价值生产（自然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其自然形式表现出来的；在交换价值的生产中（商品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被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所掩盖的，这也可以作为观察和识别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一个重要视角。

如果说对自然经济的内容实质应作一元化的理解，那么对自然经济的表现形式则应作多元化的理解。不要把自然经济的范围划得过窄。如果认为自给自足是各经济单位内生产品和消费品品种和数量的一致，即本经济单位的产品不多不少正好满足消费需要，因而无须和其它经济单位发生商品关系，并以此作为自然经济的前提，这就会导致绝对化。我们知道，人类文明时代是伴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出现而到来的，从这时起，商品经济关系就不可能不或多或少渗进各个经济单位中，完全闭关自守的经济单位是难以存在的，起码金属制品和食盐就不是每一个经济单位都能自行生产的。即使是原始氏族公社，也存在着各氏族间婚姻和经济的联系，根据民族学材料，各原始共同体间基于自然条件和生产传统差异之上的分工所产生的朋友馈赠式交换，曾经发展到颇大的规模，并已转化为物物交换。[2] 这样，只有原始群时代各共同体间才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但即使这时，生产的不足和相对过剩经常发生，人们“饥则求食，饱则弃余”，也难以做到原始共同体内部生产与消费的完全平衡。可见，如果按照“自然经济平衡律”[3] 要求，势必把历史上的自然经济的圈子越划越小，以至于无。马克思说过：“经济范畴只是这些现实关系的抽象，它们仅仅在这些关系存在的时候才是真实的。”（〈马恩选集〉第四卷第325页）上文提到，自给自足应从生产要素在经济单位内自我完成的再生产理解。根据这种理解，自给自足经济单位中产品虽然基本上是自我消费的，但不排除自用有余或部分商品生产产品进入流通过程；同时，它注意了劳动力来源与再生产中的非商品性质。我们主张这样理解，不仅因为这是马克思说过的，主要是因为它符合历史上该类经济形式的真实关系，反映了自然经济的本质，同时，具有共同实质的经济运动总是以各种不同的、丰富多彩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把其中一种形式的某些特征夸大，以偏概全，是不可取的。马克思明确指出，自然经济有“各种极不相同的形式”，“象秘鲁印加国那样完全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只是其中的一种（〈资本论〉第二卷第133页）。他又谈到在使用价值控制的经济中，是可以包容部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可见，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主要是研究了比较典型的自然经济形式，但他们并没有把自然经济归结为单一的模式，并没有把自给自足的要求绝对化，这就为我们研究具有共同实质的自然经济的不同形式开辟了广阔的余地。

在我看来，自然经济至少可以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是全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其生产完全是自给性的，产品不进入流通过程（但不排斥原始商品交换——物物交换和前商品交换——朋友馈赠式交换）；第二类是半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其生产基本上是自给性的，产品自用有余部分进入流通过程，流通仍独立于生产这外；第三类是半开放型的自然经济，其生产过程是自给性的，但已有部分商品生产，流通已成为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但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前两面种类型属于“真正自然经济”，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较多，后一种类型属不完全的自然经济，马克思恩格斯涉及较少。但无论哪一种类型的自然经济，都是以自给性生产（就其经济条件的运行而言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为基础的，都是使用价值支配生产过程，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其自然形式表现出来的经济形式。

我赞成把自然经济的范围划宽一点，因为这可以更好地反映历史实际。但这宽也有限度。有人认为小商品生产可划入广义自然经济范畴。这观点有很深的见地，缺点是容易模糊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界限。正如自然经济有不同类型一样，商品经济也有不同类型。马恩列都把小商品生产列为商品经济的一种形式或一个阶段。如前所述，从生产要素的运行方式看，小商品生产基本上不是自我完成的，而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因而，显然不应该把它列入自然经济范畴。不过，它确实带有二重性。它既是以交换价值的创造为基础、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又保留了自然经济的痕迹，因而是不完全的商品经济。它的自然经济痕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劳动者维持其生存与延续的物质资料虽然主要从市场取得，但劳动者仍然是其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的劳动力不是商品；另一方面，产品虽然用于交换，而不是直接消费，但其目的仍然是为了获取他所需要的使用价值，即为买而卖，因而，生产者自身的消费，使用价值的获取仍然制约着生产过程。这就是说，在小商品生产中，流通并没有彻底支配生产过程。下文还将谈到，正是因为小商品生产的这种两重性，它不可能支配当时整个社会经济，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它只能作为自然经济的附庸存在。尽管如此，我们最好还是不要把它划归自然经济范畴，而应承认其为商品经济，虽然是初级的、不完全的商品经济。

总之，对自然经济应从质与量的统一、内容实质与表现形式的统一中去理解它。这种理解是相对的，但相对中有绝对；这种理解有宽泛的容量，但宽泛中有严格的界限。

二

用上述标准衡量，前资本主义时代，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均与自然经济并存，而后者始终居于主要地位。

