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轮驱动治理财报舞弊

在中国正处于新兴加转型的经济格局下，如何剖析财务报表舞弊现象，并从制度层面安排治理策略，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财务报告是报表使用者凭以进行相关决策的“风向标”，也是公司高管层职责履行成效的“检测仪”，更是会计人员专业技术与职业操守的“试金石”。近年来，财报舞弊现象越来越被企业、学术、监管等各界所关注。在公司财务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不少的舞弊事件，其中，以安然事件为代表的美国系列财报舞弊案，成为新世纪全球会计史的悲情记录。

理性透视舞弊

目前，企业突出的财报舞弊三大手法依次是：一、随意调节收入及成本粉饰业绩，如提前或推迟确认收入、增减资产使用年限调节折旧费用、选择不同计量模式来核算同一交易或事项、转回以前年度确认的减值损失等；二、利用关联方交易转移利润，如通过母公司豁免大额债务、通过畸形价格买卖、通过大额捐赠等手段直接向目标公司输送利润；三、凭借虚构经济业务进行系统造假，如目标公司与关联企业相串通，通过编造虚假合同等手段进行系统造假，虚构业务收入，导致财务报表虚盈实亏等等。各种舞弊手法应有尽有、不断翻新，令人防不胜防。

会计的初始职能是反映职能，而会计的整体效能并非止于被动反映这种本能。在人的主观能动性之下，会计可能衍生出特定的职能，即相关利益主体能够利用会计信息对公司高管层进行监督和激励。在会计初始职能基础上建立的衍生职能中，激励优化有助于鼓励管理层“说真话”；而控制优化能够为激励契约提供更加真实的信息，从而降低激励契约中的“人为噪音”。由此。激励优化与控制强化之间可望形成一个自我增强的正向反馈环路。这只是一种研究假设。当然，由于理论的分析前提在现实中经常是不存在的，这种正向反馈假设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也暗含着激励与控制之间恶性循环的可能性。

剖析舞弊诱因

激励与控制究竟在公司财报舞弊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是分层剖析的价值所在。

一、诱发性“土壤”――激励不力。

通过对大量公司的调查发现，很多公司对于公司高管层激励的特点表现在：1　在行业及公司间总体薪酬水平存在巨大差异；2　越是高级管理者，其兼职现象越严重，即存在“零报酬”现象；3　董事长及总经理年度总体货币收入过低，个别差异悬殊；4　报酬结构不合理、形式单一。同时，根据调查分析表明，货币报酬、持股水平与公司业绩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就揭示了高管层的激励不足和激励空缺现象。

在激励弱化与激励错位并存的同时，激励权安排不当、高管层薪酬比例低也直接影响相关主体的内部控制动力。

董事会、监事会对财务报告信息的编制流程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督责任。然而，由于公司法没有赋予监事会相应的激励权，且监事的报酬也多由经理们决定，使得监事会既没动力、也没能力去监督董事、经理的违法违规行为。公司激励权与监督权的脱节，必然影响监事会和董事会的会计控制能力，监事会检查财务及对董事经理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形同虚设。因此，激励权安排失当、报酬水平低、领酬比例低的现象必然导致内部会计控制动力的缺失和不足，为财报舞弊培植了难得的“土壤”。

二、防火墙“篱笆”――控制不力。

在市场交易环境下，“正门不开，必生斜道”。如果内外控制不力，那么财报舞弊也将必有其路，内部控制与外部控制的弱不禁风各有其因。

财务监督，“有位”才能“有为”。通过分析企业内部控制可以看出，监事在监督董事、经理层职务行为及检查公司财务的过程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进一步调查发现，监事会的位置与角色居于股东大会下的情形占主流，监事会与董事会并列的公司占少数。这两种情形显然降低了监事会的权威，直接影响监事会实施内部会计控制的能力。相比而言，在监事会下设审计部的效果最为理想，但在监事会下设审计部门时，我们可能又有理由怀疑那些身为总经理下属的审计部经理等，能不能“挺直腰杆”有效监督经理的行为。此外，按照内部会计控制的分析框架要求，公司理应设置内部审计部门，专门对财务报告中的错弊和其他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审计。但实际中只有少数公司的机构如此设置，多数公司情况不令人满意。

实际调查分析表明，作为预防和发现财报舞弊的重要前提保障――内部控制环境亦不容乐观。这无疑为公司财报舞弊提供了适当的“温床”。

在外部抑制会计控制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前些年间发生的问题主要与当时的制度过于原则化、缺乏操作性等有关。此外，目前相关法律法规不完善、处罚不力也助长舞弊之风，这主要表现在：民法通则“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忽视了财报舞弊的特殊性：公司法、证券法对编制提供虚假财务信息必须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实际上形成了对财报舞弊的处罚大多只触及行政处罚，最严重的也只涉及刑事责任，而民事赔偿责任则无法执行的局面。

不可否认，公司的激励现状及其会计控制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财报舞弊的“土壤”，即财报舞弊的原因确实同时跟激励的不足与错位、会计控制的虚化与弱化相关。这说明，治理中国上市公司财报舞弊必须坚持“双轮驱动力”的观点，即激励优化与控制强化同时并行。

激励与控制双轮驱动

一、从激励因素看，需要注重三个方面：

1　在公司激励权的配置优化上，需要赋予监事会激励董事和经理层的权利，使监事会的激励权与监督权得到有机的结合，从而加强监事会对公司董事和经理人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力度。

2　在激励的选择与搭配优化上，需要考虑不同对象的工作内容及性质。对董事、经理人员而言，应该强调其报酬与公司绩效挂钩；而对承载挤出公司“业绩水分”的监事会成员而言，其报酬应该实行类似于独立董事的固定年薪外加出席费的做法。当然，对公司高管层的激励还必须结合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建立与经理人才市场相适应的职业声誉机制，改变目前以“官奉位”为导向的隐性激励。

3　在激励信息基础优化上，可借鉴国外相对绩效评估的办法，从而排除特定公司所处行业的风险，降低激励契约中的噪音。比如，借鉴经济价值增加法和修正的经济价值增加法，通过科学的业绩评估，为激励优化提供更加有效的信息。此外，还可以利用统计技术中的主成份分析，实现既充分评估高管层业绩，又能减少变量的目的。当然，对监事的业绩评价应该以其对违法违规行为和财务报告生成过程的监督力度与效果来衡量。

二、从控制因素看，需要注重三个层面：

1　修改相关法律，强化内部会计控制。在内部会计控制方面，应该在监事会设置由独立监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由其负责对公司高管层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

2　完善现有的舞弊审计准则，加强外部审计师发现舞弊的作用。

3　修改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对财报舞弊法律责任的规定。尤其应实施司法审判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对财报舞弊责任人、损失赔偿金额、损失如何在责任人之间分配以及高管层和事务所相关民事责任的解除等做出明确规定并完善，切实加强其监管能力和权威。

需要强调的是，财报舞弊与利用会计政策进行选择性盈余管理和利润修匀等有着根本的不同。财报舞弊不单单是一个会计问题，背后隐藏着深刻的经济利益冲突。治理财报舞弊必须提高公司高管层的显性激励水平，增加其责任，改革并优化现有公司激励权安排，加强监事会的激励权和监督权能，由监事会主导对公司的内部会计控制，强化监事会的监督职能。在外部会计控制方面，应该借鉴国际经验，完善现有准则，强化对财报舞弊法律责任尤其是民事责任的规定。总之，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与市场环境，决定了治理公司财报舞弊必须坚持激励优化与控制强化同时着力的双轮驱动治理策略。