一方面，这时商品经济已经出现，并有了一定发展。在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原始的商品交换——物物交换早就在氏族部落之间发生，并逐步渗入原始共同体内部，原始社会末期，手工业开始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产品用于交换的生产——商品生产由此出现，个人之间的交换成为迫切的需要并日益经常化，在这个基础上又产生了货币与商人，于是有了较为完整意义上的商品经济（包括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人类遂开始进入商品经济时代。私有制与阶级社会的孕育和诞生，与商品经济这一形成过程是同步并进的。恩格斯说：“文明进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马恩选集》第四卷第17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从阶级制度形成开始的文明时代就是商品经济时代；当然，这只能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从商品生产出现开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为止，在这大约五千年至七千年的漫长时期内，商品经济的主要基础是小商品生产，恩格斯称之为“简单商品生产时期”（《资本论》第三卷第1018—1019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前资本主义时代就是简单商品经济时代。[4]

另一方面，尽管这时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在某些时期、某些地区或某些部门甚至有较大的发展，但总的来讲，商品货币关系并没有占领社会经济的一切领域；或者说，自然经济在整个经济中仍占主要地位，因而从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看，仍属自然经济时代。

前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部门包括农业与手工业。在手工业中，虽然也存在为官府和大地主等消费服务的自给性手工业生产，但小商品生产已占相当大比重。农业的情形与此不同，小商品生产虽然存在，但自给性生产仍占统治地位。由于农业是前资本主义时代主要生产部门，这就决定了当时整个社会经济仍属自然经济性质。为了使问题简单化，本文只就前资本主义农业的自然经济性质作一些分析。

如前所述，判定一个经济单位之是否具有自然经济性质，不能单纯根据其产品进入流通领域之有无和多寡，而要全面分析其生产要素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运行方式。对前资本主义农业的分析也应遵循这一原则。

在前资本主义农业生产要素中，物的要素包括土地、农具、役畜、种子、肥料等。其中农具、役畜、种子、肥料等可归为一类，它们是物化的劳动。这些生产资料一般是本经济单位自行生产和补给的，只有由于某种原因自身不能生产时才向市场购买；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这部分生产资料停靠市场供给的情况有所发展。在前资本主义农业的各种生产资料中，土地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它既提供农业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者以立足地和活动场所。土地开始是作为一种天然财富存在的，劳动者很自然地以共同体为媒介去占有它，作为再生产自己的客观条件。这种情况在进入阶级社会后发生了变化，土地逐步变为私有财产。但这种私有财产往往是从某种共同体的特定关系中取得的，表现为封地、赏赐或某种“硬化”的财产；同时，土地所有权也总是直接或间接地与统治和服从的关系相联系。这些都使得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土地所有权总是带着“传统的附属物”，不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那样获得纯粹的经济形态（《资本论》第三卷第695—697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即使在土地成为私有财产的地方，它也仅仅在有限的意义上才是交换价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册第259页）不错，在有些场合下私有地产是可以买卖的，如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土地买卖相当频繁，这与前述情形有相当大的不同。但这种土地买卖仍然受到政治的、宗法的、社会的种种条件不同程度的制约，尤其是政治对土地所有权的转移与调节起着重大作用，因而这还不是土地私有权完全纯粹的经济形态，所以从总体看，作为农业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在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再生产中，或者没有卷入流通，或者虽卷入流通而有相当大的局限性。

农业生产要素中还有人的要素，即劳动者自身。在前资本主义农业中，物化劳动的投入是很有限的，生产的进行更多依靠活劳动的投入，也就是说资本的技术构成低，因而在生产诸要素中活劳动显得格外重要。所以，劳动者在再生产过程中是如何再生产自己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经济的性质。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两个明显的事实：第一，农业劳动者，不论是自耕农、佃农，还是农奴和奴隶，都不是他们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说，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不是从流通领域取得，或者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第二，农业劳动者仍然通过各种方式与土地联结在一起，有的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存在，有的通过对土地所有者的某种依附关系而占用土地，有的则直接是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在这种条件下，农业劳动者再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一般而言，是通过在他们实际占有或实际使用的土地上劳动，通过与自然界发生的物质变换而取得的，也就是说，直接地或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103页）。正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这种特点，从根本上规定了前资本主义农业的自然经济性质。

自耕农、佃农、农奴的情形很清楚，无须多说；只有奴隶的情形比较特殊，需要略作说明。当奴隶从事农业生产时，其自身再生产的生活资料一般也是他自己的劳动产品，但奴隶本身是奴隶主的财产，与工具、牲畜同列，他的劳动全部表现为无酬劳动，他的衣食表面上是主人给予的。为了从奴隶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劳动，奴隶主总是把奴隶的劳动强度增加到最高限度，而把奴隶的衣食供给减少到最低限度；奴隶劳动力的补充，主要不是依靠其自身的繁育，而是从外部取得，购买就是一个重要来源。因而奴隶劳动力的获取往往披着商品关系的外衣。但是资本家购买的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力（雇佣工人是其劳动力的所有者），这种购买要不断进行；奴隶主则是从奴隶贩子那里把奴隶一次购买下来，奴隶的人身连同其劳动力都是奴隶主的财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奴隶商品的来源不是流通，而是掠夺。我们知道，古代希腊罗马已由“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奴隶制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奴隶制度”（《资本论》第三卷第371页），商品生产是比较发达的，但正是在劳动者再生产方面反映了它与自然经济有着本质的联系。马克思说：

但是奴隶制度，只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象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产物占有。（《资本论》第二卷第539页）

由此可见，奴隶劳动力的再生产实质上不是商品货币关系，而是一种掠夺和实物占有。马克思把奴隶制经济和封建制经济一起列入自然经济范畴[5] ，这应是重要原因之一。从中也可看出，马克思并非仅仅根据商品流通与商品生产之有无，来判定该经济是否属于自然经济性质的。

总之，前资本主义农业中生产诸要素、尤其是活劳动这一要素再生产自己的方式，表明流通并没有支配生产过程，使用价值生产仍占优势。因此，在前资本主义农业中，实物赋税和劳役比货币支付和货币税占优势。再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人身依附关系等等，这虽然不同于原始共同体内部的互助协作关系，但也是以个人之间关系的自然形式表现出来，基本上没有被物（商品交换）的关系所掩盖[6] 。凡此种种，表明前资本主义农业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经济。

在整个前资本主义时代，农业不但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时代仍然如此），而且是人们的主要职业，农业人口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这个事实本身就标志着自然经济在整个经济中的优势。让我们再从社会分工的历史发展作些考察吧。最广义的农业即食物生产，是人类社会最古老、最基本的生产部门，在很长时期内，人类其他生产活动，如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制造等，完全依附于农业，因此，在原始共同体内部也就不可能有交换。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天然地就是一种自给性生产。后来，一些非农业生产活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于是才有了商品生产和共同体内部的交换。与农业不同，这些独立于农业的非农业部门（如各种手工业）自始就和商品生产联系在一起（当然不应反过来说这些部门完全是商品生产）。自从社会上出现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以后，完全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农业经济单位便难以存在，这就是说，农业中已不可避免地渗进了商品经济的因素；但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还相当低，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极其有限，独立的手工业在社会经济中占的比重很小，许多非农业活动仍然依附于农业，农业仍然是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诚然，不同农业经济单位的自给程度（从另一方面说，就是与商品经济联系的程度）是有差别的，从而可以把它们划分为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等不同类型[7] ，但终前资本主义之世，自给型和半自给型农业经济单位总是占多数。自然经济之转化为商品经济，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农业的“非农业化”过程。这包含着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生产活动从农业中独立出来，从而农业和农业人口比重下降，工业和工业人口比重上升并超过前者。列宁说：

因为在商品经济以前的时期，加工工业和采掘工业结合在一起，而后者是以农为主，所以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个工业部门同农业分离。商品经济不大发达（或完全不发达）的国家的人口，几乎全是农业人口，然而不应把这理解为居民只从事农业，因为这只是说，从事农业的居民自己进行农产品的加工，几乎没有交换和分工。因而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身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增加农业人口减少。（《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63页）

另一方面是农业生产活动本身从自给生产向商品生产转化。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农业生产变为商品生产的程度和与农业生产相独立的非农业生产的发展程度是一致的，“因为农产品就是按照这个程度变成商品，变成交换价值和价值的”（《资本论》第三卷第718—719页）。由此看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与比重本身，就可以作为衡量自然经济程度的标尺。以农业为主要生产部门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一方面是商品经济出现并有一定发展，另一方面是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这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二重性[8] ；这种二重性，根源于个体经济（主要指小农经济）的二重性。

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原始社会是封闭式的集体生产，前资本主义是半封闭的或半开放的个体生产，资本主义是社会化的大生产。所谓个体生产，是指以个体家庭为单位基本上独立地完成农业或手工业生产的全过程。从历史发展的次序看，先有个体小农，后有个体手工业者；而且，凡是个体生产占优势的地方，个体小农总是个体生产的主体。个体生产的两重性主要表现为个体小农的两重性。为了行文的简便，我们撇开了个体小手工业者，以个体小农为主要考察对象。

有些同志往往把小农经济的出现当作封建制甚至是封建地主制的前提和标志，似乎奴隶制下是以集体农业劳动为主，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个体生产的可能性在原始社会末期即已出现，并成为导致私有制产生的最重要的生产力前提。原来只是一种婚姻形式的对偶家庭这时演变为具有独立经济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它的出现成为文明时代开始的重要标志。无论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的农业，主要都是由个体农民经营的。“希腊……土地也主要是由独立的农民耕种的；成为例外的，是贵族和部落首领较大的田产，不过它们很快就消失了。在意大利，土地主要是由农民垦殖的；在罗马帝国末期，大田庄即大庄园排斥小农而代之以奴隶的时候，它们同时也以畜牧业代替了农业，而且象普林尼已经知道的那样，使意大利趋于崩溃。在中世纪，农民的耕作在整个欧洲占支配地位（特别在开垦荒地方面）。”（《马恩选集》第三卷第216页）。

有的同志认为马克思讲的自然经济单位是拥有大片地产和众多劳力的大规模经营单位，并不包括个体农户在内，这又是一种误解。其实，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谈到了个体农民的自然经济；在他们看来，个体农户不但可以成为而且在绝大多数场合下必然成为自然经济单位的（当然，这不应理解为其自身生产与消费的完全一致）。例如恩格斯谈到了自给自足的原始共产主义公社解体后出现的大小不等的家庭集团，“在自己的田地上生产他们所需要的几乎一切物品，只有一小部分的必需品是用自己的剩余产品同外界交换来的”，这些“家庭或家庭集团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资本论》第三卷第1015—1016页）。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农民家庭的小生产和自然经济”（《资本论》第三卷第1027页）。恩格斯甚至把前资本主义时代的这种农民经济称之为“农民自然经济的整个时期”（《资本论》第三卷第1016页）。[9] 从个体经济的发生看，个体家庭是从自给自足的原始共同体中分化出来的，当时商品交换还处于初始阶段，个体家庭为了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不能不把原属原始共同体的一些基本经济职能负担起来，在农业以外还从事多种经营，实行耕、牧、纺、织、缝等的结合；而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正是个体家庭得以产生的前提。个体家庭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在家庭内部按年龄性别实行分工，以便在这基础上从事自给性多种经营，这成为个体生产的重要标志。因此，可以说，自然经济是个体生产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小农经济天然地具有自然经济的性质。

这是从基本方面而言的。另一方面，由于个体家庭规模狭小，其产品又不可能完全满足自身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这就使它有必要和外界进行交换。同时，在个体家庭经济的最初发展中已出现超出家庭自身需要的剩余产品，为社会分工与商品交换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个体家庭的私有者资格，又使它有可能与外界进行商品交换。由此可见，小农经济与商品经济也有必然的联系。

以上两种经济成分的相互依存和相互斗争，推动着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总的趋势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由比较严格的自给性生产向小商品生产转化。但不能说前资本主义时代的小农经济从总体上已经完成了这种转化。虽然从事小商品生产的小农已越来越多，但多数小农仍以自给性生产为主，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小商品生产者。马克思在分析封建社会中拥有小块土地所有权的自耕农（这是小农经济的典型形态，最有可能发展为完全的小商品生产者），包括西欧封建社会后期大量存在的自耕农时指出，这种形态的存在，仍然是以农村人口在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绝大多数农产品供生产者本人消费为前提（《资本论》第三卷第907页）。可见，终前资本主义之世，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条件下，自然经济总是占居主要地位的。

三

以上分析也适合中国封建地主经济。自班固写《汉书•食货志》以“食货”概括国民经济，“食货”就成为整个封建地主制时期的正统观念。“食谓农殖嘉谷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食”指生产，反映当时的社会生产以食物生产（农业）为主要内容，因而它必然是一种自然经济。“货”指流通，包括商品流通（以布帛为代表，布帛在一定时期也可充当实物货币）和货币流通，反映了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突出地位。以这二者为代表的经济，正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

但中国封建地主经济有自身的特点。它自春秋战国之际开始形成以来，商品经济就有了巨大发展。《史记•货殖列传》对此作了总结，遍及全国的商业繁荣的都市和商业网络，各式人等逐利求富的活动，脱颖而出富埒王候的一批货殖家，……在太史公笔下栩栩如生，堪称中外经济史的一篇奇文。这样的经济形势，这样的经济思想，可能在典型的自然经济条件下出现吗？

如果考察一下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的再生产，不难发现，虽然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但是，第一，流通已是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第二，流通又是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显然，这已是一种半开放的不完全的自然经济了。

经典作家描述的西欧中世纪（主要指它的早期）的典型封建领主制经济，是一种半封闭型的自然经济。其特点是农民所从事的基本上是自给性生产，产品自给有余的部分（即满足自身需要并交纳地租后的剩余品）才转化为商品，这就是说，商品生产基本上不存在，或者说它“还只是在形成中”；与此相适应，商品流通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农民的再生产基本上不依赖于市场。因而，虽然欧洲中世纪已有与自然经济并存的商品经济，但从当时基本的经济单位——农奴经济及建立在其上的领主经济的内部看，则很难说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中国春秋以前的封建领主制情况与此相似，战国以来的封建地主制则与此大相径庭。当时农业经营者再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已有或多或少的部分经常要从市场取得，因而他们除从事自给性生产外，还有部分用于交换的商品生产。如据战国初李悝的说法，当时一家五口的个体农户，每年生产150石粮，其中45石用于出卖，以获得货币来购买其它必需品。这部分产品之成为商品，出于交换的需要，农民进行生产前即应有所计算和安排，因而不同于自给有余的出卖，属于商品生产。李悝没有把农民家庭副业估计在内，是不全面的。地主制下农民有部分农副产品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这是普遍现象。如果按自给生产和商品生产各占不同比例把农民划分为自给型、半自给型和交换型，那么，封建领主制下自给型农户（其自给部分包括其在领主庄园内取得的物质资料）占多数，封建地主制下则是半自型农户（其自给部分包括其在领主庄园内取得的物质资料）占多数，封建地主制下则是半自给型农户占多数。与此相适应，农副产品的商品率也有较大提高。当时的商业资本虽然基本上仍是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但流通已部分地进入生产领域，农民的再生产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市场。战国以来的思想家一般都承认农工商“通功易事”的必要性，并认识到市场有促进农业生产的功能。[10] 由于农民经济与市场条件的联系。谷物和其它农副产品的价格对农业生产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平籴”之类的经济政策遂应运而生。这些情况表明，在地主制下物质资料的再生产中，流通已是必要环节，与典型的自然经济确实有所不同。从存在部分商品生产和流通已部分进入生产过程看，封建地主制下的多数经济单位，已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

再看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情况。在西欧中世纪典型领主制下，领主的土地是从上级领主的封授中得来的“职田”，是不能自由买卖的“硬化”的地产，农奴被束缚于土地上，人身隶属于领主，农奴与领主的身份都是世袭不变的。这样，农奴在其土地上从事自给性生产的同时，也就再生产着他与领主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是“硬化”的，在其再生产中流通基本上不起作用。中国春秋以前的封建领主制情况与此相似，战国以来的封建地主制则与此大相径庭。关键的一点是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突破了原来“田里不鬻”的格局，农民的份地可以买卖。虽然如前所述地主制下的土地买卖仍然有其局限性，但这毕竟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并成为后来一切变化的起点和根源。与地权的流动性相适应，地主和农民的身份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农民可以上升为地主，地主也可能下降为农民。农民在物质资料再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他与地主的关系，这种关系的阶级实质虽然不变，但人事结构已非原封不动。在这种人事升降沉浮的生产关系再生产中，商品流通起着明显的作用。如果考察一下封建地主制的形成，问题就会更为清楚。在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地主并非直接从领主转化而来，佃农也并非直接由农奴转化而来。封建领主制度在频繁的兼并战争中走向衰落，而在兼并斗争中获胜的领主也转化为推行新制度的封建政权的代表，原来的农奴（在井田制下，这种农奴系由原来农村公社社员转化而来）则转化为对封建国家保留有一定人身依附关系的自耕农；这些自耕农的分化则形成了地主和佃农。商品流通成为促进这一过程的有力杠杆。在农民经常与市场有一定联系的条件下，部分农民可以通过商品交换积累财富、购买土地，另一部分农民则贫困破产，商人资本很快又介入其中，大大加速了这一分化过程。半开放式的自然经济为商人资本的活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商人的大量货币财富正是通过在流通领域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主要是小农）而积累起来的，而这些货币财富使他们有可能从农民手中购买大量土地，在商人盘剥下加速破产的自耕农则沦为他们佃户。这是地主制生产关系形成和再生产的重要途径。这个过程与资本的原始积累有某些相似之处，虽然其前提和归宿都各不相同。从这个意义上讲，地主的每块地产都浸透了农民的血泪。司马迁说：“以末致财，以本守之”，就是对上述情形的概括。这句话成为两千多年来封建地主制下人们恪守不渝的箴言；而“以末致财，以本守之”的事实，在这一箴言形成以前一定早已大量存在。汉武帝时，杨可告缗，没收商人土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汉书•食货志》），反映商人购买土地确是普遍的。秦汉时代的“豪民地主”的主体（起码是主体的一部分）应是由商人转化而来的。以上情况说明，地主阶级的形式以商品流通的发展为其重要前提，而地主制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也以流通为其媒介之一，这与典型的自然经济亦显然有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封建地主经济也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体。

我国春秋战略以来冶铁技术的跃进、铁农具的普及、牛耕的推广，使农业生产力水平空前提高，为这一时期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这是很清楚的，也是公认的。但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之所以有较大发展，还与当时基层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密切相关，从另一个角度说，也就是与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密切相关。如前所述，个体小农既孤立地从事自给性生产，又要与外界发生经济联系；而其自给的程度与方式（另一方面就是与外界发生经济联系的程度与方式）不但取决于自身的经济力量和结构（如耕织结合的不同方式），而且取决于其与外部、主要是地主经济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似乎容易被人忽视，现在就对此作一简略分析。

在西欧中世纪典型的封建领主制下，农奴经济与领主经济之间、农奴经济与农奴经济之间相互依赖，结合成一个封闭程度颇高的经济实体。例如，除了农奴经营的份地外，领主都有自营地，这些自营地是依靠农奴无偿劳动耕种的，而农奴也有某些需要一定程度上依赖于领主的手工作坊。当时实行三圃制，每块地的种植次序、播种与收获的日期，均为村社习惯所固定，休闲地和庄稼收获后的耕地就成了公共放牧地。农民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相当部分从村社公有地上取得。在独立经营的个体农户之上的封建庄园也是一个经济实体，庄园有内部的劳动分工，有共同的经济生活。这是一种二元结构，一方面，个体农户从事农副结合的自给性生产，另一方面，他们不能自我满足的需要相当一部分可以从庄园内部的互助换工或物物交换中获得解决。因而使包括各个个体小农在内的整个封建庄园的自给自足程度大大提高。庄园与外界极少经济联系，几乎“没有商业往来和交换，用不着货币”（《马恩全集》第二十一卷第449—450页）。不过这是就最典型情况而言，一般情况下西欧封建领主制经济中流通是存在的；为了区别于没有流通的自然经济，我们把这种经济称为半封闭式的自然经济。上述特点又与村社组织的保存有关。本来，在罗马帝国时期原始公社已经解体，商品货币关系也较为发达。西欧中世纪的村社，很大程度上是日耳曼人引进的。蛮族的入侵使生产受到很大破坏，村社适应低下的生产力得以延续，封建庄园正是建立在村社躯体之上的。看来，自然经济组织的封闭程度，是与带有或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系）之是否存在及其原始性之保存程度成正相关的。

我国春秋以前的封建领主制实行劳役地租制，农奴经济也与领主经济联结成半封闭的经济实体。除农奴的独立经济外，领主邑中也有共同的经济生活，有内部劳动分工。[11] 这种领地也是以农村公社组织为基础的；所谓井田制就是变了质的农村公社。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凝固的、世袭相承的。农民被分得数量相等或条件对等的份地，但同时被束缚其上，不得迁业。除了为官府或贵族直接服务的工商外，鲜见农村商品流通的记载。

春秋战国以后，地主制形成，情况为之大变，一切都“活”了起来。其基础和根源之一就是基层经济组织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亦即小农经济内外关系的变化。随着井田制的解体，在个体农户之上再也不存在一个半封闭的经济实体。就地主制的典型形态而言，佃农以交纳实物地租为条件从地主那里取得土地（有时还包括其它一些生产资料）的使用权，除此以外直接的经济联系就不多了。地主除了收租，并非都有自营经济；即使有自营经济，也不靠佃农服役，而是使用雇工或奴婢。因此，地主自营经济与佃农独立经济是两张皮，并不结成不可分离的经济整体。自耕农经济与地主经济之间更是这样。在个体农民之间，虽然存在着经济上的互助，但不像领主制下的农民那样有统一的耕作制度和共有的经济成分（如西欧中世纪农村有村社公有地；农民份地即使已停止定期重分，在一定程度上也仍是公有的，这正是敞地制实行的前提），因而不是直接依存关系。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农民也实行农副结合的自给性生产，就农户自身而言，其自给程度不一定都比领主制下的农奴差；但由于它上面不存在具有内部劳动分工和共同经济生活的经济实体，这些个体农户不能自我满足的需要就只能从市场求取解决。既要买进，就不能不有所出售，所以地主制下农民的农副产品，除满足自身需要外必须有用以交换者，即必须实行自给生产与商品生产的结合。与西欧封建领主制下封建庄园二元的自然经济结构相比，这是以家庭为本位的一元结构，这种结构虽然仍是自然经济性质，但对市场的依赖性比二元结构相对大些，从而成为半开放类型的不完全的自然经济。另一方面，比之封建领主制，地主制下农民有较大的经济独立性，有较多的经营自，他们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和被束缚于土地的程度都较轻，甚至有相对的“变业”自由。这又为他们适应市场需要进行生产或把较多产品投入流通领域，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

由此看来，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确实有着本质联系。这不但应从前资本主义经济或封建经济的一般性去理解，而且应从中国封建地主制的特殊性去理解。这就是说，由于社会分工形式的二重性，由于个体生产（主要是小农经济）的二重性，中国封建地主制和世界各国前资本主义经济一样，是一种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经济；同时，又由于中国封建地主制下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由于地主制下基层经济组织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的变化，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它的基本经济单位已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体，流通已成为生产过程中的必要环节，从而表现出与典型封建领主制明显不同的特点。所谓地主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主要应是从后面一种意义上说的。

应该说明，上文所说的西欧封建领主制，是指西欧中世纪早期典型的封建庄园制度。欧洲中世纪晚期，封建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地方类似我国封建地主制，但又有不少不同之处。这种变化过程，不属本文探讨的范围。

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自然经济是否仍占主要地位？中国封建地主经济与自然经济是否也有本质的联系呢？答案也应该是肯定的。不错，流通已是地主制下物质资料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必要环节，但这还带有局部的性质。在物质资料再生产方面，许多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仍然没有卷入流通；价值规律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劳动在各部门的分配虽有一定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12] 在生产关系再生产方面，通过政治特权（如封赐、强买等）获取土地仍然是地主阶级形成的重要途径。因此，从总体看，地主经济作为自我完成的再生产的自然经济的基本性质并没有改变。农业是主要生产部门，小农占人口绝大多数，实物地租仍是地主经济的主要剥削方式，再生产中人的关系没有被物的关系所掩盖等等，也反映了自然经济在地主制经济中的统治地位。这些上文已经提及，这里不再重复，只作一些补充。

首先，对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要有正确的分析。当时农副产品进入流通领域的数量的确是很可观的，但它们有的并非商品生产的产品，有的甚至不是自给有余的产品；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并非都是由生产力的提高所引起的。上文已经谈到，地主制下基层经济组织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的相对宽松给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余地，这种情形与特殊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相结合，更导致了商品经济的“超常”发展。我国春秋战国以后农业生产水平确实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农业生产仍然很不稳定，这既根源于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脆弱和不稳定，又与我国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相当严峻有关。我国自古以来灾害频仍，农产量的年变率很大，农民储粮手段又不足，以至出现丰年狗彘食人食、荒年道路有饿莩的现象。我国幅员广阔，各地自然条件差异很大，往往是此丰彼歉；因而产生地区间丰歉调剂的必要。农业又是季节性很强的生产，农民收获时可能有盈余，春耕夏耘时又会出现种食诸费的匮乏（在封建剥削条件下经常如此），这又产生了季节间供需调剂的需要。由于基层经济组织内部结构与外部关系比较宽松，这种客观需要加强了农民对市场的依赖。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国家对自耕农的赋役剥削、地主对佃农的地租剥削相当苛重，为了完纳租赋，为了保证再生产的继续进行，农民不得不勒紧裤腰事，压缩必要消费水平，尽量多向市场投放产品，为了应付燃眉之急，往往在收获刚刚结束就把产品（包括相当部份必要产品）贱价卖出，以后需要时再搞副业打短工换钱高价买回。这种挖肉补疮式的循环更增加了市场上的商品流通量。由于实行单一的谷物租，地主剥削得来的地租，也有相当数量转化为商品，以换取其他消费品；而这部分商品并非商品生产的产物。上述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活动提供了沃壤，而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又使上述情形十倍地加剧。在租赋、高利贷、商人重重盘剥下的贫困农民缺乏足够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往往从改事需地较少而商品性较高的农副业生产（如园艺、经济作物、采猎、编织、纺织等）找出路，或者充当佣工，他们的口粮和其它必需品也就在更大程度上取给于市场。在破产的威胁和逐利的诱惑下，一批批农民甚至直接走上“弃本事末”的道路。以上这一切都给商品经济发展以强大刺激。但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完全是反映了生产的进步，一定程度上毋宁说是生产不稳的结果，封建剥削的结果。以至出现这样的奇特现象：贫困农户对市场的依赖反而更大，社会经济发生危机时市场反而更加兴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产的增长并非总是同步的（虽然有时是如此），有时甚至呈现负相关；商品经济的表面繁荣（这种繁荣主要表现在流通领域）同生产发展所达到的实际水平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当封建剥削减轻或年成较好时，农民反而惜售农副产品，使“超常”的商品经济出现收缩的趋势，反映了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实质上没有脱离自然经济的轨道。

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不但基础相当薄弱，而且总是斩不断它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脐带。如前所述，封建地主制下多数农民与地主以经营自给性生产为主，但确实有些农民和地主经营的商品生产超过自给生产，这在封建社会晚期某些地区更为突出。不过深入观察即可发现，无论其商品生产如何发展，总要顽强地保持着或大或小的自给性生产的部分，并以自给生产作为商品生产的支撑和依托。所以，在这里价值规律的作用是很有限的，它受到了自然经济所决定的原则与机制的制约。举例说，《管子•国蓄》有这样的话：“谷贵则万物必贱，谷贱则万物必贵。”这在商品经济统治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但当时商品的主要来源是地主制下小农的农副产品，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当粮食丰收时，谷价虽贱，农民有较多粮食可卖，收入足供所需，其副业生产可以收缩，或把较多产品留作自用，产品投放市场数量较少，故谷贱万物贵。当粮食歉收时，谷价虽贵，农民没有什么粮食可卖，收入不足抵偿其各项开支，甚至还要买进口粮，这样，只好增加副业生产，把较多产品投放市场，以弥补生计之缺，故谷贵万物贱。这说明在当时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商品生产是自给生产的补充，副业生产是粮食生产的补充，其农副产品投放市场的多寡，主要不是取决于市场的需要，而是取决于自身的需要，即以足够换取自己不能生产的那部份物质资料和交纳贡赋为度，其副业生产规模及其产品投放市场的数量，则依据粮食生产满足上述要求的程度来调节。马克思曾经指出，自耕农生产的农副产品的价格经常低于其价值，因为其经营是为了直接生活的目的，经营界限不是资本的平均利润，而是“他在扣除实际的成本之后，付给自己的工资”，即补偿维持其自下而上的最低限度的需要。（《资本论》第三卷第908页）我国封建地主制下小农的情形也是如此。而且，只要他们经营的商品生产是以自给生产为依托的，是利用季节性的闲置劳力和家庭辅助劳力进行的，其产品的价格就不计算劳动力的消耗，也不计算生产资料中自给部分的成本；为了维持生存——这是自然经济的首要原则，只要产品的售价在抵偿货币支出的成本后略有盈余，他们的经营就会继续下去。这在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也是不可想象的[13] 。由此可见，在地主制下的小农经济中，由自然经济所产生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活动机制，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地主制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本质联系，也在这里表现了出来。

从地主制下的基本经济单位看，一方面，商品生产已成为其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这种商品生产又仍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和依托；一方面，流通已成为它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环节，另一方面，流通还没有控制整个生产过程；一方面，价值规律已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另一方面它又受制于基于自然经济的原则和机制。我们不应强调其中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因此，承认地主制经济与自然经济的本质联系，也不意味着否定地主制下存在着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

从包含的经济成分看，地主制经济是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相结合的二重性经济；从其主导方面看，地主制经济仍然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但这已是一种不完全的自然经济。所谓不完全，是指其内部包容了商品经济成分，不同于典型的自然经济。但这并不意味着自然经济的解体或走向解体，而是自然经济的一种形式，一种类型。因为它所包容的商品经济成分，并没有破坏其自然经济的基础，反而加强了它的活力。

例如，马克思曾指出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是自然经济的基础。在我国封建地主制下，由于小规模的精耕细作集约经营的发展，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更确切讲是一种农副结合）有不断强化的趋势。虽则这种结合已不是完全的自给性生产，而是自给性生产与商品生产的结合，但自给性生产仍然是它的基础。农业和副业都各自包含了自给性生产和商品生产的部分，其具体比例因时因地而异，但一般而言谷物种植更多表现为自给性生产，家庭工副业则更多表现为商品生产。由于有自给性生产为依托，从而生产出廉价的产品，提高了这种商品性家庭工副业的竞争能力和对市场的适应能力；又由于有商品生产作为自给性生产的补充，使这种以自给性生产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的生命力大大增强。

地主制下与自然经济相结合的这种商品经济，有着浓厚的封建性。商品经济的繁荣主要表现在流通领域，流通独立于生产，商业驾凌于产业的前资本主义特点并没有根本改变。商人多从事买贱卖贵的投机性贩运贸易，通过剥削生产者和消费者获取几乎不受限制的高额利润。这种商业虽然也有促进工农业生产的作用，但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为统治者消费服务的，是向麇集于城市的贵族、官僚、地主供应消费品的单向贸易。它又往往与官府勾结，以某种特权为依托，其积累的财富不是转化为产业资本，而是用于购买土地，从事地租剥削，形成官僚、商人、地主一体化。总之，它主要是服务于封建经济的。

中国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经济有较大的发展，这是事实，但更重要的事实是这种商品经济迟迟没有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为何如此？这和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为何总是斩不断它与自然经济相联系的脐带这个问题是一致的。关键看来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而其原因又要找到地主制下小农经济的特点之上。我国封建地主制下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经营方式的农业，确立和加强了精耕细作的传统，土地利用率和单位面积产量相当高，曾经哺育了众多的人口。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加之小农经济的独立性较强和外部环境比较宽松，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但地主制下小农经营的规模越来越小，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后来还呈现下降趋势。如唐代以后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平均生产粮食数量逐渐减少，清代尤为明显。在这里，我们不去探讨这处特点形成的原因，只是要指出它对商品经济发展的极大制约。在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和农业生产不稳定的条件下，从事商品生产的农民和地主，难以获得商品粮和其它物资长期的、充足的、稳定的供应，为了维持起码的生存需要或提高其经济的保险系数，为了在自然风险（如灾荒）和社会风险（如战争）出现时能立于不败之地，他们总是不肯放弃或大或小的自给性生产部分。即使条件顺利时暂时削弱了自给性生产，一旦形势变化又马上由商品生产向自给性生产回归。甚至有些商人也要从事自给性的农业生产，或者转向地租剥削。商业资本之向土地回流，重新纳入自然经济的轨道，不能不说与此有关。

总之，在中国封建地主制的发展中，我们看到了两种因素起着方向相反的作用。一方面较高的生产力和较为宽松的经济结构使商品经济有较大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又从根本上限制上它向新的高度发展。在各种条件配合下，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表面很繁荣，实际水平却不高，商品流通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它的生产基础。鸟儿凭着空气浮力展翅飞翔，但它飞得再高也离不开地球表面的大气层，因为地心引力起着相反的作用。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凭借各种条件获得长足的发展，但它再发展也不能从根本上脱离封建经济的轨道，因为低下的劳动生产率在限制着它。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迟迟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症结殆在于此。当然，这一切的最终根源，还是封建地主制。

今天，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仍然面临着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巨大任务，尤其是要使自给半自给的农业向商品性农业转化。在这过程中，我们不但要反对形形的自然经济观念，而且要警惕和抵制商品经济中封建性的表现。我们不但要理顺流通领域中的各种关系，而且更要切实地在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上下功夫。这算是我们考察地主制下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所得到的一点启示吧！

注释：

[1] 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经济单位必须占有各种生产要素并实际上从事生产。乡邑之类的行政单位或社会单位，虽然也可以通过地方小市场等实现某种经济联系，但并不是各种生产要素的占有者，也不从事实际生产，并不构成经济实体，因而不属这里所说的经济单位之列。

[2] 参阅李根蟠、黄崇岳、卢勋：《中国原始社会经济研究》第六章，第一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3] 经君健：《试论地主经济与商品经济的本质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4] 恩格斯把前资本主义时代称为“简单商品生产时期”，又名为“农民自然经济”时期，这并不矛盾。我的理解是，从商品经济的自身发展看，这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从整个社会经济看则仍属自然经济时代，而这是由小农经济的自然经济性质决定的。详后。

[5] 例如，马克思指出：“在古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等等生产方式下，产品变为商品、从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现象，处于从属地位。”（《资本论》第一卷第96页）又说：“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货币的充分发展……只是在他们解体的期。……例如在罗马帝国，在它最发达的时期，实物税和实物租仍然是基础。那里，货币制度原来只是在军队中得到充分发展。它从来没有掌握劳动的整个领域。”（《马恩选集》第二卷第105——106页）古罗马的大领地被认为是真正的自然经济（《资本论》第三卷第886页），等等。可见在马克思看来，奴隶社会从总体看是属于自然经济范畴。

[6] 从这些关系以土地所有权为基础看，也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物的关系，但不是商品交换关系。

[7] 方行：《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

[8] 所谓二重性是指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的并存，若从决定事物性质的主导方面看，则前资本主义经济仍属自然经济范畴。

[9] 马克思多次提到自给自足的或以使用价值生产为目的的农民家庭（如《资本论》第一卷第94—95页，《马恩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册第471页，475页，477页，481页），列宁也谈到俄国“农民的自然经济”和“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宗法式农民”（《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87、165页）。

[10] 如《管子•侈靡》说：“市者，劝也，劝者，所以起本事也。”

[11] 《逸周书•大聚》谈到周人的乡邑“兴弹相庸，耦耕俱耘。男女有婚，坟墓相连，民乃有亲。六畜有群，室屋既完，民乃归之。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畜百草以备五味。立勤人以职孤，立正长以顺幼，立职丧以?r死，立大葬以正同，……山林薮泽，以攻其利，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贾趣市，以合其用。……分地薄敛，农民归之。”可见建立在农村公社躯体之上的领主领地是存在着内部分工的自给自足经济单位。又据《盐铁论•水旱》载：“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田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所而上无事焉。”这可以视为对领主领地内部劳动分工与自给自足生活的一种模糊的记忆。

[12] 关于这个问题需另文讨论。

[13] 参阅魏金玉：《封建经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